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思想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思想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既注重读经典著作，又注重读重要著作，是我读书的一种习惯。近期，我把方军的《思想的散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列入了读书计划。他当过哲学系教师，做过《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担任过地方领导，也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这种走向“全面发展”的同仁精心写出的著作，我是喜欢阅读的。《思想的散叶》之特质，就是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以哲学方式或历史唯物主义关切现实重大问题，注重在分析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中凝练思想。基于这种特质，《思想的散叶》呈现出的鲜明特点，就是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及其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看待一切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强调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唯物史观的新形态。
一、马克思的哲学及其哲学变革
书中的《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永远的马克思》等章节，集中探究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及其哲学变革。这是作者哲学研究一直关切的一个主题。
在这些章节所表达的学术观点是鲜明而清晰的。作者认为，由康德开启，经过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跃迁，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康德哲学的真正意义主要不在于它是近代西方哲学主题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的完成者，而在于它开启了近代哲学继而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换，即“新的哲学变革”，这是从基于实践理性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的，但不能说康德已经认识到伦理道德问题实质上是历史观问题，但他强调伦理道德问题不能由认识论的反思而“知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价值”是康德哲学中绝对不可或缺的环节。历史观是康德哲学主要的努力所在。康德哲学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显得消极，但在价值向度上却是积极的。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其“宏大的历史感”，即所阐发的作为历史推动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真正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这就使辩证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感。如果说康德哲学开启了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那么黑格尔哲学则将历史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以历史观来统摄全部哲学。在他以前，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如此重视历史观问题并形成一个庞大体系，他做到了唯心主义者在历史观所可能做到的一切。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他试图提供一种绝对地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万能药方”。辩证法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合理的价值观作支撑，辩证法作为思维方法与作为价值观有着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不仅表现为克服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且还体现为批判其中的不合理的价值观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反辩证法性质，这体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由康德所开启的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只是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真正以完成了的形态得到明确表达，这是哲学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
这是作者对从康德哲学经黑格尔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深刻解读，他以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其中包括价值观、辩证法），清晰而深入地揭示了西方哲学的总体演变，把历史观、价值观、辩证法凸显出来，并将其理解为这种演变的关键环节。基于这种理解和把握，作者致力于用历史观及其真理观和价值论统一，重新理解认识论、辩证法以及人学，重新理解社会符号论，重新理解实践标准、思想路线、教条主义、历史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科学历史观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一生都始终关注的问题。作者进一步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也有能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领域。把一切哲学问题以及与哲学有关的问题都放在历史观及其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框架中加以理解，是颇为独到而深刻的，它深刻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与哲学变革的实质，为理解和把握哲学问题以及与哲学有关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问题以及与哲学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方法论启示。
尤其是作者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时，特别强调马克思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欧洲中心论，这一观点富有启示意义，对我们读懂马克思提供了有益帮助。马克思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早期，还没有超越欧洲中心论，多强调历史发展的直线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欧洲取得胜利。然而，马克思在从事理论研究的晚年，就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提出的多线论，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论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我们一些学者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另一方面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学徒，这表明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这本书的作者读懂了。
二、哲学历史观及其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书中《人的对象化活动与价值观念的哲学特质》《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价值冲突与文化发展》《试论邓小平价值观的中国气派与时代品格》等，集中探究的是哲学历史观及其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这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另一个主题。
这些章节主要阐述了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作者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框架内，最基本的是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取向性（价值关系）的统一，价值因素内在于历史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可分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人本身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必然性、社会进步和人本身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必然性，科学历史观本质上也是科学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应由认识论框架向哲学历史观框架提升，价值观问题实质上就是历史观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实质上也是历史观问题，是科学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根本上是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价值本身，根源于实践中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基本矛盾，价值关系是由实践创造的，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包括价值关系，价值关系是“属人的关系”。在属性上，价值是客观的，价值观则是基于客观的主观，是主客观的统一。价值本身具有时间的矢量性、方向性。关于价值评价，它作为一种观念因素，是不能由自身提供尺度和标准的。较为难解的问题，是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作者认为，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结构是“价值目标”“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的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关系”“对具体价值的看法”；文化作为对野蛮的扬弃，一开始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文明实现、发展的条件，文明对野蛮的扬弃，绝对没有消除环境对人、自在力量对人的约束，没有消除外在世界对人的异化性质，没有消除人的不自由状态，而文明恰恰是以上述性质为前提才不断有所发展的，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自由与价值，常常伴随以新的更大的不自由和对价值的否定，这是文明区别于野蛮、区别于文化的重要标志，克服和解决文明固有的矛盾、冲突的过程，体现为文明的不断扬弃，文化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使得这些成果不被文明发展的对抗化形式所掩盖，文化发展体现为人的价值不断实现过程中，文明是文化进步的一个纽带，其逻辑是野蛮—文明—文化。作者还谈到了邓小平价值观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强调邓小平价值观的民族性是以时代背景为依托的民族性，其时代性是与中国特色相辉映的时代性，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邓小平价值观既有别于民族虚无主义，也有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这些观点阐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关系、文明和文化的关系、价值本身、邓小平的价值观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独特价值在于：传统哲学观没有把价值观置于应有的位置，作者跳出认识论框架，在历史观框架内理解和把握价值，用价值观理解和把握哲学一切问题以及与哲学有关的问题，凸显了价值观在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对传统哲学观的一种突破。在文明和文化的关系上，一般认为文明高于文化的地方在于它体现着人类进步发展与真善美，而作者却认为文化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使得这些成果不被文明发展的对抗化形式所掩盖，文化发展体现为人的价值不断实现过程中，文明是文化进步的一个纽带，其逻辑是野蛮—文明—文化。这就需要我们重审文明和文化的关系。同时，作者对邓小平价值观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的分析也有新意，它既表明邓小平价值观的先进性，也表达了邓小平价值观的民族价值和意义，或“既顶天又立地。”
三、世界、时代发生的主要变化
书中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学风与价值观》，集中阐释了世界、时代发生的主要变化。
作者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资本是影响世界、时代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则是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居支配地位。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程度，它与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相关，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使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存在所代替。第二，教条主义罔顾世界、时代的变化。教条主义有几种形式，即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语录和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及它本身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生动发展隔离开来，从本本出发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的附会式理解来剪裁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照抄照搬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习惯于从古代“老祖宗”那里寻找“济世良药”的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不顾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把古代圣贤们的思想视为具有所谓“永恒价值”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东西；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外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这样的教条主义导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第三，时代是思想之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世界、时代、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质上是在建构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思想样貌，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创性贡献。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要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主动去构建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作者揭示分析了教条主义的几种形式及其危害，是颇为独到的。教条主义危害极大，但不是那么容易破除的，因为它往往打着“正确”的旗号，反对教条主义的人似乎在反对所谓的“正确”而不那么理直气壮。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使理论与实际相割离，只讲所谓条条的理论而不顾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而且用抽象的理论剪裁现实的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又揭示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这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和历史思维水平。
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书中的《迈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宣言》等，是阐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作。
在这方面，作者主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版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现代化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如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对怎样实现“两个结合”，作者给出了最为精辟阐述。其逻辑是：历史方位—主要矛盾—根本问题—解决方法—人民中心。就是说，谈论“两个结合”，首先要考虑历史发展中的“历史方位”，直面一定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要解决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其价值目标取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271—275页）。不仅如此，作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和阐释也是独到而精准的。他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是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形态，是尊重各民族国家文明样式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文明形态。
这里，作者抓住了“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要素，并深入精辟地揭示出了“历史方位—主要矛盾—根本问题—解决方法—人民中心”的内在逻辑与系统整体，提供了一种分析“两个结合”的框架，为我们深入认识“两个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也有新意，它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和核心，把握住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同时也表明作者具有深邃的哲学眼光和领悟能力。
五、理论中国和中国理论
书中的《发展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着力谈论的是构建“理论中国”和“中国理论”。这是作者近年集中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致力于构建基于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中国理论”“理论中国”，是作者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的主要致思取向。在这方面，总体来说，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可表述为：远离社会实践、对实践缺乏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所谓“学术研究”，即便再热闹，喧嚣无比，也不过是“茶杯里的繁华”“茶杯里的风暴”，终究是小格局、小情调、小圈子里的狂欢，与实践、时代与人民无所助益，因而，不宜倡导观念论的研究范式，因为它是导致目前我国理论学术落后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水平的重要原因。学术脱离时代，时代也必然疏离学术，学术冷漠人民，人民也必然冷漠学术，理论脱离实践，实践也必然抛弃理论。中国实践是极其独特的，也是极其深刻的，是极其复杂而开放的形态。我们要构建体现和反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从理论学术上来概括、提炼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能主要归结为西方现代化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它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得益于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因而具有主动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我非常赞成作者及其本书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思路，它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和理论研究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而且也反映时代、我国实践发展的新要求，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只有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学风，我国的理论研究才能真正达到时代、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进而才能真正彰显我国理论研究的价值与生命力。实际上，作者在担任《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期间，尤其是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总是积极倡导正确的学术理论发展方向并引领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且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特别值得称赞的！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