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罗孚谪居北京十年，笔名柳苏；1992年，再回香港。
罗孚交游甚广，忘年交是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唱和作答是黄苗子、郁风、丁聪、杨宪益、戴乃迭、范用。一生过自在生活。自在是什么呢？它是活着，和活着的花样儿。也是认知世界的途径，和对这个途径自圆其说的解释。因此聂绀弩诗称他是“我行我素我罗孚”。
（罗孚）
以前我胡乱读书的时候，曾看过一副妙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此联写在二战日本投降次日，登在当时重庆的《大公晚报》上。但我不知道它的作者就是推出梁羽生、金庸的香港《新晚报》（《新晚报》隶属《大公报》）编辑罗承勋（罗孚）先生，更不知道罗孚就是在《读书》上发表《你一定要读董桥》的“柳苏”。
罗孚是位大有来头的报人，在《大公报》干了四十余年，颇受徐铸成和胡政之的赏识，被廖承志称为“罗秀才”。1947年，他参加重庆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当时的领导人正是江姐江竹筠。
罗孚也是研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专家，绀弩体打油诗的资深粉丝，他本人也是一位散文大家，中央编译出版社已出版煌煌七卷本的《罗孚文集》。
（鲁迅先生）
这一切，我当然是后知后觉。
然而他的《北京十年》吸引了我。首先是它的标题，一看就是客居京师者的口吻。
我在北京晃荡了也有十年之久，再看罗孚的文字，才觉得他与吾辈为稻粱谋不同，好像是涉及政治方面问题而羁留的，罗孚本人绝口不提，连好友陈子善亦是“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只有他的笔名露出一点马脚：柳苏者，取子长子瞻之贬谪也。然而这所谓贬谪，却催生了《北京十年》。
书的前部分，很有些杨葵写“熟悉的陌生人”的味道，罗孚写了几个先后在他家做保姆的小姑娘，那时候还要查暂住证，姑娘们便躲在床底或屋顶，有人曾从屋顶跌落，查证人哈哈大笑。罗孚感到有点心酸。再往后，看他写那些文坛前辈，也有“何止这一点点的心酸”，但老人家们基本上修炼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了。
“十年一觉北京梦”，实际是罗孚在双榆树南里从1982到1993年的十一年。
前辈间的交往、言谈往往带着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在的认识与对未来的主张，落在纸上皆是有价值的史料。
流水一下吧：范用、楼适夷、吴祖光、杨宪益、戴乃迭、丁聪、冰心、萧乾、黄苗子、黄永玉、舒芜、钱锺书、杨绛、聂绀弩、夏衍、钟敬文、启功、周而复、陈迩冬、王益知、田象奎、端木蕻良、王世襄、常任侠、李锐、王力、朱光潜、沈从文、荒芜……
（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丁玲（后排）合影，端木手持小竹棍儿）
这些几乎代表了当时半个中国的文化艺术界的老前辈，如今大多已仙逝，记录他们的罗孚也九十高龄了。
现在再也读不到聂绀弩、启功、杨宪益那样半是戏谑半是认真的打油诗了。那两棵传说中的榆树早在罗老夫子移居之前便渺无踪迹，他日后在香港忆起故人旧事，想必会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吧。
书的后半部，围绕着胡风集团的人与事，如周作人、潘汉年与袁殊来写，以回忆为主。罗孚建议读者“不妨当野史来读”，单看这几个名字，就知道里面牵扯了太多的中国现当代史，价值不必多说，而其中的观点也非千字文所能言尽和评论，大家去读好了。
（胡风）
罗孚说：“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十年》是野史不假，但绝不仅仅止于“有意思”。书里透露了不少文化名人乃至政治人物的秘事，读来令人大吃一惊，有的则是莞尔之余还有不莞尔的意思。
举个小例子，聂绀弩出狱后，听说胡乔木要来看他，以为大祸临头，千方百计阻挠，不料胡来后对他大大赞扬了一番，但后来胡要给他的诗集作序，聂推脱说书稿已经排好，胡说这用不着他担心，结果书的目录没有这篇序，可内文里却有。聂怕别人以为序是自己走后门求来的这么拧巴，怪谁？
我前些日子读赵蘅《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感叹这些国宝级的“老家伙”们，愈见稀缺，他们的记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需要有专人去记录、挖掘，能像罗孚这样亲自写下来就更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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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悦读者：乐在书中的人生》作者：祝新宇（瘦猪），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本“无一字无来处”的名人八卦集锦，一本“断章取义、六经注我”的书评荟萃。从无人不知的莎士比亚，到比较小众的布考斯基，从古代的陶渊明，到当代的双雪涛，以书论人，以书论书，作者都臧否出了新意，虽为一家之言，却有惊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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