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1945年8月4日。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已经结束，美国与前苏联则在各自斟酌双边关系的未来。
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内，一群来自苏联少年先锋队的男孩子们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带来了一丝暖意。
这些孩子将一枚巨大的手制美国国徽交给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在这之后，这个礼物有了一个专门的代称——“金唇”（The Thing，编者注：英文直译为“那件东西”，“金唇”为中文世界对此的专门译名）。
哈里曼的办公室自然会对这个巨大的木制装饰品进行反窃听检测，但里面既没有电线也没有电池，人们当然不会想到，这个东西除了装饰还能做什么。
哈里曼对这个礼物十分看重，把它挂在了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他办公室的私人对话统统都在苏联人的掌控之中。
哈里曼当时不会想到，这件设备是20世纪真正的原创发明之一。
这就要提到这件装置的发明人，李昂·特雷门（Leon Theremin，又译莱昂·泰勒明）。
在这以前，特雷门已经因为发明革命性的同名电子乐器“特雷门”而享誉国际，这种乐器在不被触碰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演奏。
特雷门曾经与妻子拉维尼亚·威廉姆斯（Lavinia Williams）一起生活在美国，1938年回到苏联。威廉姆斯之后声称，特雷门是被绑架的。无论其中原委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特雷门回到苏联后迅即被关进监狱集中营工作，也正是在那里，他被迫设计出“金唇”和其他监听设备。
最终，美国的无线电运营商偶然发现，美国大使的对话被人经过无线电波传播出去，而这种传播无法预测。他们对大使馆进行扫描，试图发现里面的无线电发射信号，但没有找到明显证据。而真正发现这个设备的秘密又是在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
真正的监听设备被藏在“金唇”中。这个设备简单却又十分精妙，仅仅是将一根天线连接在一个洞中，以银色振膜覆盖其表面，用作麦克风。里面没有电池，也不需其余设施提供动力。“金唇”不需要这些东西。
1960年，美国向联合国披露了藏在这个国徽中的秘密。
这个装置会被苏联在美国大使馆发射的无线电波激活，再用接收到的信号将信息发回。当信号关停时，“金唇”也会沉寂。
跟特雷门与众不同的乐器一样，“金唇”也是一个巧妙的发明。但一个装置可以把接收到的无线电波作为动力，同时将信息传送回去，这种原理的意义要大得多。
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射频识别（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标签无处不在。
我的护照上就有一个，我的信用卡也是。在射频识别读卡器附近只要挥一挥卡，我就可以轻松完成支付。
这件衣服中的这个标签就是一个射频识别标签。
图书馆里的图书通常也都有标签，包括我写这篇文章时参阅的书。各大航空公司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一技术来追踪旅客行李，零售商也用这种技术来防止偷窃。
其中一些物体可能会有其他设备提供动力，但大多数物体跟特雷门的“金唇”一样，是由远程接收到的信号提供动力。这种方法成本更低，从而也更有利于销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一种射频识别技术的应用出现在同盟国战机上：在战机被雷达照亮时，一个称作转发器的重要工具会将信号发送回雷达，意在说明，“我们跟你是一个战线上的，不要射我”。
跟条形码一样，射频识别标签也可以用来快速识别一个物体。
但不同的是，射频识别标签可以自动被扫描。一些标签在数米之外就可以被读取，有些可以批量被扫描，尽管效果可能不会完美。有些标签可以被重新编辑或者重新读取，也可以远程操作让它失效。
在20世纪70年代，射频识别标签曾被用来监控跟踪铁路车厢和奶牛。
射频识别标签曾被用来监控跟踪羊
21世纪初期，乐购、沃尔玛以及美国国防部等大型机构开始要求他们的供应商标记供应托盘。照这个趋势下去，未来恐怕所有事物都会应用射频识别标签。
一些热衷于此的人甚至将这种标签植入自己体内，从此他们只需招一下手，便可以完成锁门、刷地铁票等任务。
1999年来自快消品公司宝洁（Procter and Gamble）的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用心创造出一个与这有关的概念。他说，射频识别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物联网”（IOT）时代。
但伴随大众的注意力被光鲜亮丽的消费品转移，射频识别的热潮也逐渐褪去。2007年智能手机开始上市，之后智能手表、智能恒温器、智能音响甚至智能汽车逐渐进入市场。这些设备都技术含量很高，可以处理多种任务，但同时也都售价不菲，且耗电很快。
阿什顿的物联网理论十分简单。他认为，如果计算机想要理解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网络空间，想要追踪、组织并优化这个世界，计算机需要依赖大量数据。而比起输入所有这些数据，人类还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去做。这些物体需要被打造成可以自动为计算机提供信息的样子，把物理世界变得易于用数字理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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