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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两句，宋代欧阳修评曰：“句是佳句，只是夜半不是打钟时。”文忠公这话似乎是论理而非谈诗，即便论理大概也有些孟浪。
近读宋代姚宽《西溪丛语》，得其中“邱仲孚，少好学，常以中宵钟为限。唐人张继诗：‘夜半钟声到客船。’则半夜钟其来久矣”一句。
本人遂阅《南史.邱仲孚传》，果然有此句。
中宵即是半夜，中宵钟就是半夜打钟。邱仲孚是南朝宋梁间人。再联及唐人于邺《褒中即事》“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及皇甫冉《宿会稽》“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两句，如此又何止一个苏州半夜打钟，又何止一个张继入诗。
所以南北朝至唐代之间，寺庙半夜打钟也未可知。姚宽晚于欧阳修百馀年，他把那三十馀字干巴呲咧单摆浮搁，无前言后语，很可能是冲着前辈欧阳文忠说的。
明清之际，苏州寒山寺确是半夜打钟了。清初名士尤侗《艮斋杂说.卷八》说，这是寒山寺住持为附和张继诗，特地安排徒弟有意为之。为区区半夜打钟事，各位先贤不厌其烦斤斤计较，其治学劲头儿足为吾辈观矣。
其实诗家得句全是情绪兴致之言，不必过于拘泥事理时刻，即所谓“发乎情”，如此才可得诗。若求其“发乎情”再令其“止乎礼（姑且作理）”，那是理学家格致诚正心性功夫，则又是一说。
说完打钟再言其他。
头些年本人去苏州，并非为半夜敲钟事，就为尝一口松鹤楼的“松鼠桂鱼”。北京有松鹤楼。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本人都曾吃过它家的“松鼠桂鱼”，却总惦记苏州百年老店这道菜。结果驱车千馀公里一尝，色香味形还不如北京分号，跑堂儿的更不敢恭维。
第二天早起直奔扬州“富春花局”，也是缘于嘴馋。时贤唐鲁孙先生的《扬州富春花局》一文，本人读着实在口滑，正好一溜鞭光顺道回京。到了扬州，把车停得老远，步行进了那条窄巷子（记得叫胜桥街）。
百年前大名鼎鼎的富春花局已更名富春茶社，两层楼房带个小院子。进去一瞧傻眼了，完全不对路。其景象与七十年代初北京工农兵食堂几近活脱儿，更别提唐先生文中所记。食客拼桌，满地污垢，交钱买票儿，饭食自取，菜品粗陋。
早知如此，不如不去，白糟践了唐鲁孙先生贤文雅意。
回京后没几日赴一饭局，桌上有位三十多岁年轻人。一打听，扬州市人，著名高校硕士毕业，就职北京某金融单位。本人还惦记富春花局事，闲聊中问“您以为富春花局现在如何？”她听完直打愣儿。原来她只知“茶社”不知“花局”，劳烦本人费几分钟跟扬州人念叨了两句富春花局事。
行文至此不免感喟，和尚念经、演员唱歌可以放录音，遑论庙里半夜打钟不打钟。只是来十个张继也甭想再弄出半句诗，二十个唐鲁孙也绉不出一句文。现如今的玩意儿，有一样儿算一样儿，倒也应了市井俏皮话儿：“西北军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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