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帽子，脱帽子
文/商子雍
在其它国家，帽子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物质的玩意儿存世；中国则不然，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帽子，“特色”吧！
其中之一是为“高帽子”。
据传，旧时一学子结束学业，在即将步入社会之时，老师耳提面命：
“社会复杂，人心险恶，你千万要事事谨慎、处处小心。”
学生坦然作答：“不怕，我已经准备了100顶‘高帽子’，关键时候就送上一顶，肯定能百事顺遂。”
老师闻言长叹：“看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教诲是白费了。”
学生赶忙诚恳解释：“老师，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要知道，人世间像您老人家这般的正直、耿介之士，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老师面呈得意之色，而学生，则在事后对人讲：“我准备的‘高帽子’，只剩下99顶了。”
再就是“政治帽子”。
在那个比现在糟糕许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给大人物戴的“大帽子”有“叛徒、内奸、工贼”等，给小百姓戴的“小帽子”有“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
一个人，不管水平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历史怎样清白、人品如何端方，只要被戴上这种“帽子”，立马身败名裂，丝毫挣扎不得。
当然，有时候也会给戴上“帽子”的人脱“帽子”，美其名曰“给出路”；但同时又会宣布，脱掉的“帽子”是拿在群众（实则是拿在权势者）手里，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
啊呀呀，此种“帽子”，可怕矣；所幸，它已经是过去年代里的旧物事。
生活中，我基本上是不戴帽子的（这里指的是常规意义上的帽子）。
如此行事，是否与潜意识里对那种非常规意义帽子的厌恶、乃至痛恨有关，说不清楚。但前不久游欧洲，我却为自己买了一顶帽子；当然，是常规意义的帽子。
那是在捷克的克鲁姆洛夫小镇。
欧洲各国的小镇，仅就我去过的十好几个而言，皆为自然形成，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不像某种所谓的“特色小镇”那样，从一开始就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把住人的小镇盖成售货的卖场，毫无情趣可言。
欧洲小镇的建筑，整体看来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甚至多少显得有点儿杂乱无章，但却真实、自然、沧桑，有历史纵深感。
尽管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小镇的商业开发在所难免，但作为当地百姓宜居之地的基本品质，则保留得相当完好，不像国内的旅游名镇周庄、大研古镇那样，居民几乎全部被商户驱离，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大卖场，使得自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品格大为逊色。
克鲁姆洛夫小镇显然绝非如此，它是欧洲小镇中的翘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漫步其中，进教堂、逛市场、欣赏不同时期的特色民居、和遇到的当地百姓相互示好，活力十足、烟火气充沛的古老小镇，真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小镇里的一个不大的广场上，中间是那种早上出摊儿、傍晚收摊儿的临时商户，一排一排地有序罗列，卖帽子的商户，就在其中一排的中部，并不十分显眼，而我，事先也丝毫没有要购买一顶帽子的打算。
只能用“有缘”二字，来解释这次款额不大的成功交易——我一眼就看上了这顶用亚麻布料手工缝制的帽子，趋前打探，发现摊主正在手工织布，有意思，看来这顶漂亮的帽子是彻头彻尾的手工制品了，难得难得，要买要买。
摊主在计算器上给我开出了价码，竟然是400多，太贵了，但转念一想，这应该是捷克克朗吧！于是掏出一张欧元纸钞晃了晃，果然，摊主又打出另一个数字：18 。二话没说，成交！立马戴上新帽子拍照传回国内，儿子很快回应道：“旅欧华侨。”我倒是想来欧洲当侨民，可惜的是年龄太老，当不成了！
几天以后，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哈尔施塔特湖区，和一场春天里的漫天飞雪不期而遇，这顶帽子派上了大用场。
但是，更让我刻骨铭心记忆的另一次用场，是发生在购买帽子的十几分钟以后。
在克鲁姆洛夫小镇那个不大的广场上，我戴着新买的帽子，转悠到了一座雕塑近旁。
那是一个铸铁制成的纪念柱，是为600多年前被黑死病（鼠疫）夺去生命的2500万亡灵所建。
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600多年前，黑死病是让人类束手无策的天灾，但当时同样低下的精神文明水准，却使得这场天灾有了浓烈的人祸色彩。
史载：1345年冬，鞑靼人进攻热那亚领地法卡，久攻不下的鞑靼人恼羞成怒，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尸体，用抛石机抛入城中，结果城中鼠疫泛滥，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于非命，只有极少数人逃到了地中海地区。然而，伴随他们逃难之旅传播的，却是可怕的疫病。
念及此，心中好一阵悲凉。
我对老伴儿说：“咱们来悼念一下吧！”于是，在捷克的克鲁姆洛夫小镇，在那座黑黢黢、让人倍感沉重的纪念雕塑之下，我脱掉帽子，向那些永远无法瞑目的冤魂，奉上两位中国老人的哀思！
商子雍，陕西西安人，资深报人，文化学者，著名作家。现为陕西省杂文学会荣誉会长。
曾获西安新闻十佳及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安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主要作品有四卷本的《商子雍文集》(2004年)，《求是斋杂品》(1995年)等。
编辑 | 黄帅 审核 | 吴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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