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感谢你浏览《在人类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传染病》这篇文章！
说实话，作者在10年前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相同题材的文章，并且被广泛传播。
今天推出的《在人类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传染病》是一个20集的长篇系列文章，内容主要参考作者以前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约20万字，分20期连载，每期一集，每集讲述一个曾经在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烈性传染病。
文章通过讲述传染病发生的历史背景，疾病的症状，统计数据和发病原理，导致的后果，产生的影响，以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来龙去脉。力求呈现传染病与人类发展的历史脉络、宗教传统、经济文化、社会变革和科技创新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类的发展史，除了是一部战争史、文化史，更是一部与传染病抗争的历史。从约一万年前开始流行的天花，到曾经肆虐人间的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再到当下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这部历史远比战争要血腥残酷，恢弘浩荡。
传染病无形，不似枪炮钢铁，却也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走向。几千年间，摧毁着文明，也缔造着文明。可以这样讲，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大流行，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传染病是人类的跗骨之蛆，大洲之间，跨洋之间，再至全球，疫情并没有随着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而退出人类生活。有人形容：人类与传染病之间打的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持久战。在这场战争中，聪明的人类已经彻底歼灭了天花，也让脊髓灰质炎、麻风病等遭到重创。但是，传染病灭人之心不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侵害，我们实在没有理由高枕无忧、掉以轻心。
为了防疫警钟长鸣，为了夺取抗击新冠病毒斗争的彻底胜利，回顾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下和今后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黑死病》书封
鼠疫（plague）又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也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为惨烈的传染病之一。
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小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主要通过病媒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
在自然疫源地，病媒生物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跳蚤是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寄生在染疫动物的跳蚤感染鼠疫菌后再叮咬人，即可造成人的感染。
当跳蚤叮咬了感染鼠疫杆菌的老鼠或者其他啮齿动物时，细菌进入跳蚤的肠道，并开始大量繁殖。一只被感染的跳蚤叮咬了人类，吸食人类的血，它的胃就会充满细菌和血液，它会吐出一部分内脏里的东西到人体的皮肤上。人抓破被咬伤的地方，就会有微小的伤口，细菌便经伤口透过皮肤，到达体液中。
一旦进入人体内，细菌就会迅速进入局部淋巴结中，即使那里有免疫细胞存在，它们仍可以毫无约束地大量复制。
细菌在淋巴结中的增长会导致炎症和组织死亡，并最终导致淋巴结肿大变黑（这是坏死组织的常见症状）。淋巴结的膨胀、坏死被称为淋巴结炎，它形成的后果被称为淋巴腺鼠疫。细菌通常会溢出到血液中繁殖，引起全身的炎症。这种全身感染，被称为败血症型鼠疫，它会导致休克、四肢组织坏死，死亡率高达90%。
接触传播是指人在宰杀、剥皮及食肉时接触染疫动物，或接触鼠疫病人的排泄物、分泌物时，病菌通过皮肤表面伤口或粘膜进入体内而造成感染。此外，肺鼠疫患者呼吸道分泌物中含有大量鼠疫菌，病人在呼吸、咳嗽时释放出的病菌可以形成飞沫而短时间悬浮于空气中，此时他人吸入时也可造成感染。
鼠疫以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
过去两千年里，鼠疫在全世界曾发生三次影响深远的大规模流行。这三场大规模的鼠疫，改变了人类历史与文明发展的轨迹。
一、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爆发，发生在公元6世纪520年—565年间（约在中国南朝时期）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也即今日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
公元527年，来自农民家庭的查士丁尼一世作为上一任国君的养子而继位，雄心勃勃的他依靠着帝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向西进军，耗费了二十余年时间，终于将领土扩张到接近当年强大的古罗马帝国。
查士丁尼一世
君士坦丁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海滨小城市，是亚洲、北非与欧洲商人的主要贸易港口。每天都有船只从世界各国而来，装载着各种货物，偶尔还有偷渡来的老鼠。
1、君士坦丁堡沦陷遗传分析显示，这场鼠疫可能发源于亚洲某地，经埃及侵入地中海直至君士坦丁堡。公元541年，一艘来自埃及的船上不幸载有感染了致死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老鼠。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短短几个月后，鼠疫就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传播开来，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瘟疫，也不知道它的传播路径是什么，反正最先波及的是穷苦流浪汉，患者身上会出现大块黑色肿瘤，里面渗出血液和浓汁（非常瘆人！相关图片我就不放了）。
第二年春天，瘟疫开始全面爆发，很快帝国的死者就发展到每天超过五千人，最多的时候甚至一日之内就有上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当时，医疗水平野蛮而落后的人们对瘟疫束手无策，只能当作上帝的惩罚全盘接受。
黑死病很快蔓延到整个国家，不分贵族平民，就连查士丁尼一世都被感染。
尸体找不到埋葬的地方，只好堆在大街上。由于死的人太多，各城市在荒野挖一个大坑，用来集中掩埋尸体。后来挖坑的速度已经追不上尸体数量，每天死亡超过数万，人们便将尸体全塞进一栋栋屋子里，然后封锁隔离，贴上禁区警示。
等到鼠疫肆虐数个月后，原本繁华的君士坦丁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
瘟疫爆发前，拜占庭帝国还有两千多万人，一场瘟疫下来损失了40%，有的城市甚至无一生还，东罗马帝国正式走向衰亡。
历史上，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The Justinian Plague)。
尽管第一场也是威力最大的传染病最终在公元550年结束，但在接下来的200年中，鼠疫一直折磨着人类，直到公元750年最终平息。
在鼠疫传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
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可见鼠疫的传播能力、杀伤性有多么强大。
这次大流行除了人口的锐减，原本的社会秩序也惨遭破坏，帝国经济被迫重组，查士丁尼大帝征服欧洲的梦想也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欧洲中世纪的铭心之痛
1、往事不堪回首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以东约70公里的小镇库特纳霍拉，有一座著名的“人骨教堂”，里面的烛台、吊灯等装饰品全部由不同部位的人骨拼凑而成，见者头皮发麻。
在欧洲，类似的“人骨教堂”不值得惊讶，多个城市都有。这些人骨大多来自于14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鼠疫在几年时间内夺走了约2500万人（将近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一半）性命。
在欧洲，类似的“人骨教堂”不值得惊讶，多个城市都有。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杀伤力最大的瘟疫之一，鼠疫在欧洲留下深深的印记。
在奥地利维也纳格拉本大街中央，在捷克克鲁姆洛夫小镇广场，都矗立着黑死病（鼠疫）纪念柱，铭刻着那段至暗历史。
往事不堪回首！
第二次世界性鼠疫（Murine plague）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的1346年—1353年间（时值中国元朝），席卷整个欧洲，史称“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1346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发城——当时热那亚共和国在黑海上的一个商业殖民地突发瘟疫，死亡人数很快超过活人。政府用木杆把无处掩埋的尸体就近推入大海，港口为之废弃。
当年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瘟疫，只见被感染者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长出大肿块，皮肤出现黑斑，大多会在感染48小时内死去，当时的人给这种瘟疫起了个形象的名字——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黑死病”这一名字并非专业的医学术语，是人们对14世纪这场瘟疫约定俗成的称谓。关于其病因，当时的人们未能进行科学的考察，直到1894年鼠疫病原体被发现后，才将黑死病与鼠疫联系起来。近年来，德国生物学家布拉曼蒂等人通过生物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
此次“黑死病”延续到17世纪才消弭，硬生生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到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才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鼠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深重！
3、疫情源于蒙古入侵？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因为交通极为不便，实际上人员流动是远远比不上现在的，那么这样大规模大范围的疫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是怎么爆发的？初始源在哪里？
当时的人们都蒙圈了，并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只是过了多少年，在认真追溯这段历史的时候，才有点搞清楚它的发病原因。后来求证后认为，这一切有可能源自于中亚，源自于蒙古的入侵。
1347年，钦察汗国的蒙古大军开始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由于卡法的守军抵抗非常顽强，使蒙古人受到了很大损失。恼羞成怒的蒙古将军下令用投石机将因鼠疫死亡的战士的尸体抛入城中，让卡法城内的军民感染上瘟疫。如此一来，卡法城就不攻自破了。
蒙古人的损招很快就得逞了，腐烂的尸体迅速演变成鼠疫在卡法城内传播。没过多久，卡法就沦陷了。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卡法城内的鼠疫并没有随战争结束而消亡。
当时在卡法生活着许多意大利人。卡法沦陷后，这些意大利人纷纷选择返回家乡，而潜伏在他们身上的鼠疫杆菌也就这样从卡法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再沿着地中海航线传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热那亚，法国港口城市马赛。
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城市里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大街小巷污秽遍地，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这种情况对人类来说当然是非常糟糕，可对鼠疫杆菌来说却是肆意蔓延的温床。黑死病就在这种环境下迅速传播开来。
中世纪的欧洲邦国林立，彼此征战不断，再加上商人在各大城市中频繁进出，这都为黑死病的传播创造了绝佳条件。
到了1348年时，黑死病已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许多地方都是整个村庄、整个街区成片的人被感染，然后绝望地成批死去。
水城威尼斯曾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由于自身依水而建，拥有较好的城市规划，隔离条件较好。面对鼠疫的蔓延，威尼斯开始采用隔离的方法，即不准带有瘟疫的船只靠近威尼斯，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员须在船上隔离40天，试图阻止感染了鼠疫的人员进入。
意想不到的是，人倒是防住了，老鼠没防住。携带着鼠疫的老鼠遛进了城市里。
威尼斯水城管道复杂，潮湿阴暗，很快鼠疫开始在城内蔓延。
1348年1月，黑死病侵袭威尼斯和热拉亚两个港城，然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
法国当局赶忙驱逐了一艘带有黑死病人的游艇，但为时已晚，鼠疫已经在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登陆，并由此而进入西班牙。
6、黑死病席卷欧洲
1348年3月黑死病瘟疫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重镇佛罗伦萨。
黑死病在这些城市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横扫意大利、奥地利、法国、英国。
1348年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
一年以后，从爱尔兰、挪威到维尔茨堡、维也纳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黑死病流行区域。
但灾难并未就此结束，它无情地扫荡了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于1352年“进军”俄罗斯西部，结束了它这次触目惊心、血腥的征程。
在这次黑死病大流行中，少数国家如波兰、比利时，整体上讲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而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
人们闻黑死病色变，中世纪欧洲陷入至暗时刻。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共同感到如此无助：瘟神无孔不入、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任何一个国家都别想幸免。
黑死病造成人力资源损失 促成技术更新加速
7、《十日谈》记录瘟疫
文艺复兴巨匠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的《十日谈》写于1349—1351年间，其时间背景就是欧洲大瘟疫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一派恐怖景象。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风景宜人的别墅中。惊悸之情甫定，十位贵族青年便约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光。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个故事，这是《十日谈》书名的由来。
在《十日谈》的故事中，在青年们欢声笑语的快乐生活背后，你始终能够看到瘟疫的影子。作者在《十日谈》曾这样写当时的场景：城市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面对恐怖的疫情，薄伽丘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与佛罗伦萨相比，在佛罗伦萨北面的另一大城市米兰却分外幸运：在黑死病乌云压城般的包抄中，竟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
中世纪的欧洲人对黑死病的病因及传染性一无所知，所以就根本谈不上隔离。在突然的打击之下，人们束手无策，只能是被动地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人们也便失去了对未来的计划与希望。
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处理尸体的工人们自身没有任何防护，这帮助了疾病的蔓延。
在教会医院接受治疗
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甚至把干蛤蟆放在上面，或者用尿洗澡。
放血疗法
油画中的黑死病
9、鞭笞者运动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天主教会在黑死病面前，腐败无能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他们只会将黑死病的爆发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只有更加虔诚地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才不会得黑死病，才能够治好。
当时，愚昧无知的很多底层基督信徒深信不疑。
面临黑死病的蔓延，出现了许多对肉体进行极端惩罚的激进苦修者。
在1348年的德意志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为“鞭笞者兄弟会”的人，这些人往往赤裸上身，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一边呼痛哭流涕地向上帝忏悔，一边用皮鞭和木棍使劲抽自己，一直抽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为止，嘴里不断地哼唱着“我有罪”。
后来鞭笞者运动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代基督教的苦修传统相契合，但其表现形式却极其暴力血腥。
许多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耶稣受鞭打的模仿，也是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公开赎罪。除了大量的平信徒参与之外，鞭笞运动中更包括了大量的隐修士。
鞭笞者赤裸上身，进行自我鞭打。
他们的鞭笞活动多以三十三天为一个周期，这个数字正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生活的年数。早期关于鞭笞者的文献指出，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参与到了这场行动中，甚至许多市政官员和贵族都参与其中，认为正是自己的罪过引发了这场瘟疫。
10、因“黑死病”屠杀犹太人
治疗无望的欧洲人惶惶不可终日，各种谣言和论断开始满天飞。人们发现当地的犹太人居然没有感染黑死病，开始怀疑黑死病是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制造的。没多久，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这个“投毒”的犹太人阿济迈就被抓住了。这名药剂师不堪忍受被烙铁烧腋下、脚底、生殖器，被铁钳将指甲一片片剥下，终于向法官“承认”投毒。
阿济迈的惨烈遭遇只是序幕。
很快，德国、法国各地都开始审讯犹太人，甚至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也找到了被犹太人买通的“内奸”。
尽管有议员提出：刑讯逼供的供词不可轻信，而且死于黑死病的犹太人也不在少数，难道他们傻到连自己人一块毒死？而在巴塞罗那等大城市，还镇压过犹太人的暴动。但民众太需要找到对灾难的解释了，替罪羊是一定要有的。
小规模迫害发展为大规模种族屠杀，掌权人为保自己的权威，不仅默许这些暴行，还把坚持理性立场的议员和市长革职，推动了屠杀犹太人合法化、正当化。犹太人被烧掉住宅、扒光衣服、抢走财物、集中烧死……在多个城市，绝望的犹太人用集体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反抗。
如果说瘟疫是天灾，那蒙昧就是人祸。在黑死病大暴发后的200多年里，西班牙以外的西欧和中欧，犹太人几乎绝迹。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11、猫成了替罪羊老鼠的天敌是猫，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可惜的是，这场鼠疫发生在了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医学思想落后，绝大部分人们信仰宗教，而且大部分宗教团体掌握有一定程度的实权。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场鼠疫发生在了中世纪的欧洲。教皇认为：猫在晚上到处鬼叫，眼睛还在晚上发光，瞳孔是尖的，这一看就是恶魔！这恶魔天天大街小巷到处乱窜，就是在传播瘟疫。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的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猫，满大街都是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神父们也用尽了各种“取悦”上帝的方法来请求神的宽恕，可是没有获得任何效果。
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些人就怀疑宗教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这么的虔诚，上帝却依然不爱我们，给了我们这么严重的疾病，而且教皇自己对疾病也束手无策，人们开始不相信宗教。
宗教对人们的统治力就大大地削弱了。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弥撒、布道和祷告。他们一步步从神学观念中解脱自己，对旧制度质疑，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
在鼠疫面前，神学落幕，医学登台，是人类的进步也是灵魂的升华。
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要靠自己，他们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医学模式如隔离、群体免疫等等。而著名医生希里亚克率先打破传统，解剖了黑死病死者。这是解剖学、流行病学和外科学的开端，多种医学学科由此走入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留给人们的最大遗产是隔离检疫。
14世纪后半期及15世纪的欧洲多次受到黑死病袭击时，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当其冲，在流行的环境下，人们不断建立防疫意识。
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米兰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瘟疫没有蔓延到米兰。
当时隔离时间由30日延长至40日，隔离检疫一语Quaranfine，也即40天之意。
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当时残酷现象比比皆是的时候，人们发现在香料制作相关的工厂中，很少人感染了此类疾病，于是人们推断香味可以保护自己不受瘟疫侵染。直到1619年，一名叫查尔斯·德·奥尔姆（Charles de Lorme）的法国医生发明了一种据说可以隔离瘟疫的“鸟嘴”套装。
查尔斯·德·奥尔姆（Charles de Lorme）
这种套装最著名的鸟嘴面具，大多银制，其中被填充满棉花与各种香料草药，在医疗期间充当防毒面具，这种面具代表性的长长的鸟嘴，以及搭配黑色礼帽遮住头发，仅仅从两个玻璃孔中露出眼睛，黑色的长袍为了隔绝传染物，还有通过像死神拐杖一般的棍子来治疗病人。
他们深信这样的装备可以在治疗病人期间不受瘟疫的传染。不仅如此，在疫情期间，医院、公共场合也会燃烧带香气的草药，为使人们尽可能的不受黑死病的传染。
这些医生看病时拿着棍子，来指挥如何治疗，但是这样的装备也难免吓到很多不知情的病人与小孩，他们把这些医生称之为“鸟嘴医生”。
可惜在当时，这种防护服并没有为医生带来安全，一大部分医生依旧因此牺牲。
时至今日，鸟嘴面具的文化意义早已颠覆，它更多时候是作为艺术作品中死亡、恐怖、神秘、疾病等负面形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
但其实，对于“鸟嘴医生”，他们同如今疫情的一线人员一般，也是站在为人们服务第一线的英雄，对他们更多的不该是恐惧而是来自内心的敬意。
15、完善防疫措施
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这些都与商业利益有直接关联。后来又在城市里出现了“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
与隔离检疫相应的，欧洲许多大城市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其中以伦敦、巴黎、纽伦堡的条例最为著名。
在控制人间鼠疫的同时，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间鼠疫。这些都是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
黑死病疯的传播一直持续了300年，到了1665年，疫情到达了顶峰，伦敦成为了重灾区中。在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约有10%死于鼠疫，9月到达了顶峰，一个月死亡约3万人。
英国王室一看情况不对劲，便开始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采用了隔离的方式，将病人的房间，用木板把门窗钉死，并在病人的住房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将空余的房间用来安置病人。
病情开始得到控制，但是真正结束这场灾难的却是一场大火。1666年9月2日凌晨2点，一家面包店忘记关上烤面包的炉子，飞出来的灰烬点然了旁边的地毯和桌子，导致店面着火，火势迅速在全城蔓延，伦敦城烧的一干二净，当然，老鼠和病菌也都被烧死了，几乎整个伦敦城被按下了重制键，鼠疫也不复存在。
然而这只解决了英国的问题，在伦敦的对岸，仍然处于水生火热之中。
最终，这场鼠疫的第二次大流行持续了长达七十多年，波及到了欧、亚、非三大洲，总共夺走了整个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随着文艺复兴和医学、生物学、化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科学的防治方法，再加上人口的锐减，人口密度开始下降，文艺复兴催生的城市改造，治理了脏乱差的城市环境，鼠疫也开始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果要说真正意义上第二次鼠疫大爆发的结束，那则要等到十七世纪，甚至1800年。
黑死病已成往事，那蒙昧和荒唐呢？也一并尘封在黑暗的中世纪了吗？
黑死病固然是中世纪欧洲的一场大灾难，但它同时也是欧洲摆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
黑死病是欧洲社会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方面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另一方面它也让欧洲社会“大换血”。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寻这次瘟疫对欧洲历史的影响，却可以发现：黑死病对欧洲社会带来灾害的同时，也给欧洲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铺垫，给欧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和动力。疫情结束后经济、政治、文化都焕然一新，开始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
黑死病犹如一场烈火，让整个欧洲都在烈焰中重生。正所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欧洲在黑死病的废墟上重建了文明，并以崭新的姿态面对世界。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三、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波及60多个国家，死亡千万人以上。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的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
1、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云南话说黑死病（鼠疫）松开扼住欧洲喉咙之手后，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建立殖民地，一时间仿佛是开了外挂。但是，即便以现在的科技，人类也无法彻底消灭鼠疫。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寄生在啮齿类动物身上，而人类不可能把它们都杀光。
1860年左右，鼠疫，这颗不定时炸弹又爆炸了，在中国！
中国的云南突然爆发了大型的鼠疫，估计死了两百多万人。
此时正值十九世纪中后叶，风雨飘摇的大清已经无力去管了。于是，鼠疫从云南一路传到广东。
《传染病》电影海报
2、香港成为疫情外输的通道1894年，华南的鼠疫蔓延至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
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香港的航运十分发达，而鼠疫也借助这一便利很快地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仅仅在中国，鼠疫就造成了300万人的死亡，而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更差的印度则损失了900万人口。
1900年，鼠疫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夺去了1200万至1500万人的生命。
这次世界性的第三次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自从十四世纪黑死病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人类社会又经历了多次鼠疫，但是一直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直到1894年，鼠疫在香港和广州传播开来，世界各国决定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团去调查鼠疫的原因。
瑞士裔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
当年，瑞士裔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首次从香港患者身上发现，导致黑死病的病原菌是鼠疫杆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
后来科学家以耶尔森的名字命名了这种致命的细菌，即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
1897年，科学家们研发出并接种了基础的鼠疫疫苗。这也算是一个突破，鼠疫可以用疫苗预防！
关于这种疫苗，还一个有趣的故事：研制这种疫苗的科学家叫瓦尔德马尔·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他对自己的研发非常有信心，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疫苗的有效性。当他自己并没有死于活鼠疫杆菌后，他又在印度囚犯身上做了下一轮试验。尽管其中有伦理问题，且仅具有部分保护作用，但疫苗的成功大大减缓了鼠疫在亚洲的传播，降低了鼠疫的破坏力。
1898年，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在卡拉奇发现褐鼠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寄主，而寄生在褐鼠身上的跳蚤则是该病菌的主要媒介，随后西蒙德和同事还利用鼠疫杆菌制成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对控制疫情起到一定作用。
后来又过了四十多年，人们研究出来了对抗鼠疫的血清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药物终究还是不能彻底治愈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爆发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其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另一个特点是疾病控制比前两次迅速、彻底。
究其原因，是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检疫措施，使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进入了科学阶段。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和隔离措施的采用，鼠疫在全球范围也得到有效控制。
尽管如此，因为鼠疫的广泛传播，人类还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直到1959年，这第三次的鼠疫大爆发才算正式结束。
1984年香港的鼠疫持续了几个月后逐渐消失。然而这场鼠疫大流行还远没有离开中国。1910年，列强们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三省又笼罩在了鼠疫的阴影之下。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铁路传入哈尔滨。到了12月24日，哈尔滨就成了一座被鼠疫统治的死城。
俄国和日本看到了机会，假惺惺地要来防疫。他们以清政府无能，保护本国侨民等理由，要开出军队主持东北防疫。英法等国吃不到肉，便给清政府施压：不能向日俄退让。诸般压力下，清政府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想到一个人——伍连德。
伍连德祖籍广东，1879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槟城州），17岁留学剑桥大学，后来先后在圣玛丽医院学习，在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学习。1903年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且是当届第一名。学成后的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1904年在自己的出生地槟榔屿开设诊所。次年便遇到了施肇基。
疫情紧迫，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带上一个助手，便匆匆出发到哈尔滨。
以现在眼光看，我们知道伍连德是个厉害人物。而当时年轻的伍连德面对偌大的东三省，面对每天都在攀升的死亡数字。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步做错，可能是万千生命的终结，万千家庭的破碎。
其实，伍连德面对鼠疫的防治体系，就是我们今天的防疫体系的“前身”.
很多做法，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伍连德在哈尔滨防治鼠疫的那次经历，总结出他防疫体系的5大要点。
第一，佩戴口罩，防止疫情传播。
由于伍连德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疫情的传播与空气有关，所以他要求疫区的人员都必须佩戴口罩。这是中国第一款口罩，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第二，分区隔离，防止疫情扩散。
当时伍连德将所有的患病人员以及可能患病人员都控制起来，建立起了一个疫区，并将其分为了4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人佩戴着不同颜色的袖章，大家平时不许离开自己所在的区，也不许先去其他地方串门。如果一定要离开，那么必须提前提交申请，回来后要重新接受单独隔离。当时就连区内的军人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这种分区处理的方法虽然与我们如今有所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封锁了哈尔滨疫情最严重傅家甸区域，一旦发现病人，马上隔离，并且接触者也要隔离；在哈尔滨阻断交通，并设立检疫点；建立医院，根据病情，将病人分开观察和治疗。
第三，定期消毒，防止疫情延续。
当时哈尔滨地区的疫区并不小，但是伍连德却不辞辛苦，带着大家一条街，一条街的喷洒消毒药水，以此来防止疫情发生。而这种定期消毒的方式，虽然看起来繁琐无用，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
第四，焚烧尸体，阻隔传播途径。
毫无疑问，那些因患鼠疫而死去的人，身上是带着鼠疫杆菌的，伍连德认为必须将这些尸体集中统一焚烧。可是当时的老百姓却接受不了这一点，甚至为此提出了大规模的抗议。为此，他还特地请了一道圣旨。医生请圣旨焚尸，近代中国新旧思想交替，出现如此滑稽的一幕。好在最后清廷和地方上的官员也都支持，伍连德这才得以完全这一道步骤。
伍连德在哈尔滨的举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防疫活动。
今天新冠疫情下，我们做着非常相似的事情，口罩、隔离、消毒等。
最终，死亡人数被控制在6万多，不到四个月，举世瞩目的东北鼠疫被控制住。伍连德和抗疫人员把鼠疫挡在关外，没让这场疫情演变成全国大流行。
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的今天，就全世界而言，鼠疫如今仍有区域性的流行，但是情况不是很严重了。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病高峰，1974年全世界共发生2756例，其中越南占1592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病主要在亚洲、非洲及美洲。
1994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其中印度苏拉特邦的暴发为著，共693例。
最近一次大规模爆发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爆发了鼠疫，总共感染了不到2400人，死亡202人。
近年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主要都发生在非洲国家。
1950年发明了抗生素后，人们才真正有了和鼠疫对战的能力。抗生素可以抑制病菌的生长，尤其是链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对鼠疫的疗效很好。原本死亡率50%-100%的鼠疫，经过抗生素的治疗，现在能控制到10%以内。
我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10例左右，惟1995年12例，1996年98例。中国卫生调查证实，中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216个县，动物鼠疫不断。人间鼠疫由1985年的青海、西藏二个省区，又扩展到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共6个省区。
这也提示我们，鼠疫目前仍是我们应当重点防范的烈性传染病。
结束语
有了抗生素，人类就能战胜鼠疫了吗？
对此，我们目前还没有绝对把握。只能说，抗生素的出现，使人类面对鼠疫时不至于陷入绝望。但鼠疫从恣意肆虐到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文明在历经浩劫与磨难后，又一次奔驰向前。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鼠疫大流行已成为过去时，但它带给我们的经验还没过时。
新冠肺炎疫情现在正在全球横行，我们应该吸取三次鼠疫大流行时期的抗疫经验教训，为今日的抗疫作出贡献。
《在人类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传染病》第一集的内容到此结束（1.3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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