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候，会否用人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汉末三国时期，不懂用人艺术的公孙瓒、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豪杰均以失败告终，只有深谙用人之道的曹操、刘备和孙权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王者地位。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在用人方面棋高一着。他不惜代价网罗天下人才，并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使四面八方的人才纷纷聚集在自己周围，形成谋臣猛将如云的局面。正是依靠众多人才的辅佐，曹操扫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
生于汉末乱世的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后来官至太尉。史籍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很多士大夫都看不起曹操，唯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颙对他另眼相看。
经荀彧推荐，曹操接见郭嘉，两人谈论天下大事，曹操喜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会见后出来，也高兴地对旁人说：“真吾主也！”曹操任命郭嘉为司空祭酒。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写信给曹操，辞语骄慢，曹操看了很生气，对荀彧、郭嘉说：“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当时袁绍的军事实力最强，曹操想与他争锋，担心自己力量不够。荀彧、郭嘉认为：“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故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曹操听了十分高兴，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曹操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用人所长，不计其短。郭嘉行为不检点，多次被“检察官”陈群当众指责，但曹操对郭嘉信任如故，正因为曹操对谋士十分重视，在他麾下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的人才，除二荀和郭嘉外，还有贾诩、程昱、司马懿、蒋济等人，有人统计过，曹操的得力谋士超过100人。
曹操求贤若渴，用人不念旧恶，能用度外之人。张绣原是曹操的死对头，曾把曹军打得大败，战斗中曹操中箭受伤，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均死于此役，曹操一直想寻找机会消灭张绣。但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官渡之战前夕，张绣在当时袁强曹弱的情况下，听从谋士贾诩的意见，率众投降曹操。曹操表现出不计前嫌的王者气度，“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
曹操在兖州时，曾推荐魏种为孝廉，兖州发生叛乱后，曹操曾说：“唯魏种不弃孤。”没想到魏种也逃跑了，躲在射犬，曹操知道后非常气愤。建安四年他攻下射犬，生擒魏种。但他并没有杀魏种，而是“释其缚而用之，以为河内太守”。曹操说：“唯其才也！”
被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原是袁绍的“秘书”，曾写过《讨曹操文告》，极尽丑化曹操之能事。袁绍失败后陈琳被俘，曹操不念旧恶，对他仍委以重任。
为了招揽天下人才，曹操对投靠他的人能容而容，能用则用。祢衡有才华，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但祢衡“尚气刚傲”，看不惯曹操的作为，辱骂曹操，曹操大怒，他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便把祢衡推荐给刘表，饶了祢衡一命。
建安元年，刘备被吕布打败，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待以上宾之礼，并以刘备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人一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曹操笑道：“君得之矣！”于是，曹操不仅不杀刘备，还“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曹操身边不仅谋士多，他手下的文人武将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文有王朗、华歆、陈琳、崔琰等人，武有张辽、徐晃、张合、典韦、许褚、于禁等人。曹操把当时北方的大部分人才都网罗起来，不仅充实了曹魏政权的力量，而且杜绝了这些人才为敌所用的可能。
曹操知人善察，用人务必各尽其才。当时天下大乱，民弃农业，诸军乏粮，羽林监枣祗和骑都尉任峻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才干。枣祗提出建置屯田，曹操接受其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在许都附近募民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各州郡也置屯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杜畿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曹操就授以方隅重任，任命他为河东太守，结果“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曹操对选拔武将十分重视。在濮阳西之战中，曹操率部队与吕布展开激战，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仍不分胜负，曹操募人陷阵，典韦率领应募者打头阵，敌军“弓弩乱发，矢至如雨”，典韦在距离敌人只有五步时持戟大呼而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逼退敌人，使曹操安全撤退。曹操马上拜典韦为都尉，命令他率领数百亲兵，保护主帅的大帐。
在东征袁术时，勇力绝人的沛国人许褚率宗族投靠曹操，曹操很喜欢许褚，说：“此吾樊哙也！”把许褚比作刘邦的大将樊哙，即日拜许褚为都尉，引入宿卫。官渡之战前夕，曹操的手下徐他等人谋杀曹操，他们进入曹操的大帐，见到威风凛凛的许褚，吓得脸色都变了，许褚见他们行动可疑，便把他们杀了。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在这里，曹操提出用人的两个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曾盗嫂受金的陈平这样的人才，如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孟公绰叫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却没有能力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曹操引用孔子这句话，说明有德者未必有才。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发布第二次求贤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明确提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再次强调不能以德行为取士标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发布求贤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次求贤令中，曹操列举商代、春秋战国和西汉一批将相之才，这些人或出身微贱，或曾是君王死敌，或负污辱之名，或不仁不孝，但都有治国用兵之才，古代君王起用他们，成就王霸之业。伊挚即伊尹，他本来是赔嫁奴隶，商汤把他从奴隶群中提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助手。伊尹助商汤以七十里起家，灭夏桀建立商朝。傅说是商王武丁的贤臣，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傅说辅佐武丁治国，使武丁成为中兴之主。管仲是齐国贤相，他曾用箭射伤齐桓公，但齐桓公不计前嫌，把齐国交给管仲治理，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吴起是战国名将，魏、楚的强大都有他的功劳，但此人曾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可谓不仁不孝。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西汉人，萧、曹本为沛县县吏，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陈平有盗嫂受金污名，这四个人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声着千载”。曹操以这些人为例，希望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就自己的王霸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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