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1924） 1870年4月23日（俄历10日）生于辛比尔斯克其父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出身于阿斯特拉罕城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七岁丧父，由哥哥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抚养成人他的哥哥酷爱学习，然而未能如愿：在父亲死后就去工作，以便养活全家他决定让弟弟得到他自己未能得到的一切：送弟弟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大学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后来对孩子们谈起哥哥时，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前苏联契尔年科?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前苏联契尔年科
（1870—1924）
1870年4月23日（俄历10日）生于辛比尔斯克。其父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出身于阿斯特拉罕城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七岁丧父，由哥哥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抚养成人。他的哥哥酷爱学习，然而未能如愿：在父亲死后就去工作，以便养活全家。他决定让弟弟得到他自己未能得到的一切：送弟弟上了中学，后来又上了大学。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后来对孩子们谈起哥哥时，总是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认识到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为此必须努力学习，对科学抱着几乎是虔诚的态度——这一切是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毕生的特点，而且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感染。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在艰苦的条件下受到教育，很早就开始读书，以便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不要成为哥哥的累赘。他一生的特点是，有严格的责任感，对工作一丝不苟。他一贯这样要求自己和别人，当然首先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
起初，他亲自指导了几个大孩子的学习，要求他们一定要完成作业，还培养了他们的劳动习惯。同时，他总是担心儿子弗拉基米尔难以养成劳动习惯，因为无论什么，弗拉基米尔一学就会，所以他特别注意培养弗拉基米尔的劳动能力。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在对自己的评价方面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所完成的重大的开创性的工作，只不过是应当做的一点小事而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反对“溢美”，这样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学校里经常受到的赞扬，在家里得到了有益的修正。
在教育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父亲个人的榜样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教育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因素是：父亲不是像当时绝大多数职员那样的官吏，而是一位思想工作者，他不惜花费劳动和气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当他外岀工作时，孩子们常常几个星期见不到他，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事业是高尚的，为了事业要能牺牲一切。他常常给孩子们讲一些生动的故事：关于他事业中的建设性成就，关于在农村兴办的一些新学校，以及因此需要向上（同当权人物和地主）下（同人民的愚昧和偏见）进行斗争——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中。
特别使孩子们不能忘怀的是，每当农民大会决定创办一所新学校，或者对现有的那所学校表示满意时，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高兴的心情。他的大女儿的第一个自觉的志愿，就是当乡村女教师。 用当时的话来说，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按其信仰，是一位和平的民粹主义者。他担任辛比尔斯克国民教育视察员之后，就着手组织新的、艰巨的事业。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涅克拉索夫。他在年轻时曾抄录过涅克拉索夫的某些禁诗，并且让他的大儿子在幼年时代就了解那些具有宏伟主题的诗篇，如《叶辽慕什卡之歌》、《大门前的沉思》。
在乡间的田野和森林里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给孩子们哼唱他读大学时的一些被禁止的歌曲。正如他的一些学生的回忆录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很敏锐的教育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是当时的一位先进的人物、大理想家，但不善于逢迎谄媚和积攒钱财，因而很不得志。列宁母亲的青年时代是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她在身体方面受到的培养几乎是斯巴达式的。
她渴望学习，但她一生都感到遗憾的是，她仅能受到家庭教育。她长于外语和音乐，读的书很多。她有天赋的优秀的教育家的资质，全心全意地培养子女。她以没有偏见和精力充沛而著称。
由于家庭收入菲薄而又人口众多，她整天忙个不停。在她后来历经的许多经验中充分显示出了她坚强的性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来非常尊敬和热爱自己的母亲，对她的毅力和意志十分钦佩（参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 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庭教育条件是非常好的。他是在一个和睦的、有思想的家庭里，在一种勤奋的气氛中长大的。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给了他很大的而且是很好的影响。
这是一个可爱的哥哥，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由于亚历山大·伊里奇从小就善于思考，意志坚强、坚忍不拔、刚直公正，总之，道德品质高尚，同时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所以，效仿他，这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在哥哥去彼得堡之前以及后来在暑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和哥哥同住一间房或者住在隔壁，他看得到哥哥对什么感兴趣，读些什么书。
在最后的两个夏天，亚历山大·伊里奇带回了一些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的书籍，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亲爱的哥哥的死去，当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而且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他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除了哥哥和书籍之外，当时在辛比尔斯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没有受到其他的直接的革命影响。由费·伊·克伦斯基（后来的临时政府首脑的父亲）所主持的那所中学，与一切爱好自由的思潮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学习的年代（1879-1887）属于那样一个时期：
学校受到严格监督，稍微有点自由思想的教师都被无情地赶走了，留下来的，除了卑躬屈膝之徒，就是庸庸碌碌之辈，他们对当时的制度或多或少抱迁就应付的态度，而且都钳口结舌。 因此，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只能通过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培养出来。根据几个同班同学的回忆，弗拉基米尔在同学们的交往当中，理所当然地充当“第一提琴手”，而他自己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在此时期，他并没有受到外人——如受监视的被流放者或一些可疑人物的革命影响。有些传记作者说他受到了这样的影响，那是不对的。 每逢夏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同家里的人一起到喀山省的科库什基诺村去。他母亲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她和当地的农民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偏僻的俄国农村的生活和心理。
他在那里听到人们埋怨土地少；听到父亲和母亲表示遗憾，科库什基诺的农民尽管非常信任他的外祖父，但还是认为赠给份地比交租子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87年中学毕业，获得金质奖章。对于是否发给他奖章，校方曾经犹豫过，因为过去学校由于发给他的哥哥这个后来的国家要犯以金质奖章和优秀毕业证书而受到申诉。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历年的学习成绩和毕业考试的成绩都非常出色，所以当时的学校也不能不给他应得的奖赏。 中学毕业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请升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虽然当局没有直接禁止他升入首都的大学，但警察局长告诉他的母亲：他最好申请上本省的大学，而且最好跟母亲一起生活。
校长克伦斯基很欣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拉丁文和文学的成绩，有意让他进喀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或历史文学系，所以对他的选择感到很失望。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肯定地对法律和政治经济科学发生了兴趣，此外，他也不想当教师，而且他知道，将来当局不会让他从事教师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比较自由的律师职业。 大学的影响，可以说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因为入学三个月之后，他就被迫离开了大学。那年秋天，学生的“骚动”席卷了各大学。大学生反对一个新的规章制度，反对对他们加紧实行赤裸裸的警察监视，反对开除许多被警察认为是“不可靠”的大学生。
这是在1887年3月1日的谋杀案件之后对大学生的镇压，因为那一案件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大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具有强烈的自由思想，对于一切侮辱人格的事非常敏感，反应十分强烈，对已有的秩序抱批判的态度，当时，由于亲爱的哥哥被处死，他对政府尤为反感。另一方面，尽管他在大学里还未能结识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他是被处死的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所以大学生，主要是革命的大学生都对他这个一年级同学刮目相看。
因此，副学监就告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原来受到怀疑的一些大学生为伍，而且似乎跟他们“窃窃私语”。同时不应当忽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警察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对许多其他的大学生监视得更紧。 不管怎样，有人曾经转告他的母亲说，那个学监受到一伙被激怒了的青年的攻击，他断言，他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前列，紧握着拳头。结果，第二天晚上，他和其他40人都被逮捕，送到了警察所。阿多拉茨基转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押送他的警官的一段对话。 “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向一堵石墙上撞吗?”警官对他说。 “是的，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会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后来，所有的被捕者都被由喀山流放到故乡去了。但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没有什么人留在故乡，所以，当局同意把他流放到离喀山40俄里的科库什基诺村。
当时，本文作者他的姐姐安娜由于1887年3月1日案件正住在那里，受到公开监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村子里住到1888年秋天。他在这里读了很多书。在他住的那个厢房里有他已故的伯父——一个博览群书的人——的一个书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在旧杂志上汇集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此外，他常常去打猎，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去散步，当然就有许多机会观察农民的生活。
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触不到什么亲友，只有一些表兄弟姐妹于暑假中到科库什基诺来，但这些亲戚都不是搞社会活动的人，都很平淡无奇，因而对他的进步不可能有什么帮助。1888年秋，当局允许他回喀山，在那里，他度过了1888—1889年的那一整个冬天，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新朋友之一就是女民意党人切特维尔戈娃，他对她非常同情。总的说来，他对老的民意党人向来非常尊敬（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回忆录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决不拒绝继承他们的“遗产”。 这个冬天，他开始形成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他开始努力研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小组，青年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参加小组活动，在其中交换读书的心得，形成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小组中并没有一个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青年们完全是自动地寻求自己的道路。
当时喀山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主要组织者是尼·叶·费多谢也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过他，但没有见过他。他们两人是后来在通信和交换文章当中认识的。他们年龄相仿，在年轻的时代可以说大体上声望相当，所以很难说谁对谁有影响。 从1889年春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同家里人一起转到了萨马拉省的阿拉卡也夫卡村，同年秋天，就到了萨马拉。他一生中在萨马拉的时间有四年多。他一心一意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中，他读完了俄文和一些外文版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主要著作。他在他所组织的萨马拉的青年小组中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主要著作。
那些青年都比他年轻，还未定型，读的书也较少，所以，在他们当中，他算是理论家和权威。总而言之，当时，特别是在外省，社会民主主义仅仅是在形成中的革命的潮流，而且，其代表人物通常都是青年人。在这个时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结识了（于1891年或1892年）一个已经形成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伊·斯克沃尔佐夫，当时他路过那里到下诺夫哥罗德去。
伊里奇对于结交了这个朋友感到很高兴，后来，他怀着满意的心情叙述过同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不过他同时强调指出，斯克沃尔佐夫只是在理论上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他永远也成不了革命家。 当时萨马拉具有革命情绪的人当中，有些是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现在他们受到监视——当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民粹派或民意党人。我们一家同他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恩·多尔戈夫以及利万诺夫夫妇接触最多。
前者是多尔古申案件的参加者，后者是地地道道的、非常正直而富于理想的民意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同他们谈话。他虽然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从他们那里吸取革命的经验，可以说通过他们的故事研究我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因为在我们省里非法的书籍非常之少。可是，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他们以及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他更加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学会了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他的对手之一就是在萨马拉度过了一年受监视生活的瓦·瓦·沃多沃佐夫。他的听众中的一些颇有派头的人，常常被这位青年在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很不礼貌的行为搞得很生气，但往往向他屈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同当时住在萨马拉、而且受到监视的玛·彼·雅斯涅娃（哥卢别娃）谈话。雅斯涅娃是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影响下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在萨马拉的这些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形成自己的革命世界观之外，在学习普通的科学方面也有进展。当局不允许他回大学复学。他请求出国学习也遭到拒绝。最后，在他被开除三年之后，即于1890年，经过他母亲的努力，当局才允许他以校外生的资格参加考试。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专心致志地学习，在一年半之内完全独立地准备好了这次考试——于1891年春季和秋季分两次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考试。他考得非常好，没有落后于未曾离开学校的同班同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去彼得堡参加考试时，见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从其中之一好像叫作亚维英的工业学院教师那里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带回萨马拉——而且还有《新时代》杂志和《争取社会立法和统计》周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获得文凭之后，登记担任哈尔金律师的助手。哈尔金是当时萨尔拉一个自由主义团体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很聪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尊重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办了几次案子。
那是一些小案子，不需要花多少时间进行准备，他很不在意。登记为律师，这就使他有了一个职业，将来可以维持生活。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俄国的现实，为进行革命工作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即萨马拉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出了最早的一些著作，如论述波斯特尼柯夫所著《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过了30年之后，不久前才发表出来），以及批判民粹派作家尤沙柯夫、卡雷舍夫等人的笔记。
这些笔记后来发展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这部著作中奠定了自己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1893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彼得堡，在那里，他登记担任沃尔肯施泰因律师的助手。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地位，而且使他能够挣钱。不过，在彼得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有几次接受委托办案，充当辩护人。
在那里，他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克拉辛、拉德琴柯以及工业学院的学生斯塔尔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查波罗热茨等人的小组建立了联系。此外，他还结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司徒卢威和波特列索夫。
由于米海伊洛夫斯基在合法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了他一个答复，这就是《什么是人民之友》的第一篇。这一著作首先打字由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大学生小组胶印。后来，列宁对司徒卢威的一本著作进行了批判。 这一批判的著作题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用“土林”这个笔名发表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中，这个文集还收集了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其他文章。
不过这本文集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列宁的文章。文集只留下了寥寥几本。列宁虽然赞同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但坚决反对当时在他的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 由此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在彼得堡度过的两年多时间（1893年9月至1895年12月），同民粹主义进行了斗争，同时又形成了自己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写了《人民之友》、《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他同一些工人（舍尔古诺夫、巴布什金等）建立了联系。他常常出去参加工人小组的活动；他既写一般政治性的传单（如五一节），也应个别工厂的某些要求写传单。 在这个时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出国，并且结识了“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整个这个社，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俄国时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著作，很尊敬他，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
亲自同该社的人见面，这就巩固了他同该社全体成员的联系，而且，正如他从国外回来以后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次见面使他获益匪浅。同时，他也谈到，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都发现，在署名土林的那篇文章中，在对社会其他阶级的态度这个问题的提法上有某种狭隘性；他们两人都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登上政治舞台时，在自己的形成时期，不能只限于批评各个党派；
它如果想要成为最先进的政党，那就不应忽视任何一种反对派的运动，因为它们都在唤醒各个阶级和集团，参加社会生活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承认这一观点是对的。毫无疑问，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谈话，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使他迅速地登上了革命斗争的广阔舞台——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还鼓励他出版一份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性的机关报。这个名叫《工人报》的秘密报纸的第一期，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筹备和编好，其中主要的文章都是他写的。但在1895年12月9日的逮捕中，所有的材料都被抄走了。这次逮捕几乎把整个小组搞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被逮捕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度过的一年零两个月当中并没有停止工作。第一，他利用彼得堡的各图书馆和藏书所，为他打算写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收集了材料。第二，他并没有放弃秘密工作。他用密码和化学药品书写的办法同外界保持定期联系，他还用这种办法写了传单、小册子和一个附有说明的党纲草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7年2月出狱之后，警察局让他和他的同志在彼得堡停留三天，“以便处理私人的事务”。他会见了当时在那里进行工作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且发表了言论，坚决反对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倾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自己去流放地——不要人押解。于是他就避开一切监视，经由当时新建的西伯利亚铁路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他被指定流放到那里的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了三年流放生活。一年以后，他的未婚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自己的母亲一道到他那里去了。她是以打算结婚的理由被允许离开自己的流放地乌发省而去舒申斯克村的。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同一个村里的只有两个波兰工人，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县的其他村子里还有一些同志，在节日和婚礼时，可以同他们见面。
同所有在流放中的同志们的通信一直非常活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定期同俄国和国外的中心通信。这种通信主要是通过我进行的：既用普通的方式，也用密写的方法。我给他订了一些杂志，尽可能地寄给他各种新书目录；我还把他向国外定购的许多书籍带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地根据自己在监狱中收集的材料，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此外，还在存在时间不久的一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上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被他收进了《经济评论集》中。这两本书都委托我进行了校订，于1899年出版。 此外，他还同克鲁普斯卡娅一道从英文翻译了维伯夫妇的《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写了一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在国外出版，还写了一些文章和讲稿供流放的同志们阅读。 在舒申斯克村，他还起草了反对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在国内发表的所谓《信条》的抗议书，即《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其简略的名称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反信条》。
在这个抗议书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分析和严厉地批判了所谓“经济派”最有代表性的信条声明。 1900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流放地回来，他在莫斯科拜访了亲人之后，便到普斯可夫，他选择了那里作为自己的居留地（当时不允许流放过的人在有大学和大工业的城市居住）。当时，从流放地回来的亚·波特列索夫、勒柏辛斯基、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也到那里去了；柳·尼·拉德琴柯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原来已经在那里生活。
必须把在各个城市分别进行工作的各小组统一为一个党，但当时由于逮捕频仍而难以做到。1898年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被逮捕了。原来打算于1900年由南方人（主要是由出版《南方工人报》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可是，1900年春，这个团体也被破获了。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形成了一个想法：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办法不是召开工作人员的代表大会，因为在当时条件下，那种做法花的代价太大，而是要在警察管不着的地方，在国外创办一家报纸。按照他比喻的说法，这家报纸应该成为“建筑架”，党就围绕着它而建立起来。他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普斯可夫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这一想法。
会议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思想，他、波特烈索夫和马尔托夫要出国去。他们三人开始张罗出国的护照。当时警察局发放出国护照是很随便的，因为经验证明，人们——特别是作家和科学工作者——都想往国外跑，从进行革命工作的观点来看，他们就变得比较无害了。 但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马尔托夫在由普斯可夫秘密去彼得堡的途中被捕，这个计划差点告吹。不过这个案子仅仅以他们被关押三个星期就了结了，随后他们就被释放，而未受到追究。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赶快出国。他根据母亲为他求得的许可去看望了母亲和住在乌发的我。当时，他的妻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应在那里度过最后一年接受公开监视的时期。当然，在乌发和萨马拉期间，他会见了当地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阐明了自己的计划。 一到国外，他就决定与“劳动解放社”一起出版《火星报》，这个名称出自一首纪念十二月党人的诗中的警句：“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当时在国外的另一个出版团体即《工人事业》杂志没有被邀请参加，因为它倾向“经济主义”。
为了不受流亡者众多的日内瓦的支配而离得远一点，决定在慕尼黑出版这家新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波特列索夫、维·査苏利奇都到那里去了。后来，马尔托夫也从俄国到那里去了。除了《火星报》之外，还决定出版一个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曙光》杂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腔热忱地进行这项工作。由于工作人员不够，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他都做：通信、译密电码、安排交通、同俄国以及在国外的侨民进行联系等。至1903年夏，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时，《火星报》在两年半当中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阻挠，但已在俄国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了。
它对于工人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变经济罢工为政治罢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还有助于把各地的党委统一起来，组织起来。《火星报》，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怎么办？》，都坚决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它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事业起了促进的作用。各地多数党的委员会都赞成《火星报》的观点，所以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它就被宣布为中央机关报。 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会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多数派，对于谁可以成为党员这一点，主张下一个革命的、明确的定义，并且主张比较切实地组织《火星报》的编辑部。
《火星报》原来的编辑当中，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外，只有普列汉诺夫一人发言支持多数派。但是，不久之后，普列汉诺夫在拒绝参加编辑部的马尔托夫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当选的旧编辑部其他成员的影响下，也退出了编辑部。
只剩下列宁一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工作下去，就辞去了编辑的职务。结果普列汉诺夫把编辑部里所有的其他的人都弄回去，《火星报》就落入孟什维克的手中。此时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了对党进行领导的岗位，但是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情况，因为俄国国内的多数组织和大多数工人都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们要求有自己的机关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认为有此必要，所以，在他离开《火星报》大约一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出版《前进报》。《前进报》也同俄国各地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派职业革命家到各地去，号召采取更革命的工作方法，准备实行革命起义。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移居日内瓦。1902年，在慕尼黑由于警方监视得紧，编辑部只好由那里迁到伦敦，接着，又转移到日内瓦。在这些年中，列宁的生活非常艰苦，党的经费不足，他只用其中很少一点点，有时靠著作弄点额外收入。
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例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当他由伦敦去日内瓦时，他就得过一次叫作“圣火”的神经方面的疾病。夏天，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者是在编辑部内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之后，他总设法到大自然地怀抱里去，到海边或山区去，而且总是要挑选一个比较清静的偏僻地方，找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旅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生都爱好大自然，善于在大自然中休息。 这时，尤其是从1905年1月起，革命的浪潮高涨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侨民们，特别是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方面更加紧张地、热情地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则非常渴望返回俄国。1905年夏末的一件事情表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特有的远见卓识。
当时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对我的埋怨——我埋怨收到从国外寄来书刊有困难，经常晚了——的答复。他在信中说：“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在彼得堡办一个报纸，它的编辑部设在涅瓦大街。”当时，我对这句话就如同对某种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一样，置之一笑。可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后，《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牌子真的在涅瓦大街上挂出来了。 我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发表了一个宣言，允许把许多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且允许许多侨民回国。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就回来了。但是，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回国后马上遇到了问题：他以自己的身份证在一个熟人家租到的房间里只住了一夜，就肯定无疑地被人盯上了，于是他就不断地更换住所，并且使用别人的身份证。
他还用别人的姓名发表演说，他在帕宁娜家里的一篇著名的演说就是用卡尔波夫这个名字发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破了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种种幻想，例如他们对1905年10月的成果的信心以及对运动的和平进展的希望。他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布里根（咨询）杜马，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他一再指出：必须团结队伍，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举行武装起义。
1905—1906年之冬，他曾两次去莫斯科，一次是在12月起义之前，另一次是在起义之后。他纠正对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态度，当时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忽视、轻视苏维埃，因为苏维埃中的多数人持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列宁理解了这个真正由群众选举的机构的意义。他预见到了它将来的作用。 当可以认为革命的浪潮正在兴起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主张推动革命的浪潮，主张实行最革命的策略。例如，他宣布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口号；他甚至宣称必须进行游击斗争，主张搞所谓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
当运动已走向低潮时，他就坚决改变战线，主张一定要参加国家杜马，利用它的讲坛，因为当时人民宣传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已一个接着一个被剥夺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一家接一家地被封闭了：《浪潮报》、《前进报》、《回声报》相继代替了《新生活报》。布尔什维克党力求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的出版物。
当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其中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等。 不过宣传的规模必须日益缩小，必须逐渐转入地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迫迁往芬兰的库沃卡拉，从那里不时去彼得堡，不过更多的是别人到他那里去要手稿或商量问题。
经过一系列小型的磋商之后，1905年在坦默福斯召开了党代表会议，1906年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即所谓统一代表大会，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党的两部分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席了，而上次的代表大会，即1905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没有参加。然而，统一的尝试毫无结果。 1907年，第二届杜马解散之后，反动势力日益猖獗，那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芬兰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得到警告，说有要逮捕他的命令。为防不测他就经亚波和斯德哥尔摩再次去日内瓦。 这第二次流亡，除1905—1906年间有过短暂的闲暇之外，比第一次更加艰苦。消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席卷了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青年，也深入到了工人当中。广泛的社会兴趣被代之以个人的兴趣、性别问题、神秘主义倾向和宗教探求的哲学。
与此同时，悲观失望的情绪还以一种更加愚蠢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青年——社会生活最敏感的晴雨表——当中出现了自杀的流行病。在党内（在孟什维克中），出现了所谓的“取消主义”，即鼓吹把一切都集中在合法的框框之内，取消党的秘密工作。当然，所有这些偏向都在流亡者当中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情绪是非常沉闷的。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丧失勇气，他还一直鼓舞人们的勇气。
他指出了1905年革命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他说，应当准备下一次的革命高潮。正如过去他利用流放进行了学术工作一样，现在，他把第二次流亡这段最冷冷清清的时间用于研究他过去一直没有时间研究的哲学，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即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它是用来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它从这一观点对国外的和俄国的一切哲学理论——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部分是在这个基础上，部分是在政治分歧的基础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前进派”或“召回派”之间发生了分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召回派”，是因为他们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证明：在不能指望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就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其中包括杜马讲坛和合法报刊。
1911年，我曾经有机会同他谈到一件事情：在某些省的秘密小组中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曾设法在萨拉托夫出版过一个短暂时期的合法小报抱不信任的态度，当时他坚决谴责他们不愿意支持这家小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这个反动时期快要终结的时候，他好像对我说过：“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次革命。” 1911年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黎郊外的龙寿姆成立了一个党校，并且给来自俄国的工人讲过许多次课。1912年，他被选进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群众中正在聚积力量。1912年4月，枪杀工人的勒那事件把这些力量召唤出来了。首先，尽管困难重重，合法的工人报刊发展起来了。工人的日报即《真理报》在彼得堡这一专制政权的中心开始出版了，要把它封死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已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必须把力量集中在这条战线上，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从近来居住的巴黎迁往靠近俄国的地方，迁到了克拉科夫。快车从那里到彼得堡只要12小时，文章可以及时送出去，第二天就可以收到报纸。比较容易安排同秘密工作人员、杜马（当时是第四届杜马）代表的会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他们写演说稿，比较容易领导俄国的秘密工作。
这样，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给地下报刊——当时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文章，不过他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当时刚刚对工人报刊打开的窗户：除了《真理报》之外，他给日报《明星报》、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思想》杂志、《启蒙》杂志写文章。 可是已经到来的欧洲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所有的工人报刊都被封闭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都被逮捕，交付法庭审判，并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坐了大约三个星期的监牢。
他虽然安危未卜，却跟平常一样精神饱满，这使得处于同样地位的某些知识分子非常吃惊。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他被释放到了瑞典。在当时席卷各国党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号召不要离开国际。
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中都要反对本国的政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讲过：在这一斗争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孤单，他多么痛苦地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对他丝毫也不理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草拟了一份关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如何对待战争的提纲。这个提纲被转寄到俄国以后，在被捕的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身上搜查出来，就成了控告他们的主要罪证。
提纲十分明确地宣告：每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都首先应当同本国政府作斗争，战争的最好结局就是使沙皇政府这个最反动政府遭到失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就这个题目在瑞士作过一些报告，他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列宁是左派国际主义者的代表。当时在国外，他们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具有爱国主义情绪。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在人们几乎普遍无知的厚厚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在战争时期，同俄国进行联系以及往那里寄送书籍都很困难。许多工作人员都被送上前线去了。在俄国，爱国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失败主义”的思想仅仅为布尔什维克或倾向于他们的人所接受。这是一个艰苦的流亡时期，同俄国隔绝开来是令人感到痛苦的。 1916年，列宁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1917年的革命爆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想方设法返回俄国。但当时这是很不容易实现的。托洛茨基打算取道英国回国，被英国当局拘留了。在考虑了种种比较难以实现的方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乘“铅封”车厢取道德国回国。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当时利用了乘“铅封”车厢一事，大肆宣扬说：列宁等人是叛徒，在战争时期曾经同与我们敌对的德国政府达成了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这些人将取道德国，但绝对不与该国的任何人见面或交谈。为此就选择了“铅封”车厢的形式。 在回国途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他会不会被米留柯夫政府逮捕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他甚至几乎深信，一定会被逮捕。然而，他却平安地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同样平安地通过芬兰，一直到达了俄国的边境，到达了白岛车站，有几位党内同志在那里迎接他，他们于旧历4月2日晚上到了彼得堡。
在这里，在白岛车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召集各区的工人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铁甲车上向同志们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号召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当天晚上，在各个组织的代表们的会议上，他也阐述了这个意思。他生性讨厌各种空话、欢呼和鼓掌，所以立即把话题转入实际的事情，转入明天的最近任务。
他痛斥了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可耻行径，并且说服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坚决同这种行径划清界线，改名为共产党。他指出：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还没有给工人和农民以任何东西；立宪民主党人的以及后来有一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临时政府，不可能提供任何东西，应当推翻。
他在当时的《真理报》上以及一些小册子中坚决表明了这个意思。7月间，共产党所不赞成地进行起义的第一次尝试，是不成功的。许多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被临时政府逮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肯定要被逮捕，因此，他就和季诺维也夫一起隐藏起来。 正如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的那样，当时只有工人才有力量把人藏起来，所以他们两人起先藏在彼得堡工人的住宅里，后来藏到谢斯特罗列茨克，最后藏在芬兰。他不得不使用地下生活的各种形式，如化装、戴假发、使用别人的证件。
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所，在火车上打扮成司炉，躲藏在窝棚里。就是从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党的生活，写了一些文章和致党中央的信件。《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后来完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布尔什维克对工人的影响日益增长（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选举尤其使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临时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则越来越摇摇欲坠，所以开始主张再也不要犹豫不决了，必须举行起义，推翻临时政府。他的一些亲密的同志不赞成采取这一坚决的路线，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发生动摇。 在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弗拉基米尔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起义决定于旧历10月25日举行。当天晚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宣告：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它的头两个法令，即关于停止战争的法令以及把地主和私人占有的一切土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使用的法令。资产阶级专政被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了。 新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整个知识界和所有的苏维埃职员都宣布抵制它。不要其他政党和派别合作而组织政府，这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引起了意见分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反对任何合作，他坚决相信群众，相信无产阶级自己能够管理国家，相信它在实践中、工作中会极其迅速地成长起来并且学会进行管理。 这个政府完全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他们富有革命的经验，但完全没有建设国家的经验。所以，巨大的工作和责任就落到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新政府的列宁的肩上。他必须亲自指导一切领域中的工作：从军事工作起，一直到粮食或教育工作为止。
国际资产阶级所资助和支持的国内战争，国内的暴动以及由这些动乱和在此之前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紧张地付出巨大的精力，因为他领导着政府，是它的首脑和主要杠杆。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米歇尔逊工厂（现在改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时，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在工厂的院子里对他进行暗杀，这使得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卡普兰给他造成的重伤，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 1918年，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而且是在党中央一部分人进行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我们同德国签订了所谓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我们同意割让许多城市和领土，支付大宗赔款。
这个条约的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列宁看到，农民不愿意进行战争；此外，他认为，德国的革命会迅速到来，那时一切最可耻的和平条件就都会成为废纸。结果，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德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最苛刻的条件。 强大的、富有战斗力的红军建立起来了，它在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白卫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的一些地方，如乌克兰、西伯利亚、克里木、格鲁吉亚在保留自治区的权利的基础上，开始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它后来发展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
但是，居民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即农民被连年的战争和严格的军事共产主义弄得精疲力竭，他们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有比较正常的条件，以便能够摆脱经常的饥饿状态，能够着手恢复经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在这一方面改变政策的迫切必要性，于是以粮食税代替了粮食征收制，给农民留下余粮，促使他们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他实行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的自由贸易，让农民和广大居民阶层有可能独立谋求国家还不可能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
他证明说：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推迟的情况下，必须实行这个转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得不使自己的经济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相协调。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发展国营企业，实行电气化，因为只有电气化才能使我们的落后国家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坚决主张发展合作社。他一再指出：在等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全部大工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逐步地、慢慢地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
他说，这样一来，我们虽然一方面对私人资本实行让步，但同时将对它实行进攻，直到在其他国家中爆发了革命以及我国的巨大的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更加坚决地重新向共产主义迈进为止。 极其繁重的工作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他开始头痛和失眠。起先医生认为只是一般的疲劳过度，建议进行长时间的休息。但是，苏联生存的条件（它要求政府进行紧张的工作）以及列宁本人的性格和对自己、对担负的责任的严格要求，都使他无法进行长时间的休息。他时时刻刻都关心国家的一切事务，他不善于完全甩手不管去休息一下；他自己也埋怨说：在散步时老是考虑问题。于是病情加重了。
1922年5月25日，他第一次中风。经过充分的休息和精心治疗之后，到那年秋天他能够起床了，并且从10月起恢复工作。尽管同过去相比，工作量已大大减少，列宁只坚持了两个月左右。11月底，他又病倒了。在到1923年3月为止的这几个月当中，他还听取简单的工作汇报，并且向秘书口授了最后几篇文章，即关于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一些，但要好些》、《论合作社》、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文章等。 1923年3月，他第二次中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尽管经过医生的努力，夏天列宁的体力有所恢复，但说话的能力始终没有恢复——直到1924年1月24日下午6时50分逝世为止。死神的来临几乎是突然的。没有任何预兆表明他会逝世得这么快。解剖发现他的脑动脉已完全损坏，而一般的动脉硬化只达到中等程度。 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安放在红场上的陵墓里。
（本人审定的传记）
安·乌里杨诺娃一叶利札发娃[1] 撰写姜鸿霄 译
[1]安娜·伊里尼奇嫌·乌里杨诺娃一叶利札罗（1864—1935）——列宁的姐姐。1918—1921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曾参与组织党史委员会和列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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