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王韧 图/受访者提供
摇滚在中国像一场浪潮，潮水上涌，他是一代鼓王；潮水退去，他背上三弦流浪。“此刻我们就在天堂，我们也在地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西安、中卫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
80年代 西安
攒了三四十幅画稿后，2022年5月28日，赵牧阳在西安一处僻静的美术馆里办了个画展。这些画作在近二十年里陆续产生，多数是铅笔涂鸦，还有几幅形迹像书法的水墨画。
2002年，离开北京摇滚圈，背着三弦流浪到大理后，赵牧阳动了拿起画笔的念头，他想画出大理瞬息万变的云。“但是当你拿着画笔的时候，它已经在变了。它不断地在变，我想抓住它，想把它画下来。”变化不定的云让赵牧阳的笔触变得抽象，画纸上的形体似是而非。比如说，太阳像一个混沌的光团，又像一只睁开的眼睛；山像层叠的风棱石，又像扭曲的人体。
赵牧阳画展上展出的几幅体现“书画同源”的水墨作品
画面里还频繁地出现一些纤细弯折的短线条，像一只只飞翔的鸟。“我喜欢画鸟。”过了一会儿，赵牧阳又说，“其实没有很喜欢，那一刻就这么画出来了。”为展览写题词的艺术评论家于光从画中看出远古神话的元素，他觉得赵牧阳的画像他的歌一样，带有生命中原始的冲动和自由的精神。而赵牧阳对观众说，有时候他也不确定画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灵感的来源，“可能画本身就在画纸上，你就是帮它呈现出来。”
与其说来西安办展，赵牧阳更像是来见老朋友。一顶红色的鸭舌帽给他添了几许年轻的气息，但当他咧开嘴笑，皱纹在黑瘦的脸上堆叠，他又像一个常年行走在戈壁滩上的农民。在美术馆后院的草地上，他和朋友贺小强用鼓、吉他、贝斯即兴演奏，鼓声激烈时，贺小强放开贝斯，跳起80年代的霹雳舞。他们都已年过半百，在摇滚乐里回到了少年时代。
赵牧阳和贺小强即兴合作后，相视一笑
1985年，18岁的赵牧阳从宁夏中卫来到西安，想要学武术，哥哥赵已然说给他找到了一位老师。去了以后赵牧阳发现，没有武术老师，只有等着教他吉他的哥哥，“他就觉得我在音乐这条路上可能会走得更远。”
在画展开幕式上，赵牧阳用吉他弹唱，王栈在一旁为他拍摄
很多年以后赵牧阳想，“可能一个人一生要干什么事，会有无数个信息引导你往这条路上走。”赵牧阳的父母都在秦腔剧团里工作，父亲作曲，母亲是演员。也许是音乐天赋传递了下来，父亲虽从没有教他和哥哥乐理，但音乐上的问题从来都难不倒他们，剧团的音乐老师有时候故意考校赵牧阳，他都能答对。
赵已然比赵牧阳先学乐器，拉二胡。1978年，赵已然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家里供哥哥上学已经很艰难，赵牧阳不得不辍学，进剧团学武生。赵已然在大学校园接触到很多新歌，赵牧阳所在的剧团有电影院，每天放国内外的电影，他喜欢听电影配乐。赵已然回家时，他们会互相推荐歌曲，那是港台音乐开始传进来的年代，正流行邓丽君、凤飞飞、李亚明的歌。
在西安，教了赵牧阳基本的吉他和架子鼓弹奏方式后，赵已然就去访学了，赵牧阳被保卫科赶出陕师大宿舍。在赵已然朋友庞义宝的帮助下，赵牧阳住进陕师大文艺部，那里除了一套架子鼓，什么乐器都没有。三个月后，赵已然回来，赵牧阳已经学会打鼓了。
“当时陕西省歌舞团，还有一些民办团体，有会打鼓的老师，我经常偷看他们排练，记下鼓点，回来自己练。”为了记住鼓点，赵牧阳在骑自行车回学校的路上就开始练，拿着鼓槌敲车把上的小螺丝，无数次从车上栽进草丛。
为了留在西安，赵牧阳四处找工作，在私人乐团当过学员，在舞厅演出过。西安音乐圈很小，赵牧阳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跳霹雳舞和迪斯科很厉害的年轻人贺小强和王栈。贺小强在部队文工团时练低音贝斯，王栈原本是歌舞剧院的芭蕾舞演员。
之后，赵牧阳进了陕西省歌舞剧院。北京、上海、广东的歌手来西安演出，都找赵牧阳所在的乐队伴奏，他在西北音乐圈出了名。1988年，常宽从北京到陕西演出，田震跟他说，西安有个人鼓打得特别好，“你不用带鼓手去。”常宽在西安排练的那个下午，王栈陪着赵牧阳去试奏，“一试就没问题，马上演了两场，跟着常宽上北京去了。”
几年后，许巍在西安写歌、组乐队，王栈建议他们直接去北京。但许巍的乐手们没一个愿意去，许巍也有些忐忑，王栈突然意识到，孤身一人去北京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没有任何收入，要搞音乐，使了很大劲，但一直磕磕绊绊的，有时候就会特别绝望，或者说挺无助的，是吧？”
90年代 北京
北京的摇滚氛围跟西安不一样，崔健的《一无所有》点燃了众多青年的热情，新生乐队不断出现，每周能举办一次演出party，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来中国交流。赵牧阳的音乐视野被打开了，他练习很多国外乐队的歌，警察乐队（The Police）、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等等，虽然听不懂歌词在唱什么，但他会记住里面的鼓点。
有六年的时间，赵牧阳每天练鼓八小时。他拿着鼓槌，上臂肌肉像拳头一样鼓起，力量稳定地落在每一次敲击上。他的鼓点不拘泥于固定曲谱，心情和天气都可能是音符的变量，贺小强说：“别人的鼓点和节奏，我一听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赵牧阳的我永远都猜不到，听他的鼓，我才知道什么是自由。”
灵活考验的是乐队成员之间的默契，比如对音乐的理解和技术，赵牧阳为此感到幸运，“好多乐手，你想都想不到他会到乐队里来。那些最优秀的乐手，在北京都尝试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一个乐队里表达出来，”
最多的时候，赵牧阳同时担任六七支乐队的鼓手，“宝贝兄弟”、“呼吸”、“超载”，还有腾格尔、张楚、何勇、窦唯等人的乐队。不同乐队的风格有时相差很大，赵牧阳不拒绝任何风格，“只要是我喜欢的歌手的原创歌曲，我都可以。”通常赵牧阳要知道完整的歌词，会唱了以后，再编鼓谱，搭建编曲的框架。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在地下汲取养分，莽撞、艰难而又生机勃勃，不自觉地吸引着热爱音乐的青年。王栈记得，1991年，呼吸乐队到西安演出，找他帮忙借音箱和乐器。在此之前，西安没有摇滚party，也没有正式演出的地方，场地最后定在西安老机场旁边的协和酒店。那是王栈第一次见到高旗、蔚华和曹钧，演出过程中，张楚也来了，带来了他的新歌《姐姐》。王栈被这些歌震撼了，那年冬天还没过完，他去北京找赵牧阳，一起住在高旗位于和平里的苏联式楼房里。
高旗有两个大大的抽屉，一拉开全是CD和磁带，有上千张美国的重金属乐队的专辑。他还有很多美国电影的录像带，王栈在他家看199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刺杀肯尼迪》，他在旁边一句一句地翻译。
晚上，王栈跟着高旗看外国文学和电影，白天，王栈就看高旗写歌。那时高旗刚刚离开呼吸乐队，成立了超载，因为觉得呼吸的歌不够“metal”。
一天下午，丁武和张炬录完唐朝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原声，敲开高旗家的门放给他们听，王栈特别喜欢，问张炬能不能转录一盘磁带给他。张炬同意了，只是在每一首歌的开始几秒钟，“咔”地按一下录音键，断一下再开始，让这盘磁带没法用于商业贩卖。王栈回想时说：“人家刚录专辑你就问人要，放现在没人会这样说话，那时候的氛围就这么好。”
那时候北京的摇滚圈也很苦，演出的机会不多，每周末的party票价很低。赵牧阳有时候演出完，分到的钱还不够自己打车回家，“就百十块钱。而且每周只有一次，没那么多演出机会，摇滚乐不太受支持。”赵牧阳和其他乐手合租，住地下两三层的地下室，经常搬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没钱租房，住在丁武或高旗的家里。吃得也不好，“没有钱去吃想吃的东西，只是维持生存。”
在北京的困顿、委屈和迷茫被写入1991年的专辑《流浪》中，有时抒情，“盼望着今夜能进入梦乡/回到我的村庄/快快见到我的爹和娘”（《流浪》），有时愤怒，“现实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天天都在作对/来看看我究竟是人还是鬼/再看看你自己是否有点虚伪”（《真诚的心》），有时无奈，“想要上学可学费太贵/想要工作我又嫌累/吃的贵喝的贵自行车要上税/这一天那一夜空度这年岁”（《累》）。
录制这张专辑时，赵牧阳的唱腔还不成熟。韩磊去录音棚听完，劝他过两年再录，但他太着急了，想用这张专辑筹钱去国外进修音乐。专辑在市场上没产生多少水花，制作人王晓京发行专辑后，没钱做宣传。“最后专辑没发好，我也没去成国外。”
接下来几年，海外资本涌向国内音乐市场，“只签主唱，不养乐队”，于是，乐队一个接一个地解散。1992年，窦唯解散了“做梦”，赵牧阳非常伤心，他不想再参加任何乐队，只想做一个职业鼓手。
1993年，汪峰又找上他，几次劝说后，他们达成共识，乐队要“奔着十年以上，奔着老了干”，但在2000年，华纳签走了汪峰，不想签约乐队，赵牧阳在纪录片《风行水上》里接受采访时说：“吉他手龙隆一听这个话直接就走了，贝斯也走了，就我跟键盘杜咏一直在忍耐，他不舍得这个乐队，后来杜咏走了，就我一个人，我还是跟汪峰争取，把乐手叫回来，大家一起干。”
但很快，鲍家街43号解散了，赵牧阳乘上回宁夏的火车。
中卫著名的“66号公路”，公路旁是宁夏典型的山地
千禧年后 流浪
这不是赵牧阳去北京后第一次回家，“每一次在北京受伤害，乐队解散也好，别的事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不下去。就回到家，在爸爸妈妈家里你能吃饱肚子。”另一个原因是家乡的山水，宁夏的山，一层一层褶皱在沙漠上，浑浊的黄河水在山中闯出一条弯路。沉默裸露的山，风轻云淡的天，容得下失意的游子。
赵牧阳出门四处转，找寻几十年前的老朋友，一边行路，一边表演来赚路费，背着超载乐队贝斯手王学科给他的三弦，“他说这是我爸爸的琴，背上去吧。”这样，乐队里的“西北鼓王”，就成了独自流浪的游吟歌手。
有时候赵牧阳坐在茶楼和小酒吧表演，在街头总是被人轰走。他唱秦腔，也唱自己用三弦写的歌，钱挣得总是不多，听众很少会有付钱的意识。有一次在重庆，他唱了三天，赚了29元，他感到绝望，“是不是该换一种生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客栈的小花园，一个歌手在里面卖唱，一段漫长的吉他solo后，歌手开口，唱了赵牧阳写的第一首歌《流浪》。“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等了他半天，他要唱不唱，我回头走吧，他唱了《流浪》。”
他仿佛得到冥冥中的指示，在音乐上吃尽苦头后，他认识到清贫是他的命，音乐也是他的命，他这辈子只能做音乐。“有时候觉得折腾有什么意思？不折腾呢又没有快乐，唯一的快乐就是音乐给的。”
在流浪时，赵牧阳从来不做计划，在哪里停留多久、下一站去哪儿都是临时决定，“今天开开心心的。明天是未知的。”2002年他短暂地在大理落定，开了一间名为“候鸟”的小酒吧，2003年“非典”期间倒闭，他继续四处游荡。他不用手机，很少有人能联系上他，但联系他的人也不多，“乐队该散的也都散完了，好多朋友都改行了。”
2006年，赵牧阳回北京录制第二张专辑《侠客行》，里面的歌都写于孤独的这几年。专辑同名曲《侠客行》是在宁夏的黄河滩上写的，眼前是山，身后是黄河，歌词里的“前头是高山后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就是这一幕的写照，“目空心空端起一碗酒，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则是流浪的心境。所以他觉得这些歌是他写的，也不算他写的，“可能在那个时间那个位置，我拿到了这个信息，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后来很多人翻唱他的歌。
《侠客行》是赵牧阳在非常困顿的时候录制的。他租不起房，把行李堆在录音棚里，人也整天泡在里面，很多开销都由朋友们垫付，最后录完，他还欠录音棚五千块钱，以及王学科弹三弦和贝斯的录音费。这次，他没指望靠专辑赚钱，“我做到最好，只是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我只能做音乐，我动不过商人的脑子。”
等到十年后，《侠客行》这首歌才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国好歌曲》节目而广为人知，赵牧阳已48岁，他的嗓音真正成熟，年轻时的绵软尾音被岁月吹成砂砾，秦腔的变调融进来，像荒野上升起的荒腔走板的嘶吼。
这十年间赵牧阳几乎销声匿迹，其中有三年，他栖身在大理巍宝山的一座道观。原本他和周云蓬一起上山游玩，当场却决定留下来住，把周云蓬惊讶得不行，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结果一住就是三年，小道长下山做生意去了，他则每天打扫院子，打扫香堂，上三炷香。他认同道教顺应自然的智慧。
赵牧阳家里信佛教，小时候他总是跟着父母去庙会唱戏，但他对宗教没有过多研究。在他看来，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都给人预设了一个极乐世界，但他认为那是不存在的，“我活了五十多年，我明白了，此刻我们就在天堂，我们也在地狱。”
人过半百 回乡
之所以参加《中国好歌曲》，是因为赵牧阳当父亲了，他开始想以后要怎么生活，“如果做一个乐手，养家很难。”现在赵牧阳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两岁，小名叫咚咚和当当。成为父亲对他的改变是巨大的。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孩子们占据，他要陪咚咚抓蟋蟀、养鱼，要给当当喂饭、换纸尿裤。每天都被孩子围绕，忙到没什么时间写歌和画画，也没有孤独的心境，他很久没创作了。但在所有的人生历程里，他最喜欢现在的生活。
赵牧阳和儿子当当。当当非常依赖赵牧阳，做什么事情都要和他在一起
赵牧阳变得更加平和，他形容自己以前脾气爆，有很多不能忍受的事情，不能忍受“规矩”，譬如酒桌文化，不能忍受世俗，尤其是对金钱的狂热，碰到不喜欢的人，他会离开那个场合。现在，他会说：“没关系，就包容吧。”但他性格里的直接还在，画展上有记者一直问他，画的是什么，灵感来源于哪里，为什么音乐人可以跨界作画，他一一回答后，起身说：“我觉得你没听懂我的意思，采访就到这里吧。”
他在宁夏银川扎下根，不再漂泊无定，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家乡才能让人踏实安定。年轻的时候，他去西安，去北京，就是不想回家，觉得家乡什么都没有给他，随着阅历增长，他逐渐发现家乡给他的已经太多了。负气的孩子回到家，宁夏川和黄河都在他的歌里了。
只有一点让人不太满意，银川没有赵牧阳想要的乐手，他找了几个年轻乐手组建乐队，但他们为了生活，需要日复一日去夜场演奏同样的曲子，排练时已经很疲惫了，很难再要求他们有所创造，乐队靠音乐节赚取的收入也不足以让他们改变。
在美术馆的后院，赵牧阳看到草地上或坐或站、举着手机拍他的人群，唱了一首他在青海流浪时写的歌，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扯着嗓子唱道：
赶路的人你慢些子走，
哥哥我说的话要记牢。
大路上走的人慢些走，
喝一口杯中酒润润喉。
其实他也不那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想让别人也不要太匆忙，不用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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