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五・四＂运动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创造社”，倡导文化革命，并积极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文学、历史、考古诸方面均有精湛独特之处，其著述颇丰，现有《郭沫若文集》17卷行世。
郭沫若首先是以感情激越的诗人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的。《凤凰涅槃》任情思自由畅地弃通，热烈、豪迈、弃放、雄浑，代表了一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而书法创作，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一种余事。但作为一名诗人，寄托情怀，歌以咏志，哪里又能离开笔墨呢？说书法是余事，那是指建国前，建国后郭沫若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从事行政事务，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书名远播。题词赋诗，忙得不亦乐乎。
历史上的郭沫若，一生曲折坎坷，颇富有戏剧色彩。他曾有过凤凰涅槃般的高昂与恢宏。书法作为利用抽象的线条形式来表达情感的艺术创作，当然不能像文学创作那样直接明了地显示出一个人的为人和治学，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就事论事”谈作品固然无碍，但最好“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早年的郭沫若，同许多热血爱国青年一样，以救民于水火、报效祖国为己任，东渡扶桑学医便是证明。他热衷的是新文化与现代科学知识。他的楷书功底一直很弱，《郭沫若遗墨》中收录的《书为黄苗子・东坡句集联》（1942）、《八言联语》（1950）、诗《题顺徳清晖园》、词《ト算子）（1962）、《五言联语》（书为于立群・1965），基本上代表了他的楷书水平一一学颜鲁公，也写北碑，但基本的笔法也未掌握。“柴担”、“鼠尾”、“鹤”等，古人非常忌讳的败笔处处皆是，非但如此，格调庸俗更是令人生厌，刻意、做作，生硬。
郭沫若的书法，成就较高的是其行草。其中尤以建国前的作品最有特色。从《归国杂吟》之三（1937）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是曾经用力于宋人黄庭坚的。大约心朝澎湃的诗人，是不会选择文徵明式的平稳工整的。这篇作品虽然用笔上尚欠火候，但姿态天矫、纵横抑扬却是极为突出的。这种特色在其以后的作品里一直保持着。20世纪40年代，是他书法作品成熟的时期。时值中年，精力充沛，情绪高昂，书作亦是神采飞扬，奇拔豪迈。
如《北上纪行》之六（1949）便是一件从用笔、布局皆能经得起推敲的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作品碑帖结合得恰到好处，凝重精练处甚至不让于髯翁。这样的好作品，究其根源，还在于郭的才情、悟性、全面的素养和广博的识见。在郭沫若的书作里，先天灵性明显高于后天功夫。所以他的作品又常常是这样的：有一种诗情气质，却又缺乏一种深沉，相对于严谨的学者，他太随意，作为一名纯粹的艺术家，其作品又很难经得起推敲；偶有佳作，不愧是华彩乐章，但精品却又少得可怜，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多多少少留给后人一点遗憾；小字尚好，缘于平日的案牍功夫，大字欠佳，字一大则弊病暴露无遗。
建国后，郭沫若的书法写得很多，也很熟，但格局未变，水平没有提高。相反，他早年的诗情、オ情少了，躁气多了，油滑尖利的笔调也多了。从作品内容上也可以看出，过去的言志之作没有了，或为应景之作，或为标语口号的拼凑，作品空洞乏味不说，明知是假，偏要鼓吹，哪来的诗情书意。所以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笔飘浮草率，有狂热，有霸悍，没有书卷气；二是气度小，鼓努造作。待到晚年，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作品几无可观了。郭沫若的书法，同其为人、治学一样，颇令后人玩味。正如作文必须言之有物一样，作书亦同此观。他的书作，好处在于泼辣，病处在于单薄。
“文革”期间，大批艺术家的创作被中止了，郭沫若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得以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填补了这一时期书法作品的空白，在承前启后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今的书法创作有一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