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璐 ／ 文
坐在位于河南安阳的宫殿里，商代最后一位帝王不断收到坏消息。有一天，下属来报，周军已经渡过黄河，与庸、蜀、羌等方国会合，现在已经到了京城外的牧野。
他们的族人世代以血缘为单位聚族而居，都城有制铜制陶作坊分布其间。人们食粟米水稻，有成形的市场，用贝类买卖交易。君王修建人工水渠将黄河水引入宫殿，在两畔立亭台阁苑，豢养丹顶鹤、褐马鸡等奇珍异兽作为景观。
眼看，这一切都要经受一场激烈的挑战。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的一幕。帝王姓子名受，后来人们也叫他帝辛，当然，他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纣王。
一部《封神演义》，把他塑造成一个暴虐、好色的君王，一个引火自焚的暴君。很多人对商纣王的认识，也多来自这本小说及其延伸的影视剧。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也脱胎于这部小说，将背景设定在商朝末年。
但历史学家拨开历史迷雾尽量去还原纣王形象后发现，没有杨戬、哪吒这些超级英雄和神仙们助战，这一场武王伐纣的大戏，也不那么简单。
兵临城下当时打仗，场面很壮观。
《吕氏春秋·古乐》上曾记载，商朝人和东夷打仗时，还出动了大象。如果象群没有死绝的话，在牧野的最后一战，纣王没理由不派象队出征。
据《史记》记载，商人派出十七万作战大军，十人为一组排兵布阵。步兵们手持铜矛、铜戈进攻，以盾防守。车兵们的战车有尖锐突出的车键，与敌军交战中可杀伤对方，又可保护车辆，商军的作战能力仍是中原数一数二的。
武王这边呢？率领兵车三百，敢死队三千人，披甲士兵四万五千人。虽然不断有其他部落加入，但很多人只是围观而已，与周部落的士兵之间也缺少协同作战经验。至于哪吒、杨戬等超级英雄，也只是存在于《封神演义》次元里，现实中一点忙都帮不上。
周武王对这场征伐，一直心有忐忑。此前他们已经打过了黄河，但想了想，武王又率军队退了回去。
当时商朝的疆域确实广阔，目前可以确定其疆域往南能达到长江中游地区。但事实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不稳定。对远方的地区，商朝往往靠领主间接统治，也就是常说的“侯”，距离商朝商业中心越远，中央控制力越弱。虽然商王是天下共主，地方诸侯经常不听他的。比如商代有个部落叫鬼方，在商王武丁时期是与商敌对的，《易·既济》里有所谓“高宗伐鬼方”的记录，而到了纣王朝，这个部落又成了“三公”之一，但后来，纣王还是发兵讨伐过鬼方。
日本学者落合淳思在《甲骨文小字典》一书中认为，目前依照甲骨文的记述，可以知道的商朝能直接控制的地区，也不过是以都城为中心，半径为20公里的一小片范围。
武王伐纣的军队，能够势如破竹，接连告捷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那不是商王的核心势力范围。但这次到了商朝直接控制的城下，军事力量又极为悬殊，谁胜谁败，尚难预料。
祭祀作弊周原属商的诸侯国，曾是未开化的蛮邦。自周部落的领袖古公亶父开始，接受商朝封爵。周王曾主动向商王进贡物品和蛮夷人牲，两国协同作战，时有通婚。但两邦相立，君主们对领土与权力持续扩张的欲望意味着，发生利益冲突只是时间问题。
商王对周王的封侯加爵，很明显想要利用周来抵御反叛的部落和方国。周也明白商的动机，不过它也有私心，趁此开拓疆土。这样一来，又引起商王的担忧。到了纣王时代，他封周文王、九侯、鄂侯宫为三公，但防备心起，又找借口将三人杀害或逮捕。文王被囚于监狱多年，在武王带上金银珠宝求情后纣王才将其释放。
此时周人还不能将窥图中原和替代商朝的意图表现得太过明显，他们需要时间结交盟军，厚积薄发。
这一野心在周文王开拓领土的战线中可以看出。据《史记·周本纪》，文王先向西征服了犬戎和密须，保证了东进的后方稳固。之后又灭掉了商王朝西边的屏障，同姓诸侯国崇国。随后灭邘克黎，将势力延伸到了商王朝腹地。周人对商人的包围之势基本形成，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对商一战，似乎无法避免。
在权力体系尚未完备的先秦时期，朝代的成功交替不仅仅靠一场战役。主动起兵的周武王清楚知道，他要争夺的，是天下共主的地位，要完成这件事，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要让各部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顺应了上天意旨。
商朝之所以统治了五百多年，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宣扬天命是归于商朝人的。为此，商朝人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与上天沟通。今日人们熟知的甲骨文，就是为了占卜用。
但据后人研究，商人占卜时，经常作弊。“甲骨占卜的方法，是对甲骨薄弱部分进行加热，根据甲骨裂开后呈现出来的纹路对将来的事情进行预测。”落合淳思在《甲骨文小字典》中写道，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很多甲骨有事先打磨的痕迹。商代人会在甲骨里侧即背面，施以一种称为“钻凿”的加工。圆形的浅洼即是“钻”，细长而深的凹槽即是“凿”。这时再加热，就会从钻处起，沿着凿，产生裂痕。“甲骨占卜是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占卜，然而却又有意控制裂纹的产生，这说明商代的甲骨占卜是事先进行调整，以尽可能地使自己所希望的行动获得肯定。”
占卜，表面上看是封建迷信，实则是一场政治活动。假冒天意这套，商人会用，周人也会。《尚书·秋誓》中记载，武王带领的伐商队伍行进到盟津时（黄河上的一个渡口），他进行过一次规模很大的誓师，称为“大盟”。周武王宣读了纣王的几大罪状，简单概括起来是：唯听妇人之言，废弃祭祀，不用身边王的亲戚，而从四面八方吸纳因罪逃来商的人，助他们加官晋爵，任其强敛百姓，作奸搞乱，征伐中大肆杀戮。通过这些罪状，武王宣称，上天已经抛弃了商人，现在天命要归于自己。
当然，这只是战争对手的一面之词，真实情况是否如此，还得讲证据。
文物会说话商朝灭亡两千多年后，1928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们在河南安阳敲开了殷墟大门，商朝史影成了信史。
随着工作的推进，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遗址陆续被挖掘。司母戊鼎、甲骨文等大批精美文物随之出土。史册典籍中记载的武王伐商等事件成为有证可考的史实。一起出土的，还有成排祭祀坑里的尸骨人头，数量和规模巨大。甲骨文专家胡厚宣上世纪70年代曾对发现的尸首骨头做过数量统计，连同散落和无法复原的，大概在四千人左右。
18世纪《帝鉴图说》彩绘插画，讲述商纣王帝幸宠爱美人妲己，祸乱朝纲，最终至灭国的故事（fotoe图）
1999年秋，唐际根作为安阳考古队队长，带领队员对一个墓葬进行挖掘。这是座殷墟四期的墓葬，修建时间已经接近商朝末期。商朝人以北偏东十度为上，墓葬通常为南北朝向，但眼前这座呈现少见的东西朝向。
据他回忆，那次发掘工作，在墓葬二层台上发现的随葬品非常之多，均为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玉器，根据墓葬形制规格判断，这位墓主人无疑是当时的贵族，给墓主人陪葬的还有六个殉葬人、一条殉狗，和一个装在青铜甗里的人头。
甗是一种古代的炊蒸工具，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的甑用来盛放食物，将水装进下半部分的鬲中加热，蒸发的水通过中间的篦进入上方的甑中，将其内部食物蒸熟。
队员们从来没见过人头放在甗里面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商朝有蒸煮人头的行为？没有史册记录和科学检测，无人敢轻易断定。
同样的情况，唐际根在1984发掘殷墟王陵区时也见过一次。当时发现的青铜甗的边缘已经受到了挤压，人骨被卡在里面。当时大家推测，人骨头是在商人下葬时不小心掉进容器内的，毕竟商朝杀人祭祀的现象如此普遍，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在15年后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唐际根觉得不是偶然。
检测显示，东西向墓葬发现的这名少女人头，钙质已流失严重，且断裂的头骨边缘缺口非常平整，如果没被蒸煮过，缺口的边缘应是锯齿形的。经锶同位素分析，这可能是当时商朝东南边的人，加上口腔内没有严重的龋齿，说明其食物结构中蛋白质比例较高，长期的蛋白质的摄入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情，这应该是一位生活在商朝东南方国部落的贵族成员。
甲骨文中也曾找到记载，同一时期，商军在其东南地区展开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殷商军队得胜还朝，这名少女极可能是其带回来的俘虏。
可以肯定的是，手段残忍的杀人祭祀是商朝文明的一种常态，且陪葬人多为商人对外征战讨伐回的俘虏，其中来自西边的羌人最多。
到了商代晚期的帝乙和帝辛（纣王）时期，虽战争频发，杀人祭祀比起前朝已经少见很多。古文字学家姚孝遂曾对已存甲骨文做过相关统计，殷墟杀人祭祀的次数由早期的247次，到中期的189次，晚期到纣王及其父亲帝乙时，已减少到29次了。
2017年11月15日，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视觉中国图）
关于纣王未解开的疑团仍旧很多。比如武王指责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这与传说中的苏妲己“祸国”很像，不过目前考古获得的文物汇总，一直无法证明其存在。有人推测妲己可能是有苏氏部落首领的女儿，在败给纣王后作为礼物献给了商朝。
“妲己的人物肯定是有的。”唐际根认为，在商朝，女性参与政治的情况确实比较常见。“妇好墓的发现证明当时有女人是可以参与国事、达到很高的社会地位的。而‘妇’字本身就意味着有地位的女性。”
妇好是商朝鼎盛时期商王武丁的妻子，生前参与国家大事，东征西伐，开疆拓土，主持祭祀，地位显赫，是武丁最为宠信的一位王后和女将。
里应外合的背叛根据今天发掘出来的殷商遗址，商朝的城墙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很壮观的。城墙宽20米，高度大概在10米左右，全长约8千米，绵亘不断。建造城墙的材料来自黄河里的泥，不过技法独特，一部分甚至能保存到现在，其牢固程度可见一斑。据后人推测，要修建这样的城墙，在当时至少要动员百万人次。
要攻破这样的城墙，并非易事。不过在当时，首都朝歌城内，人心也不稳了。
虽在理论上商人实现了王权的集中，受命于天，但由于世官世族制度的存在，商王在用人的支配权上有很大限制，权力仍在旧贵族手中世代接替滚动。财富和权力日渐集中在了某一团体手中，王权不得不开始警惕。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疏远旧贵族，纣王开始变更用人制度。他任用自己的亲信为官，根据自己的喜好提拔用人。《尚书·立政》中可看出，纣一方面用的是“暴德”之人，用暴力助纣推行政策；一方面用“逸德”之人，即帮助纣敛财挥霍的人。
商朝时期，教育体系尚未完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仍集中于统治阶层及贵族之中。纣王提拔之人大多出身较低，对当政的旧典和政习不熟悉，没有基本政治经验和主张，唯对纣王马首是瞻，朝纲日益混乱，政体动摇，更加剧了商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
商人对天命和祖先的尊崇也逐渐减弱。《尚书·微子》中记载，纣王长兄微子曾对纣王抱怨，贵族们沉湎于酒色，不守法度，放纵罪犯，偷吃祭祀天地鬼神的祭品也不会被处罚。
这种情况在考古中也得到印证。据唐际刚介绍，考古发现的商朝前期墓葬，“商王都是拿金银财宝随葬，非常隆重，但到了商纣王前两个君主以及商纣王自己，就是拿土随便捏个小人埋进去，对天命不是那么尊重了”。
这样一来，在迷信思想爆棚的远古时代，人们对商王的不满也随之渐增加。
与此同时，周邦的强大已经非常明显，纣王的大臣均感受到了覆灭的威胁，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察觉，且采取了行动紧急补救。灭国前，纣王对黎发起的攻势本是为对付周人采取的军事部署，但不料“东夷叛之”。
“夷人在很长时间内和商朝是一起的。”唐际刚说，纣王未料到他们的突然反叛。
当时有大量旧贵族出走奔周，且和周人达成了秘密的盟约，暗中助武王伐纣，将其赶下台，武王或许曾有所许诺，胜利后赦免殷后人，定其宗主，绝不食言。这直接导致牧野战役中，商军武备对周军形同虚设，武王轻易地突破了地方防线。
纣王陷入绝望，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孤立无援。《荀子·儒效》提到：“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殷人也已集体背叛商王。
据《史记》记载，牧野战场上，周军军师吕尚带少量部队佯装从正面冲锋进攻，实际上武王率领主力绕道侧翼，出其不意对商军发起猛烈攻击，商人军队纷纷倒戈。得知都城陷落，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史学家依据天文、史料、考古等条件证实，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天还未亮，露水渐收，顷刻之间即分出胜负：商朝最后一位国王纣王在鹿台自焚而亡。
牧野得胜后，周人乘势祭告上天，取代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周王迁走殷商旧民，大邑商地区日渐荒芜，成为了墓地，存续550年的商朝文明进入千年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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