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22日，黄百韬军团被全歼，继而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全军覆灭。
伴随着军事上的惨败，国民党在经济和政治上也陷入了全面危机。
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接连倍涨，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到处民不聊生。
各地学潮和工人运动波涛汹涌，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也在蓬勃发展。
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势力，企图借机取蒋代之。12月下旬，白崇禧在汉口发出停战言和电报，逼迫蒋介石下野。
眼看淮海战役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内部分崩离析，蒋介石自觉无力回天，遂表达了愿意下野谋取和平的态度。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一改往日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只望和平能实现，他本人的进退出处，决不介怀。但有个条件：保留国民党的宪法、宪政、国体、法统和军队等和谈五项条件。
针对蒋介石的声明，毛泽东于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和谈，但要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八项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退居幕后指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愿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
而蒋介石之所以“引退”，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
李宗仁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他其实是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
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谈判代表，国民党考虑的是张治中。而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二人的底牌，张治中十分清楚。
张治中，字文白，是国民党内很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国民党“八大金刚”之一，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深受蒋介石信任。
同时他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是唯一一位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张治中一次也没有参加。而当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时，张治中则义不容辞，披挂上阵，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战斗极为英勇。
周恩来曾对毛泽东说：“张治中够朋友!”
其实早在黄埔军校时期，时为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的张治中和时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对军校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的看法是“英雄所见略同”。
随着对共产党认识的逐步深刻，加上对周恩来的信任。张治中还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由于他“目标过大”，周恩来欣赏之余，只能婉拒：
“两党曾有约定，中共不得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
毛泽东也曾盛赞张治中为“三到延安”的朋友，并感慨张治中“是真心要和平的”。
1945年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腾出自家桂园府邸，让毛泽东等人居住，并派人严加保护。谈判结束后，又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一）、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右三）在延安机场
期间谈判形势恶化，国民党毫无诚意，中统甚至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
章士钊等爱国人士劝说毛泽东尽早离开，周恩来也忧心忡忡，建议毛泽东提前离开，由自己负责后续的谈判。
张治中听说后表示，当初是自己将毛泽东带来的，最后也必须把他安全送回去，周恩来听后十分感动。
多年后回忆当年的场景时，周恩来依然动情对张治中说：“你那次答应要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这位“和平将军”明白，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出任和谈代表，完全是处于夹缝之中，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均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张治中避居西北，从一开始就极力回避这一差事。
但是，在李宗仁心目中，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是张治中。于是南京政府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但张治中在了解到蒋介石的底牌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动身南下，仍旧当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对和谈一事不闻不问。
为此，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不肯出山。
这样一直拖到3月底，李宗仁忍不住了，又打长途电话督促说：“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代表。”张治中推托着，并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李宗仁急了。
张治中见李宗仁抓住自己不放，犹豫片刻，道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溪口（蒋介石老家）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明白张治中的顾虑后，急忙表白：“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又向李宗仁进一步解释说：
“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
张治中心中很清楚，蒋介石的下野是表面的，事实上他还在老家浙江溪口指挥一切，李宗仁的命令、措施，实际上没有多少用处。
为了摸清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中在率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曾两次去溪口晋谒下野的蒋介石。
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飞到宁波。蒋经国在机场迎接，一行人乘车到溪口。没想到蒋介石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登出来了。”（其实是李宗仁对甘介侯提起，由甘传出）
接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眼看蒋介石如此激动，张治中只好不提出国之事，只好跟蒋介石汇报一些和谈的情况。
尽管溪口之行张治中未能与蒋介石达成共识，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北平和谈期间，张治中益发感觉到蒋介石的幕后指挥，实在是和平的最大障碍。
耿直的他不计后果，又给蒋介石去了封万言书，一面痛陈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一面详述共产党代表新兴力量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信中断言国民党如还想作最后挣扎，“纯属不合现实的幻想”，直截了当地建议“钧座（蒋介石）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最为有利”。
并具体为蒋介石分析了出国的有利因素和可以克服的不利因素，得出了“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张治中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而以蒋介石的性格，岂止是不会接受，绝对是暴跳如雷。
在蒋介石的眼里，其实就不曾有过和谈。如今是损兵折将，又被桂系趁火打劫，才被逼下野，违心地表示愿意谋和。
蒋介石曾愤然：“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而此言一出，外面曾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可见蒋介石当时众叛亲离的一斑。
蒋介石对张治中力劝出国和热心和谈非常痛恨，认为这是乘他危难之际落井下石。尽管张治中曾是他的心腹爱将，但他对张治中的不满，早已隐隐待发。
在张治中第一次在溪口和蒋介石谈及和谈代表人选时，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干，蒋介石十分赞赏：“不干也好！”
当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时，蒋介石先说：“这是值得考虑的。”接着又说：“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
但在张治中被确定为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后，他再次来到溪口面见蒋介石，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蒋介石模棱两可地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这边蒋介石不置可否，那边蒋家王朝倾心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已经亮出了獠牙。
在返程的飞机上，另一位谈判代表屈武悄悄告诉张治中，在溪口时，蒋介石左右有人（即蒋经国）曾恶狠狠地说：
“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
“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
张治中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也十分痛苦。他一方面已经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已无济于事。
但另一方面他又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如果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一种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束缚着他，一时不易解脱出来。
因此，明知“形势太险恶”，但“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国民党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前的合影
在这种复杂心态下，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代表团乘专机赴北平。起程前，他在飞机扶梯上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
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
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
……
4月8日这一天，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先生，别来无恙啊？”
接着，偕他走进会客室，亲切地问候其家人可好。
毛泽东真诚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招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感激得很！”
“在重庆时，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
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情感真挚，张治中紧张焦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
“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寒暄过后，毛泽东直入主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治中答道。
然后，张治中就和谈关键性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争论最激烈的是“惩办战犯”，这是谈判要点。
张治中希望战犯名单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大度地说，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字。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谈到组建联合政府时，张治中说，按旧政协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应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直言中共的考虑：“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或四个月都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听到这里，张治中十分感慨：“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泽东坦诚地说。
这次会见，双方坦诚交流。毛泽东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针对战犯列名、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问题作出让步，张治中如释重负。
……
不过，国民党代表团的努力和共产党人为了大局所做的让步，在蒋介石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当看到代表团派人专程送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文稿后，蒋介石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1949年4月20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多次磋商最终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被国民党单方面拒绝，国共和谈破裂。
当晚7时，周恩来拜访张治中，对他说，既然南京政府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就只好渡江了。
张治中无言以对。临别，张治中送周恩来到楼梯口。周恩来忽然停住脚，回头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你看，人民解放军渡江需要多长时间？”
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南京方面有海陆空军30万，又修了几个月工事，我看没有一个礼拜是过不去的。”
周恩来笑了笑，便握手告别。
次日凌晨前线指挥部来电话，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
获知消息的张治中非常懊丧，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准备回南京复“命”了。
他还想着，“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北平来，以后南京政府拒绝双方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款，按照常例我应回去复‘命’。”
知道张治中想法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痛苦处境还历历在目，他赶来劝告张治中和其他国民党代表：
“从当前的形势看，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会加害于你们，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过去在南京重庆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余地，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
这边周恩来还在竭力挽留张治中和其他国民党代表，那边南京方面已决定派人把代表们接走。
白崇禧安排的飞机即将来北平，定下的时间就在4月25日下午。
这天，周恩来到饭店请国民党代表们和他去机场接人，代表们也不知道是去接谁？问接谁呢，周恩来笑而不答。
一会儿，来接国民党代表团的飞机徐徐下降，停在跑道上。舱门开启处，竟然出现张治中妻子洪希厚的盈盈笑脸，身后是儿子张一纯、女儿张素久，他们挥着臂，高兴地向张治中招手：
“爸爸——”
“爸爸——”
张治中怔住了，在北平与家人团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猛地转过身，用颤抖的手，用力握住周恩来的手：“恩来，您太会留客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原来，知道谈判破裂后，周密谨慎的周恩来已经开始考虑张治中一家的安危了，在他的指挥下，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飞机来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
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过后只好返回。其实跑道并没有坏，这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
利用这缓兵之计争取来的有限时间，在周恩来的指示和亲自安排下，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组织马上行动起来，与张治中家属取得联系，尽快安排将他们接到北平。
南京方面负责人是沈世猷，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当时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小女儿张素久，张治中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儿子张一伟都在南京。
沈世猷接到指示后，立即找到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的张素久和张一伟，再接上洪希厚和郑淑华，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京火车站。
这时的火车站早已人山人海，沈世猷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进车厢，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张治中长子张一真、钱妩夫妇、三女儿张素初和小儿子张一纯此时都在上海。洪希厚一行到达上海后，马上与这里的家人会合。因为怕特务监视，当晚连灯都没敢开。
24日一早天还没亮，一行人就赶往机场，由于走得匆忙，每人只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并无其他行李。（稍稍遗憾的是张一真夫妇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跟去，后来去了台湾）
上海方面负责的是张治中的老朋友邓士章夫妇，邓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中央航空公司营业部主任。
到达机场后，洪希厚等聚在一起很是显眼，邓夫人建议：“你们几个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
接着又叮嘱她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一旦有人问起，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因为张治中曾在兰州任职多年，这样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危险的确无处不在，洪希厚真的遇到了一个熟人，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飞鹏。
俞飞鹏果真问起：“张夫人，你们这是去到哪里？”
洪希厚按照事先安排的说：“接兰州来的客人”。
“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
“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
万幸的是俞飞鹏说完就急着走了，并没有细问下去，虚惊一场。
邓士章为此捏了一把冷汗。此前怕被特务发现，邓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去吃饭，还把他们灌醉。第二天清晨，等他们酒醒了的时候，洪希厚乘坐的飞机已经飞走了。
得到洪希厚离开消息后，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情报处）处长毛森着急了，他连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
接着催道：“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
汤恩伯大骂：“饭桶，这么多人，连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
其实，当时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在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
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与张治中家一直关系不错。他早年与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交往颇深。张治中对汤又有所提携，所以汤恩伯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
被汤恩伯一阵痛骂之后，毛森很不服气，还是派了飞机去追。
另一头，洪希厚一行有惊无险地登上飞机，顺利起飞。机上有一位地下党员负责她们的安全，他担心国民党派飞机追来，就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飞行，张治中家属搭乘的飞机降落在青岛，这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城外机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这里登机，一同前往北平。
就在这时，追击的飞机也来到了青岛，不过它降落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内机场，刚好错开，又是一场虚惊！
……
见到亲人的张治中百感交集，老朋友周恩来的确太会留客了！
留下来的张治中心理斗争十分激烈，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闷。因为他长期置身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深受蒋介石器重。
周恩来常来劝导，话语中肯而又尖锐：“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张治中终于释怀，他并不是忠于个人，他还是忠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于他的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之一，张治中转向共产党，对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层极具震撼作用。
后面新疆和大西北的和平解放，也离不开他的功劳。
张治中1946年担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任上精心耕耘三年，积下良好的人脉和口碑，在兰州、新疆颇有威望，还曾营救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毛泽东找到张治中，希望他能帮助和平解放新疆。
而新疆方面也曾透露出“只要张治中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的意思。
“和平将军”张治中早有此意。9月10日，他给时为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去电，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此时国民党政府已退至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11日，又给陶峙岳去电谈了九方面的具体起义事宜。
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表示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
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一电”和平解放新疆的背后是中共中央的精心部署和张治中的爱国情怀。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张治中：“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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