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见解都未超出中国隋唐普通禅僧的常识水平，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女生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女生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见解都未超出中国隋唐普通禅僧的常识水平。
"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
这句话如果是一个唐宋的普通秀才写出来的，那在唐宋文人圈子里绝不会引起惊讶，也绝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秀才的原创，秀才本人也不会被认为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因为这显然是拾禅僧之牙慧。在文人认知里，这和“道可道非常道”一样是常识。
实际上，《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中的观点，都有这个问题，禅宗常识与其相比，关于逻辑、语言、概念、辨析、表达、沟通等问题，尤其在终极问题的探究上，早就远远超越了维特根斯坦的认知水平，并且非常成熟圆融。
在中国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常识中，无为法，或终极问题，或世界的实相，是脱离语言的，是无法用语言体系映射的，是无法用语言交流和传授的，陷在语言体系中试图辨析和探究终极问题，肯定是头上安头自欺欺人之举。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学僧入门常识，维特根斯坦只知前半句，未知后半句，看到了逻辑的局限性，却还试图在逻辑体系里讲道理，只会让初级禅僧失笑，维特根斯坦知道不能安立在言语上，却指望安立在心行上，典型的才出虎口又入狼窝，是他前期思想不成熟的地方，这一点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
实际上，这是几乎所有西哲的痼疾。
维特根斯坦明白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明白试图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但他只意识到了“边界”，也停止于“边界”，以为这样就可以“终结问题”，而在禅宗那里，边界问题是常识，而超越边界的终极问题也是清楚的，如何处理边界内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清楚的，否则就不存在悟后起修的传承了。
禅宗语录公案之于禅僧，就像论语之于儒生，当然是常识级别的。而公案里随处可见“说似一物即不中”、“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道”、“无情说法”、“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之类的开示，早就深刻认识到了语言的边界问题，区别在于，禅宗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不依赖语言，又不摒弃语言，却能指向语言背后，这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西哲始终没有做到的。超越边界的能力他没有，超越之后的是什么他更不知道。
且问：西方语言所反映的边界，和东方语言所反映的边界，是一还是二？原始人语言所反映的边界，和机器人语言所反映的边界，是一还是二？
禅宗明确知道，这个“语言”下面，本有更底层的东西，超越语言与思想，不因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而有不同，不因各人水平高下而有不同，不因世界的唯物呈现和唯心呈现而不同。讨论公共语言和私人语言是无聊或不重要的，属于小学生给同桌出题自娱自乐，可以打一百分，但不属于真正的学问和成长。
"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
且问：这个沉默是知还是不知？是可以体悟而保持沉默，还是不可体悟而不得不保持沉默？
黄龙祖心举拳问僧：唤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唤作甚么?
对禅僧而言，对无法言说之物，不要试图通过语言说清楚，所以不可说，但语言依然可以作为指月之手，而那个不可言说的东西，那个终极问题，实可经此开示，实可证悟。
禅宗是不依赖语言，而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方式，激发语言和思想背后的那个东西，以通达“事实以及这些就是一切事实这个情况”，这从理论到实践都远比维特根斯坦高明。而“激发语言和思想背后的那个东西”在维特根斯坦早期是不在场的，晚期他称之为“直觉”，禅宗称之为“自性”。
沉默并无不可，但绝非只有沉默。哲学止于语言？
面对德山有无之问，沩山灵佑保持沉默，坐断天下舌头。但德山棒、临济喝，与沩山一默并无抵触，南泉斩猫，赵州吃茶，雪峰滚球，普化摇铃，都指向无法言说之物，这是维特根斯坦远未触达的。
禅宗并不认为“不立文字”就不能用语言引导学僧开悟，历代“语录公案”不断，也不认为只有语言可以引导学僧开悟，历代“行为艺术”不断，但同时更指出这些包括语言在内的交流只是随缘对机，其实都是“老婆心切不惜落草”的“一勺恶水”而已，不可执于语言，不可昧于思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体”尚不知，何谈所“用”。对语言哲学的认识，维特根斯坦远不彻底，于是更谈不上对言语后面的世界的探究和正确认识，于是基于其半吊子认知的哲学研究只能是个不成熟的半成品。
洞山良价：“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是维特根斯坦从未梦见的境地，直到晚年也没有打开这个格局。
南泉普愿：“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
南岳怀让：“修证既不无，污染即不得”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岂是维特根斯坦走到半山腰就急着写词谱曲感慨大好山河可比？
语言的局限性和语言的有效性是一体的，西哲往往明白“一体两面”的道理，却很难把“两面”去掉，真正领悟“一体”，所以维特根斯坦用早期的认知推出了“哲学的终结”之类的东西，显然落了下乘，从大人聊正事聊成了小孩开玩笑，这是未开悟的入门学僧都不可能犯的错误。因为否定不代表终结，空不代表寂灭或虚无，这些在佛教中是顽空断见，“离四句、绝百非”是大乘入门学僧的常识。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明白了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这合于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看法，合于“喝水搬柴即是神通”“饥来吃饭困来眠”的禅学常识，但并不明白“好事不如无”，并未达到“觅心了不可得”和“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统一，并未达到“事理不二、体用双彰”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明白了应该在生活中研究语言，而不是将语言当成一个“本体” ，他开始搞教育编词典之类的实践，才是在“事理体用”上开始摸到门了，正在开始修证，而这对于禅宗学僧而言，并非开悟者的悟后起修，而是知解宗徒的日常修证，为开悟做准备的路上而已，一辈子也没越过第一道门槛。
“事理不二，体用双彰”是圆融的、是生机勃勃活力无穷的，这不仅是哲思哲理上的超越，更是有对生存态度的明示，和对提升思想的具体指导，无论在“本质”层面，还是在“发生”层面，大乘中观绝不会导向西哲钻牛角尖的偏枯狭隘，维特根斯坦虽然指出了西哲的哲学病，但其实自己也陷入了这种哲学病的习气中，这在禅宗学僧中都算不上根器好的。
玩逻辑玩分析，禅宗不乏“三玄三要”、“君臣五位”、“四料简”、“四照用”这一类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曹洞宗绵密回互，敲唱为用，沩仰宗语默不露，明暗交驰，实际上讲课很细腻，充分运用语言的有效性，充分尊重逻辑的作用，但绝不被语言和逻辑所绑架，而是搞情境教学，讲究“啄啐同时“让主客体同时起作用，这种全息的境界是维特根斯坦从未想到的，他知道不能被语言逻辑绑架，就只能止步于此，而禅僧知道不能被绑架，却无碍继续前行。云门宗更是以“一字禅”三位一体的做到“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的境界，这是维特根斯坦做梦也达不到的。
对语言哲学的认知深度，维特根斯坦远不如禅宗在唐朝就已成熟的水平，对语言和逻辑的超越和运用更是差的太远，直到晚年才开始摸索。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正在向禅宗思想前进，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不要去想而要去看”，全都契合禅宗思想的方向，可惜未遇明师点拨，未能从“止观”、“镜鉴”的知见，前进到“无所将来”、“不借借”的水平，维特根斯坦若有幸学习过中国禅宗的认知体系，那么以他虽非顶级但也一流的资质，如果能有效对治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带来的debuff，此生开悟甚至很年轻就开悟是问题不大的，但因为没有接触这些禅宗智慧，最终停留在了门槛上。维特根斯坦的探索和局限，正是历代西哲在东方思想面前始终理解不到位的形象缩影，他和海德格尔都很有典型意义。
实际上，当代西哲也和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一样，正不断向真正的东方哲学靠拢，但他们的通病就是只在“事理”上熬脑力，却在“体用”上长期处于盲区，这还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让他们明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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