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早报记者 杨扬
“南开杯”第三届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今晚即将在中国大戏院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两天内，28部作品在4场决赛竞演中一一亮相，接受了津门相声界艺术家、专家和普通观众的检验。海内外的专业、业余相声作者踊跃投稿创作新作品，年轻的相声演员们积极参赛表演新作品，连续六年三届大赛都在为相声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添柴加火。但在一片可喜的气象中，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理论家和创作者，也发现了当今相声行业存在的许多问题和隐忧。
新作品怎样才能留住？
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自2009年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首届大赛曾征集到1000多件作品，引爆了海内外相声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创作热情。第二、三届大赛征集到的作品虽然减少至300余件，但作品质量稳步提高，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各行业专家和自由撰稿人也拿起笔来创作相声，为新作品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气象。然而，三届大赛推出了近百部优秀新作，真正能在剧场、茶馆的日常演出中传得开、留得住的作品却并不多。
为何上“新活”那么难？怎样才能让优秀的新作品留在舞台上？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渤海早报记者的问题引起了在场艺术家、理论家的热烈探讨。本届大赛评委会主任、著名相声作家王鸣禄和大赛评委、相声名家魏文亮，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新活”风险大，魏文亮更是为一线的相声演员演新作品所要承受的压力而倍感忧心。“现在有些剧场、茶馆的经营者，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班主’，眼里只有票房，演员今天把观众说走了，明天就别来了！今天演出效果不好，明天就减演出费！就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每届大赛都涌现出那么多好节目，可是最终很多节目都没人说，就因为演员不愿意说，怕说新节目把观众说走了。”《相声大词典》副主编、相声理论家高玉琮则提到媒体在传播相声时的“副作用”，“有好多好相声，比如牛群演的《领导冒号》、姜昆演的《虎口遐想》、马季的《五官争功》等，电视台里一放，别人谁还敢演？”
在王鸣禄看来，一部新创作出来的好作品，想要留在舞台上，必须经过演出实践的千锤百炼，而这个过程往往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很多传统节目，其实都是群众创作的结晶。同一段作品，全国各地演员都在演，有的作品至少能有十个版本，最终流传下来的是各个版本的集中和精华。”因此他很想恢复作品的竞争模式，一部新作品不是交给一对演员表演就行，而是交给三四对乃至更多演员来竞争，“一个作品大家都来说，才能形成保留节目。”让王鸣禄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已经有一些年轻演员意识到新作品的重要性，“成熟的老作品确实演出效果好，但总演，观众会腻的。观众也想听新鲜的。青年演员已经有了危机感，渴望优秀的新作品。这次参赛的部分作品，就已经有演员在他们自己的演出场所里反复让观众检验过，用行里的话来说就是‘压活’。”王鸣禄还提供了过去的经验，“过去我们的相声演出团体，对上‘新活’是有保证机制的，演员每一到两个月，必须上一个新节目。新节目一般都放在最好的场口，也就是整场演出的第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没坐稳，第二个节目观众才开始进入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朵开开了’，到了第三个节目，观众状态正好，这时候上新节目。”
创作队伍如何培育呵护？
老舍先生曾说过，相声是最难写的。对此，写了几十年相声的王鸣禄深有体会。“想要写好相声，既需要掌握观众的心理，也需要掌握演员的心理，而且还往往要根据演员的特长有针对性地写。写相声是需要天赋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写出幽默感。台上演着可乐，可台下的创作其实是很枯燥的。”正因为创作的艰难，全国的职业相声作者不多，且人数在不断萎缩，不仅让王鸣禄也让许多相声演员感到焦虑。而发现、培养相声作者正是举办“南开杯”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的一大初衷。
向大赛投稿的业余作者中出现了许多修养高、见识广的大学教授、各行业专家以及一些视角独特的自由撰稿人，令王鸣禄感到特别高兴。但业余作者有他们的薄弱之处，“业余作者毕竟对相声本身的艺术规律、舞台效果的呈现、观众的心理、演员的习惯不了解，或者了解比较少，许多作品都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必须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因为缺少作者，一些演员干脆自己拿起笔来写相声，“演员自己创作有好处，因为他们有长年的舞台实践，对相声更了解，但很多演员的文学修养不足，写出的作品在舞台上虽然能把观众逗乐，但质量和品位不一定高。”王鸣禄还提到，平时有些演员在对一段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之后，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署进作者一栏，“一段节目，本来观众只记得谁演的，很难记住作者是谁，演员非要挂上自己的名字，那作者就更没人知道了。”为了尽可能鼓励作者的积极性，本届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只给原作者署名。“比如给苗阜王声的春晚相声写剧本的刘春山，是咱们天津青年演员中创作能力很强的人，这次管新成、张尧表演的参赛作品《谁信那》，就找了他给进行二度加工，但我们没有把刘春山的名字挂在原作者后面。演员加工得再好，我们也不给署名，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扶持作者。”王鸣禄说。
“不正之风”何时才能刹住？
新作品难“出头”，新作者难培养，固然令相声界的老艺术家们忧心，更让他们焦虑不已的是相声行业出现的不正之风。历届相声新作品大赛都在极力倡导“干净的相声”“绿色的相声”“能让全家老少一起听的相声”，针对的就是这股不正之风。
一提到这个话题，魏文亮显得有些激动。“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为了提升相声的艺术品位，对该说什么样的相声、怎样说相声煞费苦心。侯宝林等前辈大师在北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把相声洗刷得多么干净！可是现在呢？乌七八糟，瞎说八道，为了上座率，什么脏的、臭的、黄的都敢说，我心里特别难过。还有的演员，带着录音笔偷着把别人的节目录下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自己拿来就用，艺德何在？”在大赛开幕演出前，天津文联主席陈洪接受渤海早报记者采访，也提到相声行业的不正之风，“我还记得四五年前，看一位相声演员的专场演出，当时觉得确实不错。可是之后再看，有的内容其实少儿不宜。同一个人的演出，有这样的变化，一是他没有新的东西，二是他对市场判断有误。”尽管目前一些演脏包袱、臭包袱乃至涉黄内容的相声票房很火，但在陈洪看来，长此以往，是相声的自杀。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鸣禄认为，在相声不景气的那段时间，有些演员主动走向市场，把相声带回了人们的视线，但为了票房，传统相声里本已丢掉的糟粕也被捡了回来，让年轻人误以为这样说相声才火爆、才挣钱，对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旧社会的传统相声里确实有脏活、臭活，有低俗的内容，就像《笑林广记》里也有黄段子，但那是为了增添乐趣，绝不是骂大街！”王鸣禄特别担心一些高校里的相声社团，“比茶馆里说的还脏”，“有人辩解，说脏活是因为观众爱看。适应观众无可厚非，但适应观众最终是为了征服观众。相声不仅是逗人一笑。旧社会的平民百姓很少有机会读书认字，就是通过相声、评书、戏曲的演出了解历史，懂得道理，在娱乐中受到社会教育。但我们现在把相声的这个功能给丢了，倒退得太厉害！”
昨天上午，由中国曲协组织的曲艺界行风建设调研座谈会，趁相声新作品大赛期间在谦祥益文苑召开，许多老艺人、中年的茶馆经营者和年轻的相声演员，都在探讨如何出台行业规范，扭转这股不正之风。他们的一个共识是，行业内的不正之风，不仅与“唯钱是从”的思想有关。有的作品没了低俗包袱观众不乐，有的演员没有创作技巧就堆砌网络段子，创作力的匮乏也是低俗相声盛行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公认的行业标准，“没规矩”。老艺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规矩”。魏文亮说：“我们年轻时，每场演出，无论演到多晚，结束之后一定要开总结会，谁哪里说得不对，哪个包袱、哪句话用得不合适，都要讨论，要是有人刨了后面的活，更得严厉批评写检查。那会儿我跟李伯祥还年轻，经常赶不上末班公交车，我们哥俩就一路翻着跟头走回去。现在谁管啊？只要人们还需要笑声，相声的魅力就永存，因为这是扎根在泥土中的艺术，是最符合人民需要的艺术。但相声的生命力，经不起百般糟蹋。我们得尊重我们的艺术，让它能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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