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葱岭-帕米尔探险考察
陈达达 陈达达古人
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葱岭-帕米尔探险考察
我一向对我国一些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持保留，甚至不以为然的态度。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论文，抑或是他们的著述皆以“翻译史书”、“引经据典”为要，通常那些“半白半文”的论述，就像“中文里夹带些英文单词”一样，搞得悬吊吊的，丝毫不接地气，感觉除了炫耀自己“博古通今”之外，一点也无助于历史事件的通俗化、大众化。对于新疆西域史地学术方面的研究尤其如此。我们很多学者的论文动则上万字，可就是没有一张地图附注加以说明。好些地名更是张冠李戴，且不能通今。我甚至怀疑那些学者们究竟知不知道他们论文里引述的那些“老地名”究竟位于现在地图上的那个经纬坐标，当然也就更不敢奢望他们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过田野实地踏勘了。
这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的遗憾，估计也跟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分科有直接的关系。造成了学历史的同学不懂地理，不懂测绘，学地质的又不精通历史、不明考古，专业之间的隔绝自然就形成了我们抱缺守残的“专业角度”的非“专业化”，以至于不能“通俗化”。
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喜欢西域探险的人来说，估计谁都知道斯文赫定、斯坦因、荣赫鹏等一大批闻名遐迩的西方探险家，但就探险而言，在十九世纪末，与这些西方探险家同样比肩的，闯入那片穷凶荒漠、天寒地冻的“葱岭”进行勘测探险的英雄名单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海英”和“李源炳”这两位勇士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除了我们的历史学者没有让学术历史“通俗化”、“大众化”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以至于他们的英勇壮举，在一百多年来都还沉睡在清朝衙门的故纸堆里而不为世人所知。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十年，特别是1891-1895的这关键五年时间里，英俄两个帝国的“大博弈”已经开始在帕米尔高原上面对面，刀光剑影达到高潮。鉴于俄英在喷赤河两岸以及帕米尔地区的争夺加剧, 1891年(光绪十七年)，当时的清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边防措施。除了清政府驻外公使许景澄积极的外交斡旋外，一方面命令清军布鲁特都司旗官张鸿畴率兵赶赴帕米尔的叶西尔湖东端苏满地区,加强在帕米尔地区的防备实力;另一方面积极地组织人员查勘新疆西南部边境地区,指令“详细绘图,以资考证”。1891年7月3日,新疆巡抚魏光焘派喀什噶尔道府的海英、主簿李源炳负责对“疏附县之乌孜别里山以南,至叶城县西南沿边一带”进行边界踏勘的具体工作。要知道，对于当时以奕劻和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在跟英俄两个帝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手上仅只有一张洪钧公使过去在德国购买的一张由俄国人绘制的经纬地图，许景澄也给总理衙门提供了另一张英国佬绘制的克什米尔及帕米尔地图，当时的清政府还不曾绘制过现代地理经纬图。海英和李源炳二人就肩负着对帕米尔地区的勘査使命,最终他们两耗时整整两年,即从1891年7月起到1893年7月结束。
这次踏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891年7月3日,止于次年1892年3月25日,历时8个月,行程3000余里。1891年9月,海英和李源炳率领测绘、向导、文书传递、工程开路等一行人员从疏附县岀发,查勘了波罗里坦（波斯坦铁列克）、塔什米里（塔什米里克）、科鲁特则（克鲁格阿特）、改子外卡（盖孜卡伦）、布伦库尔（布伦口）、苏巴什、塔哈尔满（塔合曼）、色勒库尔（塔什库尔干）、和家克巴依（乌加克巴依）,翻越丕一克山口（排依克山口）进入小帕米尔,经伊斯里克卡伦（Ystyk），翻越内扎塔什山口（NeizhaTash Pass），于次年初到达阿尔楚尔帕米尔（Alichur）的苏满卡伦（SumanTash）。在苏满，海英命令随行人员重新修整了就在去年（1891年7月末）夏季被入侵的沙俄哥萨克骑兵捣毁的乾隆纪功碑碑座残迹，当时，碑身已被俄国人腰断拉走，不见踪影。海英绘制了《海英查勘苏满碑卡图》,并详细描绘了中国管辖的苏满卡伦和乾隆纪功碑周围地区的地形、地貌,成为当时中国在该地区享有主权的一件重要物证。之后,海英率领踏勘人员从Alichur，经六尔阿乌（穆尔加布），到郎库里（Rangkul）帕米尔，翻越却克泰(“却和太”，即今天的“琼恰特的结不陶山口”，也是当年斯文赫定第一次进入布伦口乡翻越的山口)山口返回布伦库尔,并沿原路于1892年3月25日返回疏附县城。此次踏勘共绘制了塔克墩巴什帕米尔、小帕米尔、大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和郎库里帕米尔等六幅道里图。
需要特别加以补充的是，海英、李源炳带领考察队的这次“科学”考察的时间段。其实早在他们于1891年7月初从疏附县启程出发时，俄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就已经偷偷的把这个信息谍报给了当时的俄国远征军，所以当海英、李源炳的考察队于年底抵达Alichur帕米尔的苏满塔什地区时，这里就已经被提前赶到的扬诺夫的哥萨克骑兵捣毁，砸断并盗走了早在1759年清政府就竖立在此的“乾隆记功碑”。次年1月考察队“苏满扶竖”时，这座乾隆御碑“仅存碑座一方,高一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已无明显标志性意义,遂上报新疆巡抚魏光焘。最后魏巡抚回电，命令海英刊石刻字，重新立碑，并指令在立碑旧址,修建围墙，加固防护，以为将来划界稳定证据。海英还详细绘制了《海英查勘苏满碑卡图》,记录了中国管辖的苏满卡伦和乾隆纪功碑周围地区的地理环境,成为当时及今后中囯在该地区拥有主权的重要证据。
到了1892年3月，考察队收到来自巡抚的电令。“分檄海英查西南一带,自乌孜别里起,至东南边界,李源炳自莎车、叶城东南边界起,至西南边界会于塔墩巴什”。于是，海英、李源炳立即赶回疏附,为第二阶段的考察分头准备。
第二阶段，考察队兵分两路进行边界踏勘。
一路由海英率队再次踏勘帕米尔地区。1892年4月从疏附出发至布伦库尔,再经苏巴什翻越萨雷阔勒岭的一个无名山口,顺岭自西北经郎库里到乌孜别里山口,再向北经大喀拉库勒湖行至今吉尔吉斯斯坦国的伊尔克什坦（Irkestan）附近区域，沿途详细勘测了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所规定的中俄两国从伊尔克什坦至乌孜别里山口地段的边界地形。之后,海英原路重返苏巴什,并由苏巴什顺萨雷阔勒岭向南行至明铁盖达坂,再向西翻越“倭海及蕊达坂”(瓦呼罗特山口，即今天的南瓦根基达坂或瓦赫吉尔山口),经过博扎伊拱拜孜（布才拱拜孜）进入瓦罕帕米尔，并从上瓦罕河与帕米尔河的交汇点之Langar村，东北行经哈尔果什山口，再向东横穿萨雷库勒湖（Zorkul），经克孜勒拉波特和AKtash，返回色勒库尔（塔什库尔干提孜拉甫），最后在1893年3月回到疏附。
另一路由李源炳率队踏勘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1892年4月,李源炳率队从英吉沙尔出发,向南经八沙达坂（麻扎达坂）踏勘了卡拉胡鲁木达坂(喀喇昆仑山口)，并在喀喇昆仑山口竖立了一块著名的铁板界碑；而后，反顺泽普勒善河(今叶尔羌河)南转向西行至八扎塔拉（麻扎达拉）。在这个地方，李源炳的考察队赶上了泽普勒善河夏季涨水,无法继续西行,于是只好掉头东返,重走黑子黑将木干（黑恰、柯尔克孜江尕勒）、翻过麦盖提（苏盖提达坂，Suget Pass）,溯哈拉哈什河(今喀拉喀什河)东行,到达昌器利满达坂附近(今空喀山口附近)。此地“独起高峰，天然劈画，迤南分干提拔，尖峭从嶂，西行为退摆特（拉达克）隆角尔赛赛尔一带冰川”。最后顺原路返回麦盖提休整,再北上返回英吉沙尔县城。稍事休整后,李源鈉再次率队南下入山,翻越喀什喀苏达坂，经塔尔巴什抵达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先后踏勘了红孜纳普达坂(今红其拉甫山口)、丕依克达坂、阿格吉勒达坂，翻越明铁盖达坂后，经密什噶（Misgar），进入星峡尔山谷,向东翻越星峡尔山口（Shimshal Pass）后，抵达上次大东面入山踏勘所行的最远地点八扎塔拉。直到1893年7月李源炳一行才完成对整个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的踏勘和测绘,返回英吉沙尔,历时一年余,行程万余里。
海英、李源炳所踏勘地区,海拔极高、山形险恶、气候恶劣、人迹稀少,他们“跋涉穷荒,冲冒瘴疠,可谓是探察史上的伟业”。海英、李源炳在完成踏勘后,曾分别向清政府呈交踏勘中测绘的地图,仅收入《新彊图志》就有六幅。
这六幅分别是:
《海英校勘总署帕米乐图》
《海英查勘西南边界及帕米尔全境形势道里图》
《海英查勘中英两界图》
《(中英两界)线说图》
《海英查勘苏满碑卡图》
《李源鈉查勘莎车叶城各属东南边界图》。
他们的部分踏勘报告公函收入了徐祟立编《西城舆地三种汇刻》,该书还收入了海英等人绘制的三幅地图《喀斯库穆等处形势图表》、《帕米尔形势界画道里图》、《新疆西藏西北边隅疆界图》。这些地图的精确与详尽,远超过《大清一统舆图》、《西域图志》、《新疆识略》等书中的有关地图。
（头条编辑：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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