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女儿》剧照
在关于世纪末社会潮流的讨论里，南方被讨论的议题时常与北方错位。人们提起1990年代末的北方，“国企改制”“下岗潮”是高频词汇；而说起南方，伴随的往往是深圳速度、港台流行、经济神话。而属于南方脱轨者的哀伤，在这种议题错位中是被遮蔽的。
在这个背景下，尽管《回来的女儿》在开播后引起两极化的讨论，但至少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它看到了南方社会在当时的创伤、撕裂和隐藏在经济神话下的暗流，用隐喻和象征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
这也是它让人印象深刻、在播出早期收获大量关注的原因之一。尽管它遭遇了口碑滑铁卢，但是依旧值得我们细看。
虽有瑕疵，但问题意识可贵
《回来的女儿》显然不是像《真探》《大宋提刑官》这样足以回味悠长的作品。它对于猎奇事件的把玩和沉溺，以及它所处的拍摄环境，阻碍了它进一步深入探索社会议题的可能性。
已经有不少观众反映，本剧从中段开始，到第7、8集变得明显，呈现了乏力的态势。当此剧在第六集令人惊艳地揭开了国企改制的冰山一角后，到了第7、8集，此剧又陷入到为了制造新的戏剧冲突，而不惜让人物做出降智行为的俗套桥段上，而观众的注意力也回到了家庭爱恨、双重人格、李承天与廖穗芳隐藏的秘密这些问题的讨论，本可深挖的社会议题层面的内容已然搁置。
仅仅12集的规模，对于猎奇和戏剧化桥段的沉溺，让《回来的女儿》注定在遗憾中收尾。
《回来的女儿》剧照
此剧的导演和编剧团队沿用了《隐秘的角落》和《无证之罪》班底，这个团队的特点是具有美剧意识、摄影风格化、在制作推理剧题材时拥有社会问题的意识。
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小镇潭岭，原型是重庆县城。剧中，孤女陈佑希的好友“小秀”在看似亲密无间的李家担任保姆，有一天却离奇失踪，佑希孤身去潭岭寻找小秀，其间遇到喜欢小秀、在广州倒货搞事业后归乡的程威，又得知李家女儿“李文文”在多年前已经失踪，李家只剩下一个傻儿子李文卓，由夫妇二人养育。误打误撞，佑希决定用“李文文”的身份进入李家，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家庭背后每个人的秘密。
《回来的女儿》剧照
借助发生在南方雾城的凶杀案，《回来的女儿》让我们回看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一种玫瑰色的滤镜式回忆中，上世纪90年代的另一面，却复杂得多。
1995年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企改制，地方上的私营企业、工厂全面发展，中国社会就像一列高速列车，面临的挑战也在扩大。
所以，《回来的女儿》案情看似离奇，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倒是合理许多。这部剧也让我想起一个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真实案件。1994年，13岁男孩尼古拉斯（Nicholas Barclay）在圣安东尼奥失踪。
《回来的女儿》剧照
除了家人，他的失踪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关注，直到三年四个月后，西班牙利纳雷斯传来消息，尼古拉斯在那里被找到了，这一家人激动地想要把孩子接回家，但其实那个孩子是冒充的，为了冒充成那位失踪的尼古拉斯，冒充者染了金发，文上刺青，谎称自己经历了失忆。本来，这种谎言很容易被戳破，但这家人愣是接受了这个疑点重重的孩子，这位冒充者因此获得了美国护照和美国公民身份，和姐姐回到了得克萨斯的家。为什么这家人要这样做？他们真的被冒充者蒙骗了吗？有一种令人细思极恐的说法是：
“三年四个月前，因为一些不明动机，这家人里面的哥哥杰森和母亲联手，或杰森独自一人杀死了尼古拉斯，母亲和姐姐都是知情者。他们报警声称尼古拉斯失踪，四年后却听说尼古拉斯在西班牙被找到了。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当初的凶杀被发现，他们才决定把这个冒充者接回来，至少这样，没有人会再追究尼古拉斯的下落，他们的罪行再也不会败露。”(引述自豆友玄辂对纪录片情节的概括《两个故事，你信哪一个》)
《回来的女儿》，可谓这个真实故事的中国版演绎。
南方家庭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姊妹篇
近十年，国产悬疑剧有两个常见的美学风格，一个是“东北伤痕文学”，一个是“南方诡异小镇和家庭”，这其中南方悬疑剧普遍突出雾气、水汽、小镇、压抑家庭。
广东、云贵和重庆成为常见取景地，倘若将一些同题材电影也算在内，我们会发现“恐怖父亲/妻子”成为常见元素，比如《隐秘的角落》里的数学老师张东升、《开端》里演员刘丹饰演的“锅姨”、《断·桥》里范伟饰演的变态官员父亲、同样是作为官员父亲形象出现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的唐奕杰(张颂文饰演）。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剧照
《回来的女儿》编剧的前作就是《隐秘的角落》，这两部剧的戏剧核也一以贯之，就是“小孩对抗大人”。在《隐秘的角落》中，家庭成为一个令人渴望又不安的存在，对于孤独的人来说，他们渴望一个温暖亲切的家，但是对于生活在控制欲爆棚的家人阴影下的孩子，家却是他们希望逃离的地方。
譬如在剧中，朱朝阳的母亲是一个专制型母亲兼抑郁型母亲，在心理学里面，有的家长被称作专制型家长和抑郁型家长，朱朝阳的母亲两个都具备了，第一个是她对孩子有极强的掌控欲，第二个是她经常会表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会说事情都是你爸造成的，我都是受害的，我那么委屈把你带大了，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于是，主人公朱朝阳埋藏了很多想要宣泄的情绪，同时他渴望得到友谊。他甚至不惜为此欺骗家人，乃至有着走向一种黑色之路的风险，他也要跟普普、严良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极度渴望友谊，渴望一种缺失的温暖。
《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母亲是一个专制型母亲兼抑郁型母亲。/《隐秘的角落》剧照
隐秘的角落，既是指地理上的隐秘的角落，也是指每个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地方，那个渴望得到照亮的那个地方。从这个角度切入，《回来的女儿》何尝不是《隐秘的角落》姊妹篇。主人公佑希从小在福利院孤独长大，所以她渴望友谊，珍惜朋友。程威在小镇长大，缺乏真正的爱和关心（剧中他的父母处于缺席的位置）。与他们相对应的是，李家父母表现出疼爱子女的一面，但在另一面，那具有控制欲的爱也是恶之花生长的土壤。《回来的女儿》，其实就是把《隐秘的角落》的角色关系打散又重新捏合，在这部剧里，我们能看到许多呼应前作的地方。
《回来的女儿》主创立意点不是为了塑造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剧中主要角色都是普通人，是小镇里常见的人物和性格。王砚辉饰演的父亲李承天在生活里压抑受气，他知道妻子廖穗芳与本地富豪王重江的私情，不选择和王重江对峙，而是在羞愧和绝望之下一度轻生。他的窝囊、懦弱、压抑和对于面子的重视，凝结在细节里。所以，当妻子有外遇的事情在镇上传开，他首先想到的既不是跟第三者决斗，也不是保护妻子，或者与妻子协商未来选择，而是吞农药寻短见。但是在另一层，这个压抑的男人在特殊情境下也有暴力的一面，参考他对小卖部老板的袭击，这是他的双重性。
梅婷饰演的母亲廖穗芳。/《回来的女儿》剧照
相比之下，廖穗芳在家里更强势，她在生活中是拿主意、工于城府的那一个。但因为傻儿子疑似性骚扰他人、自己又陷入外遇风波，她在镇上受尽了道德的指控。剥离开阴森的滤镜，廖穗芳这个人物也具有两面性，她一方面是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的，另一方面又有她身陷环境所导致的可怜与可悲之处。她是许多小镇女人的缩影。
上世纪90年代末历史巨变的隐喻
《回来的女儿》是一部优缺点明显的作品。它的长处在于氛围营造能力和社会背景的还原意识，但作为一部社会派悬疑作品，它在故事逻辑上的硬伤和割裂之处也是无法被忽略的。
比方说：作为一位小心谨慎又从事着灰色地带生意的本地富商，王重江家里轻易打开的门。剧中程威几次进入王重江家室内，推动剧情进展，都跟这扇门如此容易被打开有关，但这在现实里并不太合理。同样，第五集女主佑希发现廖穗芳一家人的不对劲，当面对警察喊了出来，警察却毫无作为，轻而易举地让廖穗芳把佑希带回了家，即便这个情节可以用“佑希多次撒谎已经让警察不再信任”或“小镇警察并非个个高明”来找补，但在本剧里，警察有时候的表现已经可以用“降智”来形容，作为悬疑剧里的重要支柱，当警察的智力水平无法与罪犯平衡，悬疑剧就容易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正面案例是韩剧《信号》，由于正反双方都有优秀表现，这部韩剧从头到尾跌宕起伏，没有明显烂尾的痕迹。
韩剧《信号》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融合“穿越”和“刑侦”题材，是悬疑剧中的经典。/《信号》剧照
类似的瑕疵，还有小威换血、第七集佑希和小威成功把傻儿子带出来等情节，梳理这些瑕疵，会发现它根本上是由于这是一部特别吃设定和反转的作品，它的信息量很大、人物很多，但是人设做得稍显猎奇，在一些地方就会显得失真。对比《隐秘的角落》，后者在小孩和警察的塑造上更具角力感，《隐秘的角落》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感更足，也就能一直维持住戏剧的张力，没有让它掉。《回来的女儿》在第六、七集则显得力有不逮，编剧这一次在兼顾多线叙事时明显不如《隐秘的角落》那样游刃有余。
但另一层面，此剧在社会氛围的还原上展现了它的素养。在《回来的女儿》里，我们能看到那些熟悉的关于上世纪末南方的细节：广州选美比赛、世纪末青年们对于港台文化的追捧、小城里冒出的金色KTV和歌舞厅、偷看黄色录像带的放映厅、大背头、BB机和老式电视。《回来的女儿》拍摄的不只是一个家庭惊悚片，还有世纪末的那种氛围。
该剧还原的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细节：挂钟、日历和海报女郎。/《回来的女儿》剧照
该剧也折射了上世纪90年代末影响整个中国的国企改制风波。这部剧老李一家所处之地的原型是重庆矿区的化肥厂家属院，剧中老李是国营工厂的工人，老王是依靠倒卖保健品发家致富的民营企业家，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的时代浪潮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海啸。该剧第六集，化肥厂厂长跑路，下岗工人拿不到下岗补贴，化肥厂面临亏损和欠债，曾经出走的工人王重江，如今扭头一变，反而成为下岗工人们寻求帮忙的对象，而老李事实上陷入收入停摆的局面。
剧中，老李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日渐没落的国营工厂，王重江则代表了呼风唤雨又隐藏着合法性危机的市场经济，老李的妻子廖穗芳原本心在老李这头，慢慢地也换到了王重江那头，并且生出了去广州的念头。原本风平浪静的家庭，恰恰是在国企改制的大背景下陷入剧变，而那些失魂落魄的工人、小卖部里出言不逊的店主、内部活色生香的KTV，都是那转型年代的一张张侧写。
老李、老王、廖穗芳乃至整部剧，其实是这一历史巨变的象征和隐喻，是《回来的女儿》创作者的野心所在，他们要拍的，不是凶杀案，而是改变一代人的那一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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