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这是成语“朝三暮四”的典故，长久以来人们都嘲笑着“众狙（猴子）”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贻笑大方”，后常用来比喻常常变卦，反复无常的人。抛开当下的理解，如果了解到庄子的原意，恐怕列位就笑不出来了。
“狙公”为什么要喂养猴子？如果是无偿的话，猴子凭什么不满意？如果有偿的话，猴子又该付出什么代价？不是笔者多想，而是不能回避。
庄子隐喻：我们其实都着了道故事中的猴子无疑是愚蠢的，但三加四或者是四加三等与多少应该是他们能够计算的范畴，所谓的好处，无非是先行一步享受“四”的好处而已，他们却甘之若饴的接受了，而这对于“狙公”而言并无区别。也许猴子高兴的并非是朝四暮三的好处，而是一种争取权利后的优越感，他们不过是一群容易满足的可怜虫。
笔者认为寓言中用的是反语：除了“狙公”这一角色之外，其他的角色和行为都可以反过来看，“众狙”成为“众人”，“芧”改成“税”，“赋”变成“收”，三和四交换位置，然后再来读读看：
“狙公”索税赋，问曰，朝四暮三可否？众人皆怒，言太重。“狙公”笑曰：既如此，朝三暮四可否？众人皆悦，交口称赞不已。--笔者编
这么一来，大家在在笑完之后会感觉到后怕，因为我们就是那朝三暮四的蠢货，深陷其中还怡然自得，老板或上司成了智珠在握的“狙公”。他们的空头承诺，我们的玩命加班还难道生动吗？本以为这种伎俩只能骗骗我四岁的小闺女，其实自己也中招了。
▲也许我们都是那只容易开心的猴子
庄子所处的年代没有公司，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着君王与臣民，或者说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当人们对剥削和暴政习以为常的时候，偶尔的宽容就能够换来感激涕零的欢喜，一如我们在被宣布“这个周末不加班”时的欢呼雀跃。
笔者所言是否有依据，请继续往下看。
儒家之黠：看破而不说破后世研究庄子的人多，但看懂了这则寓言的人少之又少，还有少部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到说破的则是近两千年后的事。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列子》
这是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版的庄子哑谜，首先喂养猴子的动机定义为狙公和众狙的相知相爱，是一种无偿的举动；其二将故事的背景调整为短时间的食物匮乏（俄而匮焉），遂狙公甚至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口腹之欲；第三，在之所以“耍猴”的动机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狙公始终是在善待众狙的。
▲儿童读物中还真的成了《列子》所说的模样
故事的隐喻不言而喻，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就是那省己待人的狙公，民众反而成了那不知好歹的猴子。这在当时无疑是“政治正确”的，加之《列子》身为伪书的身份，这一番造作看着还真是眼熟啊，不过这也证明了张湛虽然人品堪忧，但庄子原文他还是看懂了。
养狙为生：刘伯温的不得已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众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
其夕，相与俟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诚意伯文集.郁离子》
这是刘伯温留下的“楚人养狙”故事，大意是说狙公把众狙剥削的太厉害，众狙遂逃散山林，狙公也因此被活活饿死。结合他辅佐朱元璋造反的时代背景，后人也不难读出他的弦外之音：如果“昏而未觉”的统治者一条活路也不留，民众是有权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的。之所以逃跑而不是反杀，在于他并不想鼓动民众造反，因为他和朱元璋即将成为新一代“仁慈”的狙公。
▲猴子不是傻，而是没办法
刘伯温也还说过：“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可见看得通透，但生在那个时代的他解得了谜底，却破不了这个珍珑棋局，只能两害取其轻，将朱元璋这只狙公推到庙堂之上并提醒他注意统治手段（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从而打造心目中的盛世。
然而可笑的是，朱明王朝三百年繁衍了近百万靠国家财力供养的子孙，完美地诠释了狙公“养狙以为生”的定义。
总之，庄子的寓言，开始以为是个笑话，读懂了居然是个鬼故事。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变迁中，不管是上古的部落联盟酋长，中古的王，还是近古的皇帝，亦或是东西文化优劣性争论，社会一直在变迁和进步，狙公与众狙的身份和称谓也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这二者的对立一直存在，国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维持狙公的利益和两者的相对均势而已。
也绝非否定国家的存在意义，在当下以及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都是国家为保障方能实现，脱离现实谈理想总归是缥缈的。
国家起源：先贤的不同理解与庄子的同时代，华夏民族的先贤们对于国家理想化的形态有过诸多精彩的论述乃至实践活动。
孔子执着的“克己复礼”在于回到各司其职，毫不逾越的夏商周去，在现实屡屡碰壁之后又寄希望于“微言大义”的《春秋》能够令乱臣贼子胆寒，最终无奈地“绝笔于获麟”。
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却从未为此而做过任何努力，也许他知道缺乏实现途径和可行性的“理想国”，终究只是传说中的“乌托邦”吧。
▲先秦诸子百家浮雕
墨子的方案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等十大主张，却从未得到君主们青睐，充其量被当成国际维和部队来帮忙守城而已，而他们类似苦行僧的半军事化组织直接伴随战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见梁惠王上》
孟子不再执着于三代，转而将“仁政”作为口头禅，更是创造性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新理念，因此也为明清两代统治者所不喜。
上述思维先秦思想界的大咖，最后都成了缺乏实践经验的理论家，虽然被后世推崇，却唯有王莽敢照搬孔子学说进行改革。原因很简单：孔子和庄子想的是复古，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自然行不通，所以王莽的扑街现场也很惨烈；孟子和墨子则停留于学说，完全与现实需要脱节。
也说变法：法家的不同层次真正的实践者来自法家，“变法”后来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而后世对他们有许多正面或者负面的误解。
“齐之技击不能当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荀子
三个国家的战士都是当时的精锐，兵员素质相差无几的前提下，抛开装备和训练程度，为何三者会出现战斗力上的差距呢？
原因很简单，回报不同而已，齐国给的是赏钱，魏国免赋税和土地，秦国则是给土地和爵位，军队的动员赏赐方式既体现了民众最为看重的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变法的深入程度。
▲法家手段之酷烈，甚至商君本人也未能幸免
财富和国力是不能无中生有的，要么去慢慢发展，要么能打胜仗去抢，后者显然是捷径。列国的变法家都有着加强君主集权、提高资源调配能力的举措，但唯有商鞅将爵位这一贵族的专属勋章下放到了底层，这是列国一直不能反超秦国的原因。法家对于民力的压榨都非常之狠，如同韩非子所言的“养耕战之士，除五蠹之民”，秦国的爵位也并不好拿，甚至跟钱财一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终究还是给士卒们平添了一些梦想。
秦国最终形成了一个国君亦不能动摇的新兴地主阶层，他们是既得利益群体，也是新法的坚定拥护者，他们逐渐盖过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团体，这才算逐渐进入了课本上的“封建社会”，准确的说叫做皇权时代，一个将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时代。
不愿耍猴：避世的庄子与先秦诸子同时代的庄子，却貌似对于建功立业、指点江山貌似都没有兴趣，唯独留下了近十万字哑谜般的文章，留给后人去琢磨。
对此洞若观火，所以终其一生只当了几年的“漆园傲吏”，就决定终生不仕，甚至连楚威王邀请他出任令伊都没有接受。
▲鸱得腐鼠：你当你的官，我做我的贤
庄周答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牲乎？养之数岁，衣以彩绣，以入太庙。当是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曳尾于污渠之中而自快，不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楚威王闻庄周贤》
将大国宰相比喻成祭祀活动中的牺牲（祭祀品），上下五千年就没有第二个人辞官能够如此清丽脱俗的。书上说他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可是这话将五千年的名臣名将置于何地呢？在笔者看来，以庄子之豁达、睿智，他就是不屑于陪着国君去耍猴而已。
当诸子百家都在讨论如何安抚百姓，治理天下，在庄子看来却是在探讨耍猴要领，怪不得玩不到一起。
老婆死了，庄子“鼓盆而歌”，旁人说不像话，他却毫不在乎，死了便是去了，悲伤又有何用？既然去了，为何不索性“相忘于江湖”呢？
庄子在“濠梁之辩”中与惠施留下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朋友之间的调侃似乎包含了许多不可明言的大道理。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而在“庄周梦蝶”的典故中，他也会纠结于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如果是后者，那庄周我在世间的所言所行又有何意义呢？
在中国历史上，比庄子学问比肩的屈指可数，跟他一样豁达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二者兼而有之者则几乎不可寻，唯有东坡学士能望其项背，这个乐呵呵的老头一生都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定气质，然而他终究不是庄子，酒酣之际会“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也会在悼念亡妻时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伤感，貌似还有着差距。
苏东坡也是个喜欢操心的人，一生正直而屡遭排挤，甚至被贬到了天涯海角（海南岛），却始终念念不忘造福一方，出世和入世只是选择不同，并无高下之分，当他某日偶然悟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道理之时，庄子也许要感慨终有后来人吧！
回到“朝三暮四”的典故，其实庄子只是在揭露一个事实，而非讽刺，社会的发展同样有着自身必然的发展规律，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的。庄子往往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子学说的漏洞，却从未笑话他们公竟渡河的勇气；东坡居士笑对人间的磨难，却从未抱怨过政治的黑暗令他宝玉蒙尘，不得重用。
当我们在自怨自艾或者怼天怼地的同时，真正的智者都在思考着未来和出路；我们能够了解庄子的观点，却未必能体会到前人的心境。
这也是笔者读先秦典籍真正的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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