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这位女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西太后画像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濮兰德·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这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统治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二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而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三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
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她对外充满怀疑和敌视，以致最后充当了仇外的、不顾国家命运的极端保守势力的帮凶。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突然醒悟，但显然历史从来不给关键的人物第机会。
小编认为，虽然作为一个执政者，她令晚清的中国丢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她是无比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能够问鼎古代中国权力巅峰，实则不易，或许她不从政，也是一代英杰。可是，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