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未见，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大提琴家王健的头发变白了。因为疫情演出减少，他索性让头发自然生长，不再刻意打理。如今，从生活到舞台，他都毫不掩饰白发，坦然面对年龄焦虑。
在国际舞台驰骋多年后，王健多了一重全新身份——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月下旬，他将从欧洲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
与此同时，王健也将重归乐迷的视线。4月28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他将奏响归国后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带来疫情三年来悉心研究的大提琴作品。
贝多芬、德彪西、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是这场音乐会的重头戏。
贝多芬一生为大提琴与钢琴写了五首奏鸣曲，数量不多但意义非凡。他让大提琴与钢琴从附属关系转变成了互相成就的拍档关系，平起平坐，王健要演奏的是《C大调第四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102之1）。
“在这里，大提琴和钢琴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像两个高超的舞手同时在翩翩起舞，不像其他奏鸣曲是一主一副，一个领舞一个衬托。”王健感慨，贝多芬的作曲技巧令人震惊，对作品高水准的要求也超过了大多数作曲家，“达不到这个效果他就不会写进去，所以贝多芬原谱的涂改痕迹很多，说明他要求非常严格，敲敲打打，不停在改。”
第二首作品是德彪西《d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135），旋律优美，十分好听，“我们有些刻骨铭心的感受是做梦时得到的，在没有理智、没有逻辑的情况下，这种感受往往更加直接、更加刺激。这部作品就有这样的特点，提供了短暂的印象、色彩、情感，没用太明显的框架去规范，但是留出很大的想象空间，给你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王健看来，德彪西的作品也体现了法国文化的特点，那就是怀疑一切，什么都不绝对化，努力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比如在悲哀里找黑色幽默，在快乐时取笑快乐，不像德国文化那样追求真理、注重认可。法国的德彪西和德国的贝多芬同台，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如果要问最喜欢听哪位作曲家，王健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肖邦，“因为他的音乐最适合我的性格。”“巴赫的作品对你的审美观和精神世界是有要求的，肖邦的作品会让你觉得，生活的酸甜苦辣、那些莫名其妙的伤感、那些不足一提的忧虑，都是珍贵的，人生是值得好好感叹一下。”
除了钢琴，肖邦最爱的乐器也是大提琴，为大提琴写了好些作品。音乐会上，王健将带来肖邦《g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65），录制第一张唱片时，他便毫不犹豫选了这一首，“因为我最爱它，实在太好听了，波澜壮阔，悲喜同源，两种纠结的状态穿插在一起。”虽然在国外已经演了很多次，但在国内演，王健还是第一次。
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印象派，三部作品反映了三位作曲家迥异的作曲风格和鲜明的音乐性格。在此之前，王健和乐团演协奏曲的机会更多，很少开独奏音乐会，如今国内的市场慢慢打开接受度，他打算日后多演一些有意思的独奏作品。
归国后的王健还是会住在从小长大的地方，亦即现在的衡复音乐街区，可以走路去上课、去演出，“这是非常幸福的事。”
王健近期演出现场。
【对话】
把练琴当成修行，在心里建小木屋
澎湃新闻：以前常年在世界各地演出，飞来飞去，有过想按暂停键的时候吗？
王健：当然有，曾经有两三年，每年七十多场音乐会，真的好累。最近三年演出非常少，我又变得很期待。
独奏家是非常孤独的。我认识很多独奏家朋友，有些人就因为受不了孤独早早退出了，有些人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来，看起来怪怪的。
我善于孤独，从小就不怕孤独，一个人的时候很坦然，没有任何不适。从这一点来说，我的性格很适合当独奏家。有时候，对艺术的冥想、对艺术的感受、对艺术的震动，必须是一个人孤独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音乐是让你看到内心世界的最好载体。音乐可以让你的内心世界展开，你可以尽情翱翔，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你的灵魂一定是孤独的。
澎湃新闻：这几年没怎么演出，会不会害怕被大家遗忘？
王健：我读过一本心理学的书，作者说，人一辈子最渴望的不是钱财，而是得到他人的认可，说得太对了！每个人都渴望被人认可，但是，不管是谁都会被人遗忘，这是早晚的事，除非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历史人物。想到这一层面，我就觉得被遗忘是宿命，不如就坦然一些。
澎湃新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很容易焦虑，被外界影响，你是怎么保持自己的定力和节奏的？
王健：每个人都会焦虑，我也不例外。很多时候你只关注到自己在焦虑，而没有想是什么让你焦虑。你仔细想想，会突然意识到，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其实很无所谓。我会焦虑，但我比较能想得开。一个人得有上进心，但过于上进会让自己很累，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澎湃新闻：不演出的日子里，你在芬兰的日常是怎样的？
王健：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是想好女儿中午和晚上吃什么，我做菜比较多，她喜欢吃中国菜。看看书，看看电影，玩玩游戏，和朋友聊聊天。我不是小资的人，不会去喝咖啡逛博物馆，超级宅。我们住在湖边，客厅一眼望去就是湖，不用出门，抬眼就能散散心。
再就是练琴了，每天保证三四个小时。我会有目的地挑作品来练，比如我想追求音乐上的哪些颜色，或者分句的方法，或者技术的精进。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几年练得比较多，因为很容易就跟它交谈起来，不需要其他乐器伴奏。
澎湃新闻：你把练琴当成修行，在心里建造一个小木屋，像避难所一样。
王健：我想每个音乐家都是这样的。小时候不太能认识得到，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你创建的音乐世界、你组建的这么一个小木屋，是你唯一的财富，别的都是假的。特别是到了后半生，我们练琴都不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追求某种境界，不停地把心里的房子装饰好、维护好。
这几年心无旁骛地练琴，带来的变化是积极的。特别是去年11月开始，我每周都会在线上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上课，从学生身上也学到很多。我从很早开始就自己教自己了，分析和理解是我的强项。但是，说给自己听不太需要有逻辑，说给学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怎样有逻辑地总结经验、传授经验，并让学生理解，是很难的。我现在变得更加理论化了，会把自己的经验、窍门、总结理论化，让学生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理解，抓住关键。
王健近期排练现场。
越是天才的孩子，越是不能扭捏他
澎湃新闻：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到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让人想起了你和余隆、李伟纲李宏刚兄弟的少年友谊。
王健：哈哈，我比他们小四五岁，小时候和伟纲打过好几次乒乓球。我经常在院子里见到余隆，性格好，长得又帅，伟纲哥俩也是学校出名的帅哥，三人都是上音的校草。小时候当然很仰慕他们了，但是年龄差四五岁，还是比较难玩到一起。
那时候真的很单纯，根本没想过大家日后可能有的成绩，也根本没想过会当独奏家。我们没有独奏家的概念，也不知道独奏家有怎样的生涯，只想着把琴拉好，因为那时候没有音乐市场。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好家伙，有人一年可以演七八十场甚至上百场。
澎湃新闻：听说你要回国了，他们都是什么反应？
王健：当然很开心了。其实从疫情开始，余隆就整天替我操心回国的事情，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人。这次回上音教书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促成的，他知道我有回国照顾父母的需求，热心帮忙联系了好几所音乐学院，但他什么也不往外说。
我和伟纲平时会谈论音乐，互相了解对方的音乐品味，喜欢什么样的演奏风格和传承。我们会聊老的唱片、老的演奏家，喜欢互相推荐那些被忽略的伟大音乐家。音乐史上充满了令人惋惜的例子，有些伟大演奏家默默无闻，并没有被大家充分认识。商业和艺术永远不是最匹配的，一个人音乐事业的辉煌，绝不能等同于艺术上的成功。这件事让我们很懊丧。
澎湃新闻：不仅你回来了，上海四重奏也回国教书了，你怎么看这种回流的现象？
王健：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以前很多音乐家在国外求学或有成就后留在国外，其实是不正常的。放眼世界，90%以上的德国音乐家、法国音乐家都住在自己的国家，实在没办法才跑去其他地方。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很多伟大音乐家被迫跑到美国，才给美国带来了古典音乐的爆发，现在他们又慢慢回到欧洲去了。
中国以前没有古典音乐的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成绩斐然，虽然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能和欧洲或美国市场完全平起平坐，但是趋向已经很明显。所以只要国家持续欢迎我们回去，我相信很多在国外深造或有建树的音乐家都会慢慢回到中国。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一个国家越成功，吸引的人才会越多。
澎湃新闻：从你的观察来看，国内的古典音乐教育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王健：我希望市场再扩大一些，能有更多演出机会，尤其是小型演出。就像伦敦、柏林、巴黎等大城市，角角落落里遍布着音乐会。只要有一个空间，一百来个听众，就可以组织一场音乐会，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几个小时。
我们在交响、歌剧等大型演出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果小型演出不能扩展，年轻一代音乐家成长和成熟的能力就会减弱。在国际比赛上，西方选手的演奏经验往往远超国内选手，因为他们整天在演出，知道在台上会犯什么错误，知道怎么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国内选手就缺实战经验。小型音乐会可以给孩子们更多的演奏机会，机会越多越好，要遍地开花。它们也不用像交响演出那么隆重，可以更随意一点，更普及一点。
澎湃新闻：做老师了，你会特别渴望遇到天才或神童吗，会不会想培养下一个王健出来？
王健：为什么要再有一个我出来？天下的天才太多了，但有时候又觉得太少了，因为真正能成才的天才是很少的，夭折率很高，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原因。有些孩子拉起琴来好像天堂在跟你说话，长大后这种神韵就消失了。
有时候是被老师教坏的。有些老师急于用理论去武装孩子，结果把他的感觉给摧毁了，感觉一摧毁，再多的理论都是废话。音乐是感性的，感性为上。你只要有感性，你永远可以往前走，没有感性，寸步难行。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天才时，往往非常谨慎、非常珍惜。我们知道说错一句话，会对这个孩子造成很大影响。越是天才的孩子，越是不能扭捏他，你要尽量让他自我生长，但是当他自我生长到了一个不正常或不好的方向，你要果断下手。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我们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
王健和女儿。
有独立思考能力，生命力才更旺盛
澎湃新闻：父亲是你在音乐上的开蒙老师，我们都听过五分钟的练琴故事，他在教育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王健：他的教育理念永远是，不给你鱼，只给你鱼竿，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不是教我怎么去做，而是教我怎么思考，用我的思维方法、思考能力去找到自己的路，这是他留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很多音乐家小时候非常出色，但到了二三十岁就停止进步，不再变化，因为他们不会自己教自己，没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我一直保持着自我思考的能力，这样生命力才会更旺盛。
小时候，父亲最爱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应该怎么办？他会先问我，这个地方你觉得自己拉得好吗？我不知道，他会让我唱一唱，感受唱歌和拉琴的异同。拉得不如唱得好，我会想为什么，原来是弓速控制得不好，所以音会抖来抖去或有重音，听起来断断续续。拉琴若想像歌唱一样，就不能断断续续，一定要连起来，我就会去追求怎么连起来，胳膊怎么动都要自己去想。
父亲一直强调，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先从大方向、宏观角度思考问题，再一层一层往下去实现，不要折腾了半天小东西而忘记了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澎湃新闻：他什么时候开始放手让你走自己的路？现在还会提点你、敲打你吗？
王健：十三四岁就不太管我了，正逢叛逆期，开始和他争吵，不愿意听他的话。那时候他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已经教给我思考能力了。
他现在当然还是会提点我，但是非常小心。我们对别人的批评，会比较平静地对待、比较容易去接受，因为不伤你。父母的批评、不满、失望其实是很伤人的，因为我们最在乎父母的看法。有人把父母的话当作耳旁风，那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者逃避，因为很在乎，所以表现得不在乎。
澎湃新闻：一路走来，哪些老师对你影响比较大？
王健：奥尔多·帕瑞索教了我整整八年，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和老师的相遇很巧合，他来上音开大师班，听我拉琴后许了我口头的录取，我去耶鲁大学后一直跟着他学习。
帕瑞索教学最大的长处在于，你根本听不出谁和他学过。另一位美国名师，他的所有学生我一听就知道跟他学过，在我看来这是失败的象征，等于他把他那套理念套给了学生，但这套理念适合每一个人吗？不是的。
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发挥所长，这一点帕瑞索做得非常到位——他的学生没有两个人拉琴一样，他的目的是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变成他人完美的复刻。我现在上课也这样要求自己，尽量让学生的风格变得更好，而不是强加另一种风格。
澎湃新闻：你从小就被很多大师发现和提携，斯特恩的获奖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甚至改变了你的一生，那么怎样的孩子才会被看到呢？
王健：我后来读过一篇采访斯特恩的报道，问他当时怎么会把一个大提琴的孩子放在了影片的结尾，而不是拉小提琴的。他回答，他的演奏打动了我，这是关键，能够打动人的音乐才是最高的境界。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演奏能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有触电的感觉，突然心打开了，就是最高境界了。
当然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比如当比赛评委，有同事更看重完美或风格，而我最重要的标准是被感动。如果一个人感动了我，我会给他加很多分，相反，有人演奏精湛无比，我最多觉得好厉害，会很快忘记，而那些感动过我的演奏，我会记一辈子。
澎湃新闻：这种感动你的时刻多吗，让你感动的音乐人多吗？
王健：音乐上不能说很多，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如果非要问我的演奏为什么被大家喜欢，可能就是因为我这方面特别特别敏感，就像看电影，我肯定是第一个流眼泪的。很矛盾，我的心不柔软，但我特别容易被这种人情味感动，被人性中的善良感动，这是天生的。现在网上为了赚点击率，经常会编一些故事，你知道是骗人的、煽情的，我还是会掉眼泪，很傻。
澎湃新闻：女儿开始学琴了吗，到了什么水平？
王健：没有，她不肯学。北欧的教育是放养型，这个年龄的孩子只会玩，不像中国孩子从小就学很多东西。我想做虎爸，但根本做不了，没这个环境啊。中国孩子去学奥数，不觉得奇怪，因为朋友都在学。这里没有班，也没人教，如果你找人教，孩子会觉得很奇怪，凭什么，朋友都在滑滑梯。我觉得两个极端都不对。国内在培养孩子上有点极端，小孩那么辛苦，哪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北欧是什么都不管，女儿马上上小学了，预备班什么都不教，天天玩，也太过分了。
我反正尽量给她放点音乐吧，懂得音乐非常关键。好比一个特异功能，戴上音乐这副眼镜，你可以看到生活中的缤纷色彩、美好色彩、幸福色彩。
那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能不能听懂古典音乐，能不能理解作曲家？音乐是感性的，作曲家没想让你理解他，唯一的是希望你有感受。很多学音乐的人就是因为努力去理解，用一大堆理论武装自己，忘了去感受，反而走歪了，彻底搞砸了。音乐就是感受的，而不是拿来分析和理解的，分析和理论是手段、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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