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0期，原文标题《在圣雅各之路，寻找什么？》
诸多徒步者跨越古镇、田野和山坡，有的是为了寻访历史，为了朝圣，有的为了减肥，也有的为了孤独、逃避或和解，或者连他们本人也说不清楚。
记者/张星云
西班牙古城圣地亚哥，圣雅各之路的终点（视觉中国供图）
我喜欢徒步，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单纯的感觉。每每在城市的樊笼中待久了，我就会去户外徒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你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最简单的关系，不需要顾忌别人的感情，不需要婉转的言语，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水，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冷了就穿衣服。人类就是一种动物，通过这些最基本的感受，迎风、呼吸、坚实地迈出每一步，看到那些在城市中永远看不到的景色。徒步给我的放松感完全不亚于海岛度假，与每天在沙滩上跑跑步、看看书，然后烂醉在泳池边的躺椅上晒太阳一样享受。
我之前走过一些国内线路，走过一段环勃朗峰线，从2017年起，我开始走圣雅各朝圣者之路。自此每年春节假期，我都会用五天到一周，在圣雅各之路走上100多公里。不仅享受冬季欧洲停滞的乡间宁静，还约上在巴黎的哥们儿，一起边走边畅谈，把一年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一遍。
每年徒步的终点，就是下年徒步的起点，这样的徒步我已经持续了三年，如今还有500公里才能达到这条路的终点——西班牙西北角的城市圣地亚哥。
圣雅各之路，持续千年的旅程
1976年，台风季节的菲律宾热带雨林里，美国影星马丁·辛（Martin Sheen）带着自己14岁的儿子在科波拉的剧组参加《现代启示录》的拍摄。马丁·辛在电影里饰演男主角，一位要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实施刺杀任务的美军队长。
电影在拍摄时曾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坏天气、不稳定的东南亚政局，以及导演永远在更改剧本的坏习惯让原本只需5个月的拍摄被无限期拖长。
整个剧组都处于绝望之中，马丁·辛也不例外。电影中有一组著名的镜头，入夜，马丁·辛饰演的美军队长将自己锁在西贡酒店房间里，伴着《The Doors》的背景音乐在绝望中乱舞，他徒手打碎了镜子，又将自己手上的血涂满脸庞。其实原本剧本里没有要求马丁·辛如此夸张地表演，但他那天36岁生日，并且他确实喝多了。
他的14岁儿子，埃米利奥·艾斯特维兹，并不喜欢父亲喝酒，因为喝多了后马丁·辛会变得很暴力，尤其他是长子，所以马丁·辛永远会先冲着他来。父子感情就是在那片菲律宾雨林中一点点瓦解了。
演员马丁·辛与儿子埃米利奥·艾斯特维兹（视觉中国供图）
34年后，2010年，48岁的艾斯特维兹和70岁的马丁·辛再次一起生活在片场，他们一起演了一部电影，名叫《朝圣之路》。在这部儿子导演并编剧的电影里，马丁·辛饰演的父亲汤姆试图去修复与艾斯特维兹饰演的儿子丹尼尔之间的关系。丹尼尔是个到处流浪的背包族，在比利牛斯山区行走圣雅各之路时，遭遇风暴遇难。在美国做牙医的父亲汤姆于是动身前往法国取回儿子的遗体和遗物。但是在到达法国之后，汤姆决定要将丹尼尔已经走过的和没有走完的圣雅各之路重新走一遍，以更好地理解儿子的生活。
在重走圣雅各之路的过程中，汤姆遇见了三个从不同国家来到这里的徒步者：为了戒烟的女烟民，遇到写作瓶颈的英国作家，以及为了减肥的荷兰胖子。他们都在寻找生命里更大的意义，并希望通过徒步，重新在世俗的世界里得到心灵的慰藉。
《朝圣之路》开拍时，马丁·辛已经成功戒酒20年。他说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展现人类的软弱，以及人们从一条路上可以得到的精神收获。
于是，《朝圣之路》的拍摄让马丁·辛与儿子完成了一次现实中的父子之旅。他们来到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用了几个月时间在沿途的各个教堂、驿站和村落考察，选择拍摄地点。他们每天与其他徒步者一样负重前行，晚上住在驿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间的上下铺，在公共浴室洗凉水澡。
镜头内外的父子关系都在《朝圣之路》优美的西班牙乡间风光和舒缓的故事中和解。电影的最后，年迈的汤姆替遇难的儿子丹尼尔走完了全程，在终点得到一张走完全程的拉丁语证书，他郑重要求办事员在上面写上儿子的名字。就这样结束了吗？不，他又继续走，走到海角，将那最后的骨灰撒向大海。终于，如释重负，与自己和解。与汤姆同行的人也一样，女烟民最后决定不戒烟，她接受了自己的烟瘾；荷兰胖子最后决定给自己买套新西装，他接受了自己的肥胖。
《朝圣之路》是如今与圣雅各之路有关的电影里最有名的一部，很多人因影片渲染的奇特疗愈和心灵慰藉效果而上路。
圣雅各之路确实在近几年变得异常火爆，尽管从中世纪起它就是天主教三大朝圣之路之一，但直到1992年也只有1万人走完。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雅各朝圣者之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自此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2013年徒步者达到20万人，并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2018年，来自180个国家的32万名徒步者走完了这条路。
有人将圣雅各之路视作欧洲宗教的复兴，但显然这条“朝圣之路”早已褪去了原本的含义。根据圣雅各之友协会在终点的统计，2018年完成徒步的32万人中，11%走这条路的原因是强身健体，39%因为信仰，而49%的人是因为“精神收获”（Spiritual）。应该怎么去解释这种“精神收获”呢？
终点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进行弥撒时摇摆的香炉（视觉中国供图）
一条路的“精神收获”
作为徒步圣地，如今这条路的路标、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极尽完善，人们只要背着换洗衣物、日常用品和睡袋就足够了，无需露营装备，因此孤独成了这条路的某种必要条件，更多人只肯与自己为伴。按照圣雅各之友协会的统计，40%的徒步者是独自出发上路的。这也造就了这条路上一种独特的景象，即“真正的相遇”：早上人们从驿站独自出发上路，各走各的，绝不相互迁就，由于每人脚程快慢不同，往往在路上相遇，结伴而行一段时间，之后再分别，相互说出一句约定俗成的“一路顺风”（Buen Camino）。到了晚上，人们再在下一座城镇的驿站重逢。
我依然记得结束第一天徒步后那晚的驿站极尽“豪华”。从法国境内翻越比利牛斯山之后，西班牙境内的第一处驿站是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它甚至连个镇都算不上，只在一座修道院旁环绕着两三间平房。这座修道院正是因接待朝圣者而建成，自中世纪起便担任着“青年旅社”的作用直至今日。修道院的罗曼雕塑和厚重的木门在夜晚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古朴，接待我们的神父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他自然精通各类西欧语言，于是我们交了几欧元，就可以在几十人间的上下铺里获得一个床位。按照惯例，他会邀请所有入住的徒步者在晚餐前参加晚祷，然后与两个副手一起为大家准备晚餐，并在开餐后向大家供应几乎不限量的红酒。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晚与我共同在修道院“大通铺”过夜的徒步者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之后一周徒步过程中的旅伴。
英国小哥弗兰克是个标准的西方背包客大学生，从装扮到神态都极为标准，戴着耳机听音乐，平时经常没事儿就往地上一坐，望向日落的方向。两个美国胖姑娘会偶尔搭伴走，显然她俩都没有什么户外经验，穿着全套崭新装备，拄着双手登山杖，比别人走得都慢，大家都清楚她们有两天傍晚是沿路搭了车才顺利抵达驿站，但没有人说破。韩国小姑娘一身业余装备，背包里塞了10袋辛拉面，走得也不快，但她说自己已经是第二次走这条路了。三个日本小伙子本来相互并不认识，但他们英语显然都不太行，很快就抱成一团。
比利时大爷雷奈是我们这批人里的“老鸟”。他第一次一口气完成800公里抵达终点圣地亚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每天徒步的节奏，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于是他没有停下脚步，沿着海边继续走。他老婆坐了一趟飞机，一趟火车，外加巴士，终于找到他，把他领回了家。不过他没有就此打住，在大儿子出生之后他又推着婴儿车来走圣雅各之路，后来还与小儿子一起骑自行车完成过。他在比利时早就成了“名人”，走在大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拽住，“你就是在圣雅各之路上推着婴儿车的人”。
圣雅各之路穿过无数中世纪古镇（视觉中国供图）
但他又来第四次走圣雅各之路了。他熟悉每一段线路的路程以及难易程度，知道冬季哪些小镇的驿站开门哪些没开，他会在上下铺的驿站里嘲笑我带了整套睡衣，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喝酒吃西班牙小吃，还推荐我读法国作家让－克里斯托夫·吕芬（Jean-Christophe Rufin）写的有关这条路的游记。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一次走这条路？”当我不免好奇地问雷奈时，得到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后来慢慢发现，对于“为什么上路”这个问题，并不像在电影里那样容易得到答案。
不过当我变回记者，在采访中问到上路原因时，作家让－克里斯托夫·吕芬对我很坦诚。他告诉我，在决定出发去圣雅各之路前，他正卡在年近60岁的那个槛上。这位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两次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医生无国界”和“反饥饿行动”创始人，当时刚结束为期三年的法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工作。“我老婆曾经认真算过，作为大使，仅仅在官邸参加午饭、晚饭、鸡尾酒会，我每年就会见了1.4万人。当你一年见1.4万人，你就想远离人群了。因此我把这趟徒步之旅当作是‘放空’，一种调整自己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吕芬在出发前就已经决定，这趟旅程什么笔记都不做。“我想经历这一切，不受记录的约束，它只属于我自己。当我在每一段路上看见狂热写笔记的朝圣者，我都十分同情他们。”不过这并没有太多效果，完成徒步回法国的路上，他就写下了小说《造梦人》，然后又决定写一本游记。这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此前从没真的写过自己。“徒步前后，我读过很多圣雅各之路的游记，大部分都是这样：现在几点几分，我走到了哪里，下雨了，我穿上雨衣。这些日常描述也许对作者很重要，但太容易让读者失去兴趣了。”因此这些在他的游记《不朽的远行》里都没有出现，他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和这条路的意义。没想到这本游记出版后在法国大受欢迎，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比他因其他书收到的来信都要多。
“圣雅各之路并不隶属于任何宗教信仰，它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接纳朝圣带来的启发。它释放思想和欲望的苦恼，清除一切精神的虚荣和身体的痛苦，它让‘真我’与自然和谐共鸣，经由身体向思想渗透。”吕芬还记得在终点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里获得的拉丁文证书其实特别碍事，因为没法折叠，甚至根本没法将它完好无损地装进背包里，人人都是举着证书离开教堂的。“说到底，我所做的事和这些自恋的打扮得像纽约客的跑步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经受的考验历时更长，规则也更多。它要求的是一套不同的行为准则和审美标准。可是，尽管真诚，我不得不承认，比起一千多年前真正的朝圣者，我还是更接近这些21世纪的跑步者。”
驿站“大通铺”是徒步者们每天重逢的地方（视觉中国供图）
从朝圣之路到徒步线路
关于这条路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传说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曾在西班牙布道，返回耶路撒冷殉教后，他的尸骨秘密运回了西班牙，葬在小城圣地亚哥。9世纪，隐士佩拉希奥在田野上空一颗明星的指引下，在圣地亚哥发现了雅各之墓。雅各墓的发现自然受到阿斯图里亚斯王国阿方索二世的重视。当时还没有西班牙的概念，位于北部的天主教国家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与南部穆斯林摩尔人占领地将如今的西班牙一分为二。834年，阿方索二世带着皇室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朝圣之旅，圣雅各不仅成为西班牙光复战争中的守护神，圣地亚哥小城因此得名，成为继耶路撒冷、罗马之后天主教的第三大圣地。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朝圣活动达到了高潮，全欧洲的朝圣者背着行囊、拄着牧杖、挂着葫芦，从各地经过法国，越过西法边境比利牛斯山，沿着坎塔布连横岭一路向西，源源不断地涌向圣地亚哥朝圣。由于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加上不时还有强匪的出没，冒着乃至生命危险，能够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教徒，一生的罪孽也就可以得到教会的赦免。抵达者返回时，往往会从圣地亚哥不远处的大西洋海边带回当地盛产的扇贝，以为纪念和证明。扇贝后来就成了这条路的专用标志，拉丁语系中“圣雅各”与“扇贝”也成了同一个词。
在邢啸声写过的所有中世纪艺术史书中，《圣雅各之路朝“胜”记》也因为有了他自己的经历成为最特殊的一本。这位如今81岁的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教授写过《基督教神圣谱》《柱头上的圣经》，三大卷西班牙绘画史，翻译过诸多法国艺术史、绘画史书。他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国家选派到法国的留学生，在巴黎从零开始学习中世纪艺术史。“第一个假期，老师给了我一套法国、西班牙地图，上面有老师自己的标注，哪些中世纪罗曼教堂最值得参观，哪些修道院可参观可不参观。”于是他开始利用假期考察教堂的建筑、雕塑艺术，后来他发现，这套地图就是圣雅各之路的地图。他断断续续的考察持续了20多年。
因为朝圣者数量逐渐增多，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原先设有医院、修道院、补给站的地方也演变成大小都市或村镇，大量中世纪罗曼艺术建筑建成，沿途为朝圣者提供食宿的小旅馆，直接带动了村镇的经济繁荣。欧洲各国的神职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各类工匠，在圣雅各之路沿途城市定居，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这条路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远远超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范畴，浓缩了近千年的欧洲文化史，乃是欧洲身份认同的起源之一。”邢啸声说。
上世纪8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为了巩固欧洲的身份认同感，欧盟委员会于1987年将圣雅各之路评选为“欧洲文化线路”。随后1993年、1998年，圣雅各之路西班牙段和法国段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邢啸声还记得80年代他刚开始考察这条路的时候，没有移动通信设备也没有路书，在纸上写着小镇的名字到处问路。但从90年代开始，圣雅各之路逐渐成为一条全球热门徒步线路。
法国历史学者让·贝博龙（Jean Babelon）最初只是召集了一小撮历史、艺术史和中世纪文学史学者在巴黎成立了圣雅各之友协会。“起初他们的目标是从历史、艺术和文学的角度重新发掘这段朝圣历史，但当时正好赶上徒步运动的兴起，于是他们决定顺便为徒步者提供一系列帮助，不仅考据历史，还划分路段，制作路书，并为徒步者联系沿途的住宿驿站。”现任圣雅各之友协会主席帕特里克·贝尔纳（Patrice Bernard）告诉我，作为这条路上成立的第一家现代民间机构，让·贝博龙等人当时效仿历史推出了“朝圣者护照”和盖章的机制沿用至今。这本曾在中世纪充当着“通关文书”作用的护照，如今是一张白色的手风琴式折页纸，其貌不扬，每每经过沿路驿站，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就会为徒步者盖章并写下日期，抵达终点时，这本护照就成了证明徒步者是否按顺序一路走下来的最好文件。
近年这种护照、印章的徒步模式已经传到了日本熊野古道，后者与圣雅各之路互为姊妹路，很多走完其中一条路的人就会去走另一条路，以获得“双认证”。圣雅各之路太火了，以至于加拿大魁北克和巴西都有“预备圣雅各之路”，供想去西班牙的徒步者体验并提前准备。
圣雅各之路也成了我和外国人打开话匣子的方式，没有人不知道这条路。去欧洲出差，同路的意大利美食作者会和我交换圣雅各之路沿途的好馆子信息。采访阿根廷新媒体艺术家阿马利娅·乌尔曼（Amalia Ulman），她会激动地说小时候生活在西班牙小镇希洪（Gijón），自己家门口就是圣雅各之路，每天看着徒步者经过。每年年底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当我埋于稿子，都会在某个瞬间想到西班牙乡间的景色和空气，让人放松神往。每每此时，我会从柜子里翻出我的“朝圣者护照”，看看之前的印章，再看看路书和地图，盘算着下个春节假期我能路过哪些地方。
但后来我也曾产生过一个困惑，这条世界著名的徒步线路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初次听说的“老鸟”们甚至不屑于如此平缓的西欧乡间小道。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告诉我，这是源于中国与外国徒步文化的差异。
“在所有户外运动中，中国人其实更喜欢登山，或者难度比较高的徒步，就是我们俗称的‘爬山’。”他说登山更侧重于探索未知和挑战，解决困难，以及体能上的坚持和控制，更“虐”，而徒步则是一种自我修行。“如果说通常意义的迈开腿走路是一种反复的闭合型运动，那在一个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完成闭合性运动，就是最大的修行。而最好的徒步者，迈出的每一步都与所处的场景达到最完美的契合，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到自然之中。”因此钱俊伟即便曾经率北京大学登山队登顶过珠穆朗玛峰在内的诸多高峰，每到假期依旧会去徒步。
方翔则认为，中外对徒步的理解是因基础条件的差异产生不同，“实际上在中国至今都没有一条像圣雅各之路一样比较完善、整齐的徒步线路，适合于运动休闲”。方翔曾在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工作过10年，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参与国家步道线路设计。他说由于没有完善的道路，因此在中国，最普遍的徒步仍然是一种由专业向导、背夫组成的多人团队穿越行为，徒步道路也多是碎片化的，很少有可以持续走上三五天的线路。“举个例子，徽杭古道、茶马古道，这些古道曾经是商运线路，现在由于城市化的进程被切割了，有的另辟他路通了隧道，有的因身处景区被植被覆盖，人已经没法走了。但欧洲不是，比如可以连续徒步10天左右的环勃朗峰线，它正好处于意大利、法国、瑞士边境，因为国防战略，不允许通隧道，因此那些山间小路现在还有人走，此外它海拔平均1800米，已经进入高山草甸带，道路不会被植被覆盖。”
法国作家让-克里斯托夫·吕芬
终点，还未抵达
虽然我已经连续走了三年圣雅各之路，但终点圣地亚哥离我还远着呢，我远没有获得《朝圣之路》电影里那样的解脱和救赎，也还没有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描述过的，终点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在进行弥撒时那摇摆的香炉。
在第三年的徒步之后我曾经差点放弃了。那年冬天是在鹅毛大雪里连续走了三天，浑身湿透，晚上住的驿站没有暖气，中世纪的石头房子里越待越冷，接待我们的老板娘为了省钱，晚上9点就把唯一的壁炉灭火。好在最后一天阳光重现，一路在温暖的阳光下徒步让人恢复心情。路段结束分别时，我和巴黎的哥们儿拥抱，暗自庆幸没在最低谷的时候相互翻脸。
记得第一年路段结束后，比利时大爷雷奈叫上同行的其他人，在古镇潘普洛纳（Pamplona）的一家小馆子给我准备了送行宴，席间他请大家喝了三瓶红酒，然后对我说：“每年只走一周真的太可惜了，如果你能放下更多，也许就能一气走完了。”
三年后，我再回想起那个分别的场景是在读完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时。
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名工程师，希望他以后也成为工程师，母亲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他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念书。但他一心想当作家。因叛逆，他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受到过三次电击治疗。60年代末，他离家出走，成了一名嬉皮士，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与一些秘密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后来他又遇到了巴西著名摇滚乐歌星劳尔·赛沙斯（Raul Seixas），一头栽进了性放纵、毒品和摇滚乐的世界中，并先后为赛沙斯写过60多首歌词。但歌词产生了麻烦，惹怒了当时掌权的军政府，他被捕入狱，在监狱被虐待了一周。1986年，38岁的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失去目标，在他第四任妻子的劝说下，走了一趟从法国到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以实现他的梦想：寻找一个故事，成为知名作家。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三个月的徒步，让柯艾略觉醒，既然想当作家，就要认真写字，这么简单的道理快40岁才明白。于是他在回到家后辞去了歌词作者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作家。第二年，他描写徒步过程的自传体小说《朝圣》问世，同年，柯艾略又花两周时间写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气呵成，1988年出版。两本书成为姊妹篇。
柯艾略标志性的寓言故事就此诞生。《朝圣》描写了主人公行走800公里为了寻找一把宝剑，一路艰难险阻，不断克服困难，最后找回了自己。姊妹篇《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讲述一个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平原上的牧羊少年，为了追求梦想卖了羊去寻找金字塔宝藏的奇幻故事，最终牧羊少年在金字塔没有找到宝藏，却实现了自己看世界的儿时梦想。那个满世界流浪的牧羊少年，名字就叫圣地亚哥，也就是圣雅各之路的终点。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最初在巴西出版后无人问津，出版商印了900本，决定下架。柯艾略只好拿着样书，挨个出版社敲门，找了第二家出版，可是也不好卖。后来法国出版商看上了这本书，90年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在法国大卖，开始畅销起来，紧接着英文版流行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好莱坞明星麦当娜、媒体人奥普拉都是这本书的粉丝。如今有关这条路最畅销的书非《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莫属。这部小说被翻译成80多种文字，得了110多个奖项，单行本卖了1.6亿册，覆盖160个国家，目前商业成功书籍唯一可与之比拼的是《哈利·波特》。
可以说，这条圣雅各之路，成了柯艾略的人生转折点。柯艾略也成了这条路的“推广大使”，他的书被挂在沿路各类商店的橱窗里，他几次开车重走圣雅各之路。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忏悔”说，自己当年其实并没有走完全程，在距离终点还有150多公里的小村塞夫雷罗（Cebreiro）他放弃了，随后搭了辆开往圣地亚哥的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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