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静
6月17日，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逝世，享年100岁。
对于许渊冲来说，时间仿佛一直是朋友而非敌人。17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35岁，开始出版译作；60岁以后，愈战愈勇，以“一年至少新译一本名著、出一本论文集、写一本散文集”的速度创作；89岁，获得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93岁，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94岁，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96岁，登上央视节目《朗读者》，成了常上热搜的“网红”；100岁，出版《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许渊冲汉译经典全集》《许渊冲百岁自述》等多部著作，去世前还在写自传《百年梦》。
读书、译书、写书，贯穿这位百岁翻译家的一生。
许渊冲
读书：追忆逝水年华在写作《百年梦》之前，许渊冲已出版过《追忆逝水年华》《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梦与真》《绮年琐忆》等多本自传。
在这些回忆录中，西南联大时期的求学经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许渊冲回忆了自己在学校里听闻一多讲唐诗、冯友兰讲哲学、叶公超和钱锺书讲英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柳无忌讲西洋文学、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等“奢华”经历。
大学生涯也对他的翻译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向“还是意译有道理”。大一时，许渊冲第一次尝试把诗歌翻译成英文，那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纪念诗《别丢掉》。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两个灵光一现的绝妙韵脚，顺便夸了夸自己：“第一次译诗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小小得意呢！”
除了回忆承教于大师的岁月外，在回忆录里，许渊冲还忆起了当年的同学。“我不是一个好学生。那时我们都崇拜那些不怎么学习但成绩也很好的学生。觉得那才叫厉害。”许渊冲写道，大一英文期末考试总共两个小时，杨振宁只用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不是100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毕业后多年间，许渊冲与老师钱锺书仍有书信往来，探讨诗歌翻译的问题。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京大学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锺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2020年出版的《书信里的逝水年华——钱锺书与我》就集结了他们20余年间的往来书信，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译书：诗译英法唯一人4月18日，许渊冲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就在4天前，他还出席了“100岁的美与快活：许渊冲汉译经典全集”第一辑新书首发式。自2020年6月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许渊冲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这些都是许渊冲近年倾力所著，也是他翻译的集大成之作。
许渊冲的译作出版从1956年的德莱顿《一切为了爱情》开始。此后60余年间，他将《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译成英法文，也把莎士比亚、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成了中文。
已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顾毓琇评价他将“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许渊冲译成“You can enjoy the grand sight，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体现了押韵与对仗的美。
在他看来，如果将“千里”直译成li或者miles都不好，把“楼”直译为floor或storey，也都丧失了诗意的感觉。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是许渊冲一贯的坚持。他说，“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再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许渊冲认为，如果照字面翻，外国人是看不出美来的，“因为他们不像中国人，不理解月亮是代表团圆的”。他认为自己翻成“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是一种再创造。“译成外文，必须为外国读者着想！”
许渊冲曾在参加《朗读者》节目时递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乍看起来非常自负，但许渊冲却说，这不是自负，而是自信。自负是虚荣地说假话，但他说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翻译出来的作品。
写书：一章一句真性情也正是这种典型的许渊冲式意译，给他带来了几乎伴随一生的赞誉与批评。
许渊冲在《文学与翻译》《翻译的艺术》等理论著作以及他的自传、散文集中多次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观点，也涉及自己与其他翻译家围绕直译与意译、“真”与“美”的论战。
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许渊冲却认为，翻译不应拘泥于原作，而应讲求再创造。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翻译家施康强曾撰文分析了《红与黑》开卷第一句不同版本译文的特点，同一句话，罗新璋译成“风光秀美”，到了许渊冲那里，就扩张成了“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翻译家韩沪麟评价说，许渊冲的版本“不仅与原文太不等值，而且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
许渊冲与西南联大校友、《红与黑》的国内第一位译者赵瑞蕻也有争论。同一句法文，赵瑞蕻译成“我喜欢树荫”，许渊冲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瑞蕻用市长夫人“去世”了这种译法，许渊冲则译成“魂归离恨天”。
许渊冲认为，这两种观念的根本不同是实境与真境的区别。“喜欢树荫”是实境，可若是思考后晓得市长的喜好源于大树底下好乘凉，才可进入真境。同理，市长夫人去世也是实境，可故事中，她并非自然死亡，而是含恨而死。于是，他认为自己翻译的版本才“进入了真境”，得了原著真意。“还找得到比‘魂归离恨天’更好的译文吗？”许渊冲反问道。
争论归争论，当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时，许渊冲也给赵瑞蕻寄了一套，还不忘在扉页里题一句——“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令人哭笑不得。
许渊冲从不掩饰自己率性张扬的个性。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了国内外对自己的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他的“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10段出来，我不怕。”
有人读《追忆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语气狂放，“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倒都是真性情”。对于读者来说，许渊冲为文学大餐提供了别样的风味。至于是崇“真”还是爱“美”，读者心中自有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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