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理智的，大致是。
前几日写了几篇批评的文字，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很无聊。原因是我不喜欢批评，批评别人也好，被人批评也好，总是处心积虑，不舒服，本来写得理直气壮，写完了却好象是揭发了某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竟觉得自己也很龌龊。
可是，我又不能不批评。因为我不是小女子，做不得小女子文章；又不闲适，来不得闲适文学；更无艳遇，因此绝无为艳文的天分。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想害人，假如浪费时间就是图财害命。大学里被人私下里封了个风流才子的雅号。说实话，我是很想名副其实的，但我知道，我与才子之间尚有青山万重；风流更属乱弹，自小体弱，再兼少钱，欲风流而不得，至今一妻一子。风流不成，我就一狠心，洗洗身子做了君子。我想做君子是不难的，因为我的乳名就叫君子。而立之年了，妈妈喊一声，我就感觉被污染的自己清白了许多。
认识一个玩石头的，开了一间奇石馆，形形色色的石头，摆满了楼上楼下。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摆弄这玩意，他说他的乳名就叫石头。这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只不过我空负君子之名，而不得君子之风骨。仅有善良可资自慰。而自己又明白，善良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做瑕疵来对待的，所谓妇人之仁即是。这一来又弄得自己很惶惶，有时半夜抚胸，听心跳如鼓，展而转之，连累妻儿无眠。
——理智害人如是。害文人也如是。
但我不是文人，因为我认为文人仅做君子是不够的，否则蛤蟆也为文人了。文人总要为文吧，蛤蟆断不会为文，于是，文人中也绝不会出现癞蛤蟆之类了。文人是纯洁的，纯洁得甚至不需要理智地掺合，所谓性情，所谓率意。金圣叹斩了《水浒》，让人见了一回文人的意气，仿佛沉香劈了华山，沉香是孩子，金圣叹便有了孩子气，抱着孩子气批《水浒》，由劈而批，意气扮成理智相，刀就上了脖子。盖意气可哂，理智则可杀。中国的文人大多理智，所以独有杀文人的传统。刁民难绝，文人易缚。杀鸡儆猴，文人在很多时候是充当了鸡的角色。
文人是一种极其情绪化的东西，所以最先有了诗人。而当代中国诗人几乎是灭绝一族了。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文人在减少，在褪变，这很危险。一个民族，文化兴衰最直接的标志就是诗歌。中国的文人都理智化了，做学问去了，恰当地叫学术，帽子上写着思想俩字。连抒情都是三段论式的，叫人毛骨悚然。俄罗斯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写了一部《古格拉群岛》，很好，得了诺贝尔的部分遗产。得了遗产的索尔仁尼琴大肆鼓吹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北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大斯拉夫帝国”。文人一理智，不小心成了政客，还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狗是吃屎的，但狗没错，因为它是看家狗，会叫就得。猪也吃屎，吃屎的猪是要杀了掩埋的，因为猪肉是给人吃的。
我这人天生睡浅。一闭眼就做梦，多是恶梦。大体是碰上了恶徒，持刀相向。喊又喊不出来，跑又拔不动腿，眼睁睁看着刀子捅进去了。我是说，在梦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死。看到自己的死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我竟然在梦里提醒自己：反正是做梦，死就死了吧。梦里有梦是一种诗意，梦里依然分得清梦里梦外，就有点不可思议了，隐隐的还有一丝恐惧——我担心我做不了文人，因为我是如此地理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弄清潜藏在这种梦背后的东西：即我为何异寻常勇敢地面对死亡，而不是别的，比如惊梦，比如遁形。清醒的时候我是怕死的，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我得出了一个让自己战栗的结论：即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用理智解决不了的，另一类是一旦你试图去条分缕析，你就会悲哀地发现，它降低了你的文品和人品。小时候饿肚皮，捡柿子吃，总挑腐烂的，腐烂的不涩，但吃多了要屙稀。有时吞几个青柿子，肚子舒服了，牙又涩倒了一大片，连凉水也喝不动了。我怕屙稀，又怕涩牙，常常做了固穷又固饿的君子。远远的妈妈喊一声，我说妈妈刚才我没吃柿子，自己的眼泪就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