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后），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历代高僧的书法特点是什么?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历代高僧的书法特点是什么
作者：杨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后）
房山石经是举世闻名的北京“房山佛教石刻大藏经”的简称。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价值最高的石刻“大藏经”。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云居寺和石经山藏经洞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发掘与整理，其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和整理，形成有《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敦煌莫高窟题记汇编》（徐自强，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等不多的研究成果，前后历经几代人的艰辛整理与积累，二〇二一年底出版有吴梦麟、张永强编著的《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题记卷、研究卷、图录卷），收录了石经开洞传拓六十多年来新发现的成果，便于读者阅读检索、研究使用。在目前较丰富的史料、文献和图片的研究基础上，房山石经作为隋唐以来经文完备、规模最大的刻经实物遗存，不仅可与北朝摩崖刻经在时间上相衔续，同时可与敦煌写经在写刻关系上相对照，其书法学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有待进一步重视和发掘。
一、从天然到规范：石经之义与刻经书法的流变
刻经，主要是指将整部的经卷或典籍刻之于石，以达到传之久远或范本之用。此类刻经，首见于东汉儒家（或称儒教者）的《熹平石经》，后有三国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自释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出现刻经之举，近年来在河南博爱县青天河发现的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四》，是刻经历史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佛经摩崖刻石。佛教经典的传播本是借助于纸上的抄写和诵读，而刊刻石经的最初动因应意在强调石头的永恒性，即对中国“镂之金石”传统的模仿。随着灭佛运动后的危机意识刺激护法意识的增强，在北齐武平元年（五七〇）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运动之间，鼓山（今河北邯郸北响堂山）石窟洞外摩崖《唐邕刻经碑》载“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故“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从而达到“一讬贞坚，永垂昭晰”“乘兹誓愿，福地常存”佛典永存的目的。同时，山东铁山刻经其一《石颂》所刻“缣竹易销，金石难灭”，亦是赞颂刻经书法重要性，表达凡托以高山，方可永留不绝。随后，石经之义形成了以历劫不坏、保存佛典、以备法灭的核心意旨。
回顾北朝摩崖刻经，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河南安阳小南海刻经（北齐）、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山刻经（北齐）、涉县中皇山刻经（北齐）、山东泰山、峄山、铁山、岗山、尖山、徂徕山、葛山、水牛山等地刻经（北齐、北周）等在内的摩崖刻经，是书法与佛教写经的一种新结合形式，写经变成刻经，走出屋室奔向自然，北朝刻经结合天然崖壁，利用书法艺术形式宣扬佛典。既是对灭佛的抗争，又是弘法护法的重要体现。
作为刻经史上集大成之作的房山石经，其由隋代静琬主持镌刻，绵延千年之久。佛教在我国传播发展过程中，认为佛教要经过“正法、像法、末法”三阶段，其具体时间，说法均不同。相比北朝唐邕刻经，静琬接受了“正像末三时说”，较唐邕增多了鲜明的“末法”意识。5洞2《静琬唐武德八年藏经题记》碑阳记载：
……正法五百岁，像□一□□……至后汉永平十年戊□……八年岁次乙酉，凡迳一千……正像复沦，众生垢重，信心……恐一朝磨灭，纸叶难固。长……此，涕流悲感。琬为护正法……石经一十二部，余十一部……
8洞缀合《静琬唐贞观八年六月十五日华严堂题记》（前段）云：
（静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惠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
8洞缀合《静琬唐贞观八年六月十五日华严堂题记》（后段）云：
万代之后，法炬恒明。咸闻正道，□□□□，乃至金刚，更□□□。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贞观八年岁次甲午□月乙卯十五日己（下缺）。
可见，静琬“恐一朝磨灭，纸叶难固”发愿刻经，并说明是“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图片本”，他把石经洞彻底封锢住以留给未来之世的人看，千载万代后佛法必将消亡方可打开石室，复兴并传播佛法。从北朝摩崖刻经的弘法护法、与灭法抗争，到隋唐静琬时期因着末法思想而生的宏大誓愿，房山石经与北朝摩崖刻经不论是在刻经材料上、书法风格上、刻写内容上亦或镌刻规模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静琬在房山地区刻经，并不仿造过去摩崖刻经，而是选用石版刻经，这样不仅镌刻字数多，拓出后又可成为经本流传。通过新出《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具体来看，有几下几点体现：
第一，在刻经时间上，房山石经是河南地区北魏刻经、河北及山东一带北朝刻经的延续，镌刻始于隋代，终于明代，上下绵延千年之久，其中以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最为兴盛，五代时曾一度衰落，但到辽金时又得到继续发展，元明时就只是尾声了。综合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北朝刻经至房山地区隋辽金刻经来看，从时间上为“中国刻经书法史”的提出奠定必要基础。
第二，在刻经内容上，山东地区北朝刻经的镌刻处多在花岗岩摩崖、石坪或大石立面上，独立存在，其镌刻内容多为经卷部分章节，刻全卷者极少。而河南、河北地区刻经虽均以保存佛典，以备法灭之目的，然体量无法与房山石经相比。综上，房山石经可谓是一部石刻的佛教丛书，其以难以计算的人力财力把一千余部、三千余卷佛经刻在石碑上，洞藏于峰顶，深埋于地下，是一笔巨大而丰富的佛教刻经财富。重要的是，房山石经代表着佛教大藏经无与伦比的最古老版本：除发现于敦煌的写经外，房山石经保存并再现了隋及唐初的官写本一切经的真面目。同时，由于唐代以《开元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已荡然无存，而今有史实依据的唯一见证就是房山石经。更有覆刻藏辽代圣宗统和年间官版大藏经《契丹藏》，使房山石经在佛教刻经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文献价值。
第三，在刻经书法风格上，山东地区北朝刻经字迹均较大，最小者字径也在十五至二十厘米，一般都在五十至七十厘米，旨在便于人们瞻仰和宣传佛法，结合摩崖天然环境，以隶楷书体刻经，既保留楷书的庄重和博大，又彰显隶书的飘逸。《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经、《葛山维摩诘经》《铁山大集经碑》《尖山大品波若经》等皆为这种书体的风格代表，同时河南、河北地区刻经亦表现出隶楷相融的书风特点，可参见《唐邕写经碑》《无量义经》等。房山石经的书法在风格上延续了北朝末期的书法风格，特别是楷书从发展成熟到高峰的演变过程，从隋末唐初时期的字体扁平欹侧，方劲古朴，捺画突出，构字多见“碑别字”，尚未能摆脱“魏碑体”和隶书笔意的影响。到唐开元天宝年间，刻经依据高僧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及宫廷精美写经为底本，表现了这一时期崇尚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法，瘦劲通神，与传世唐代写经墨迹酷似，书法水平高超。再至辽金时期，书法继承唐末五代书风，崇尚法度，以欧柳书风为主。至明末尚有董其昌、冯铨等人助资题名的经版，多采用小楷，有的甚至用雕版印刷字体，格调不高。不同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石壁刻经，房山地区石质优良，选用碑版刻经，隋唐和辽初采用大碑书刻经文，到辽代通理大师时改为小碑横石，自然灵活的同时方便简捷。因着刻经材质的不同，相比以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为代表的北朝刻经突出的摩崖大字的磅礴气象，房山石经刻经则体现了精美、规范的雕造书风。
二、写经与刻经：刻与写的参照价值
赵朴初先生誉房山石经为“北京的敦煌”，季羡林先生则誉其与敦煌为东西两地的文化瑰宝，那么，对比房山石经与敦煌写经，我们不难发现，一则为刻经一则为写经，其载体分属于碑和帖。碑、帖本是我国历代书法文献、书法风格得以流传的两种重要形式，但它们的语义及表现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生演变，至清代“碑学”理论的出现又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碑帖之辨。二者相较不难发现，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若干武周、开元时期的宫廷写本文书与同一时期房山石经书迹，两者在风格上基本是一致的。以房山石经8洞所出《唐玄宗御注金刚经》为例，镌刻于唐天宝元年（七四二）八月十五日，经文四千一百余字，注文残存五千九百余字，历时一千二百五十余年之久，一直保存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上第八洞内。其卷末详具书、校、装、监等各道工序的人名，是唐代宫廷佛教写本的基本格式：
[群]书手臣张若芳，用小蔴纸三十五张，校书郎□担初校，挍书郎韩液再挍，正字李希言三挍，装书匠臣陈善装，典书臣侯令恽典，秘书郎臣卢倬掌，朝散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平乡县开国男臣宋昇监，正议大夫……上柱国载国公李道□……光禄大夫秘书监同正员上柱国汝阳郡王臣揔淳监。天宝元年八月十五日立。
这种保留前后完成过程的基本格式，在国图藏仪凤元年（六六七）十一月十五日刘弘珪所写《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卷末有用纸、装潢手、三校、详阅太原寺诸大德、以及“判官司农上林署令李善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题名，法藏敦煌文书上元三年（六七六）九月十六日程君度写本《金刚般若经》（P3278）卷末书手、用纸、装潢手、初校、二校、三校和详阅及判官等题名，另如日本三井纪念馆所藏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一月廿六日群书手成公敬所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上元三年（六七六）九月十八日群书手马元礼所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卷末装潢手、详阅、判官等题名皆同。可见，刻经与写经均保留了唐代宫廷写经的基本格式。在书法风格上，房山石经《唐玄宗御注金刚经》书法水平精妙，字迹洒脱空灵，镌刻技法精美，与上述初唐宫廷写经十分接近，唯有经生墨迹转换至镌刻石版上，神采依旧。
但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大多是残卷断篇，上述国图藏仪凤元年（六六七）刘弘珪所写《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是一九〇〇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十七窟）发现，后归刘廷琛、李盛铎、吴瓯等人，一九五三年被收缴充公，一九五四年此卷连同刘廷琛旧藏其他遗书拨付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北新0690（散0656）。此卷前缺后全，仅存十纸。其余敦煌藏经均多少有残损，有些写经因剥蚀而使明确书写时间也难以确定。而房山石经本是“房山佛教石刻大藏经”的简称，从第一阶段（隋中叶至唐开元二十八年之前）创刻者静琬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一百三十年左右中，在末法思想指导下镌刻与中国佛教命运相关的大乘经部经典；到第二阶段（唐开元二十八年至辽重熙十三年）的前后三百年时间，依据《开元录》为目录依据的瓘写本大藏经的顺序，雕造《大般若经》《摩诃般若经》《大宝积经》《大方等大集经》等大乘五大部及五大部外众大乘经一百余部；至第三阶段（辽重熙十三年至金朝明昌年间）的一百五十年左右，不仅有改以参考辽代官刻大藏经《契丹藏》为底本的官刻，同时有通理大师主持的刻经，使房山石经基本完备大乘三藏的内容。之后至元朝、明清时期还进行不少补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经的经生身份多样化，其写经书迹水平亦参差不齐，而房山石经的镌刻底本、书丹者及刻手一直都有所保障，如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唐玄宗的第八妹金仙长公主请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准奏后便委任《开元录》作者智昇完成送经任务，此后用做石经雕造底本，上述8洞《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即包含在内。智昇护送来的盛唐宫廷佛经写本，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写经书法水平，不仅是刻经的标准底本，同时也是书手书丹的标准范本，另观察其刻工的技艺精准程度，亦觉得墨迹本来面貌跃然眼前。综上，可知房山石经与敦煌写经二者在基本格式上相近，而书迹精善程度、经文完整性和连贯性上有差异。可以说，敦煌写经和房山石经在书法风格上、写与刻的关系上亦可互补参照。
三、题记与巡礼碑：唐代书迹的真实
房山石经是绵历数代的续刻累积，参与者众多，既有幽州、涿州等河北重镇的掌权者，也有来自远方陕西长安的唐朝皇室显贵，有的出身长城之外的辽国朝廷，有的就是上下附近村落的住民，可以说不限僧人、俗人，无论地位高低，社会各界都广泛参与其中。同时，石经不仅在隋唐两代汉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不断刊刻，在契丹族、女真族统治这片地域的辽金时期也有续刻，甚至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有高丽来的圣人劝化蒙古僧俗，进行补刻。因此，房山石经中不仅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佛典，还有大量的题记，写刻手身份不一，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房山石经题记，是指附刻在经石上的辅助性文字，如刻经的目的、数量、时间、内容、施主、刻者、书人、提点人等，是与北朝龙门造像题记、敦煌吐鲁番写经写本题记并重学林的古代三大题记之一。据统计，现在房山石经题记共计六千八百余条，其中辽金题记六千余条，这些题记书法由于写的不是佛经正文，则书风上更为自由、随意，有楷书、行书和草书，面貌丰富不拘一格，更能反映出不同层次书者的书法水平，如5洞3《静琬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用笔近褚体书风，结字宽博，个别字形沿用“碑别字”。8洞120《佛说当来变经》下方的冀州张龙丘文并书的《周文奭等造经发愿文》，是房山石经中罕见的行草书长篇题记。1洞45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六百刘湘辽重熙十年九月提点书镌题记》，书体使用辽代盛行的欧体，结体瘦硬，楷法森严。又见5洞18《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慧月达牧补刻题记》，结体平正，字形方正，变化不多等。房山石经中还有不少“施手书”的人士，如“析津府乡贡进士张角施书”（塔下785、塔下640《力庄严三昧经》）、“开元廿七年三月廿七日弟子李景炎施书”（2洞741《大方等大集经》，隶书）、“布衣张祜施书”（塔下21《观佛三昧海经》）等，这些书经人以书法为功德，助力写经事业，应该是当时的书法名家，他们的书名托石经以存。
此外，房山石经中还掺杂保存了十余通关于巡礼题名的碑刻，均为唐代。这些碑刻录文首次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出现，而图版并未面世。经《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图录卷）出版，专门提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这批巡礼题名的碑刻拓片，经拍照整理后公诸于世，并正式命名为“巡礼题名碑”。“巡礼题名碑”往往是两面刻，为方便树立，在下端配有榫卯。十余通“巡礼题名碑”都刻有“某年四月八日”，而农历四月八日是本师释伽牟尼佛诞辰日，安史之乱后，平民阶层话语权提升，开始广泛参与到房山石经刻经事业中，必然导致题刻姓名的需求和篇幅扩大，这就使本来在石经一隅刻人姓名，变成将石经的背面全部作为题刻人名的空间，如《大般若经卷第四百七十》碑阴巡礼人题名。可见唐代时巡礼已是重要的民间佛教仪式，这些无名的民众借信仰之名开始流动，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从“巡礼题名碑”拓片中可明显看出镌刻字迹出于众手，人名字迹大小错落，良莠不齐，天真稚拙与沉着痛快并现，似出自巡礼人亲笔所书，又可能不是同时镌刻，是唐代民间世俗书迹有根据的体现，无疑展现了唐代民间书写真实面貌，相信对补充唐代民间书风和中国书法史上“经典与民间”的问题思考定有所助益。
余论：“中国刻经书法史”研究的倡导
中国佛教与书法艺术关系密切，抄经、刻经作为佛门重要功德和弘扬佛法的必要手段，参与者众多，从民间到宫廷皆有，他们虔诚的信仰和无尽的努力，使得写经和刻经在技艺上经过长期训练和累积，同时借鉴“俗书”特点，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灭法运动还是末法思想，摩崖刻经的出现与碑版刻经的衔续，使刻经活动从最早的发现于河南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廿四》，至璀璨硕大的北朝摩崖刻经，再至隋唐以来经文完备、规模最大的实物遗存房山石经，一起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刻经书法史”研究脉络，透过北朝摩崖刻经至隋唐辽金元明时期的刻经书法，可考察其完整的书法演变全过程，亦可为整个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基金资助：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北京房山石经与‘中国刻经书法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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