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淮
一
新中老兄退休了，这让我大为感慨！想起几十年的交往，历历往事，如在眼前。
古人对朋友分为诤友、谏友、佞友。和新中兄交往了几十年，新中就是我身边的谏友、诤友，更是我命运中遇到的一个贵人。人生有缘，因为新中，我们有时候不能跟父母兄妹说的话可以跟新中老兄说。他与我是亦师亦友亦兄弟，是我们这一批人的大智之人，大慧之人。
如今我在北京，每遇事，还总是想到新中兄。我在想，如果新中兄在此刻会想什么呢？他会该怎么办呢？
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潮中，新中兄是铜川市第一个在《诗刊》上发表诗歌的人，那时，能够在《诗刊》上发表诗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记得那是1982年第三期刊登的工业诗专辑，新中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红箭头（外一首）》，描述的就是当时工厂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境，赋有其特殊的那个时代蓬蓬勃勃的气息。这两首诗在《诗刊》上发表在铜川是一个文学界不小的“事件”，是文学界中的骄傲，因为铜川这个小地方毕竟有人第一次把作品发在了中国诗歌第一刊上，也以此奠定了新中在铜川文坛的地位。现如今《诗刊》社就在我办公的楼顶上，诗歌的创作也远没有了八十年代初期的那种盛景，时代的变迁真是苍狗白云。
那时候铜川群众艺术馆不断搞文学讲座，有一次在红星剧院，子页、路遥等人来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新中和一群人在外面说话，旁边人告诉我“那个人就是刘新中”，我在远处看着，他个头不高，身材微胖，圆圆的脸，给人一种维族人感觉，正在侃侃而谈。我那时候刚从铜川师范学校毕业，在红旗街小学当老师，人也腼腆，但心里对他充满了敬仰，什么时候能认识他呀，我当时心里想。
以后我从学校调到了铜川城区文化馆工作，主要抓创作，这样和铜川市群众艺术馆、铜川矿工报社及一批业余作者都熟悉了起来。几乎每一次到《铜川文艺》编辑部，朱文杰老师总会提到刘新中，一说就是新中怎么怎么，我也几次提出想认识这位已经见过但并不相识的诗人。终于有一天我和朱文杰去他工作的电瓷厂看他，在工厂的车间里见到了他，当时我想这里原来就是《红箭头》诞生的地方，我仔细地看着他工作的环境，尤其是车间主任工作室旁边的小黑板，我想这会不会就是画红箭头的地方？就是这个小黑板，给了他灵感，给了他诗歌的冲动。
以后，他成了《铜川文艺》的编辑，连续数年搞了诗歌朗诵会之类的活动，逐渐地与他熟悉起来。就在那个时候，张锦国、胡松秦、江波、李延军还有我组成了“太阳河诗社”，还油印了一本诗集，当时在铜川的诗歌爱好者中间传播。每逢傍晚时分，我们几个没有对象的人，经常在铜川文化宫院内市总工会胡松秦的办公室里相聚，新中兄有时候也过来，和我们侃谈。当时文化宫还非常热闹，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里面活动转悠。我们几个人散坐在工会的院内，喝着松秦办公室的粗茶，说着文学，路旁的灯火渐渐熄灭，人也愈来愈稀少，只有新中低沉的声音说着文学，有时候一聊就到了快接近子夜的时分。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还爱出外郊游，有一次几个约好到金锁关，新中老兄也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起去爬金锁关上的山梁，钻石洞，吃野餐，他还从金锁关那个小商店里，买了一本《围城》。写到这里，我是多么的怀念那个时候啊！
当时新中家在电瓷厂，离群众艺术馆近二十里路，平日晚上不回去，就住在艺术馆的楼顶上，刘平安也从电瓷厂调到了艺术馆工作，还有从黄陵调来搞民间文学的李延军，都是结过婚的单身，结果都安排在了楼顶上的大房子里暂住。因为我是单身，就从家里拿着被子和他们搭铺混住在了一起。那几年中，每到晚上，天南海北的聊，到了八月十五，胡松秦、任梦秋还弄来月饼、梨摆在楼顶的平台上一起赏月。逢到晚上，新中老兄爱喝两口酒，没有菜，就经常跑到川口的夜市摊上买几个鸡蛋当作下酒的菜。那时候艺术馆给每个人发了做菜的一罐黄酒，本来都是要带回家的，结果还是被他打开喝得光净。有一天晚上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铜川，新中兄说当时他就是十几岁的年龄，但他经过了其中的前前后后，当时铜川街头几次武斗的场面他都作为一个小小的旁观者看在了眼里，还讲到他家邻居一个火车司机兼文学爱好者写在门上的感叹词：“和平年代，战争环境。砖头天上飞，子弹碗里盛……”讲到兴头处，他不在床上躺着，而是把被子披在身上，比划着当时的情境，他的讲述让我一晚上几乎没合眼，想着那个时候的“峥嵘岁月”。那个时候，我和他还有高兴谦、郑智云一起坐车到了合阳县给陕西省基建公司五处的文学青年讲课，到耀县的耐火材料厂体验生活。新华书店处理书，我们每天都早早地去，每人抢了一堆。到了1999年，我和他还有皇甫江一起到了下石节煤矿，在那里，早上和晚上上山转悠，白天在房子里写作，他在那里完成了反映三线生活的长篇小说《绿太阳》的开头。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把新中兄当成了我们文学界的“带头大哥”。那些年，他是铜川作家协会和铜川文艺的实际负责者，在文学已经比较冷落的时候，因为有他，才带动了我们一批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做。当时，商业化的气味正愈来愈重地影响着社会，只有我们在憧憬着文学之梦，而这个梦的引领者，就是新中兄。
三
现在想想，新中兄于我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以至于改变了我的人生。
1987年夏日的一天，我正在《铜川文艺》新中的办公室时，来了一个很文静漂亮的女孩子领取稿费，并和新中兄谈论起了某一件作品。我在旁边仔细观察着这个女孩，不觉得产生了一种爱慕之心，不由自己的试探性地和她打招呼，问名字，她答“贺云。”“在哪个单位？”“建委。”简单快捷又很警觉地回答完我的问题后撂下一句“你是派出所的吧？”就走了。我忙不迭地向新中兄打听这是谁？新中告诉我是刚刚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女作者，“你有意思？有意思就追呗！我看不错！”新中兄当时就鼓励我说。而在不久前举办的朗诵会上再次见到贺云，自己感觉仿佛是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似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近两年的苦苦追求，这期间作为兄长的新中给我出了不少的主意…..
1989年10月15日，我和贺云终于在众人的祝福声中结成了伉俪。结婚的时候，我们给每一位亲友赠送了以我们名字组合命名的诗集《川云集》。其中的序，还是新中老兄写的。在序中，新中兄对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分析得非常到位。他写道：“川淮、贺云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结合是诗的幸会，相互融合后再现了个性，无疑都有对对方改造的痕迹。川淮是在思考中抒情，贺云则是在抒情中思考。但不管他们怎样抒情，都在构筑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二十多年了，我始终把新中兄当作我们相识的红线媒人，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2003年，我已经四十岁，新中也已离开铜川到西安几年了。我当时也想从铜川走出去，为此，借陕西为举办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而在西安办的集训班参加学习之机，就跑到有关单位找领导提调动，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已经在省艺术馆的新中，他很支持。到了九月份，省上八届国展筹委会又安排在沣峪口强化书法创作的训练，铜川只有我和白恒参加了这难得的学习培训。某日晚上，新中打电话急急地告诉我，省艺术研究所要一个编辑，他已经向当时的所长洪济龙推荐了我，洪在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参加过文化馆长学习班，对我也熟悉，让我赶紧到研究所和洪所长见个面。我向培训班的老师请了假，坐车到了龙首村，见了洪所长，表示愿意过来，洪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也表示满意，定下来就搞外调。强化训练班还没有结束，省艺术研究所到《铜川日报》外调都进行完了。
此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我调进了西安。事后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新中兄的举荐，我可能调到了别的单位，也可能还在《铜川日报》。我从四十岁以后，人生的运数大变，和新中兄真是大有干系啊！
四
新中兄是一个非常勤快而又在不断地思考的人，他是铜川出版第一本诗集的诗人。《山风流 水风流》是我们当时引作范本的一本诗歌集。以后，他又出版了专门写陶瓷的诗集《窑变》和《诗歌创作漫谈》。他在提携一批文学新人的同时一点都没有怠慢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世纪九十年代，铜川市搞一套《这方山水》的文化工程，第一本出的是散文集、以后出了一本诗歌集，都是新中兄在主持，后来出摄影集，按说已经没有他的事情了，但是市上领导还是觉得新中兄领的这班人实在，在对摄影集作品的命名与配发诗歌上，还是安排给了新中兄。对于我搞书法，他始终鼓励我，并把我的字挂在了当时《铜川文艺》编辑部的办公室，调到省上后，他又让我写字，依然挂在了省艺术馆的办公室。他到了省艺术馆后，继续不断地耕耘，出了好几本书。现在想想，如果仅仅只是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还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所为，只有不断地在创作，不断地以自己的创作的实绩来证明自己才是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中兄先后就在出版诗集的同时，还出版了评论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现在他退休了，是不是应该出上一本系列的文集呢。
我和新中兄在1986年底开始合作编著《朦胧诗赏析》一书，先选定了篇目，各自写了有三十多篇，然后由他通稿。我当时有的写得草草，不及细想，待到后来看到清样，我发现他在我原来的文稿上进行了修改，顺畅得多了。最后署名，他说干脆咱两个各取一个字，就叫“柳（刘）槐（淮）”。这本书由当时的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印了四万五千册，我们没要稿费，要了1500本书。以后这本书又作了修订，在1991年12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进行了再版，印了5000册，给了我们每人150元的再版费。
和新中兄交往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新中兄开通、睿智、包容、倔强、敏锐和他那种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性格。几十年中，由于他从小经历过文革和他那一代特殊的环境，使他对政治特别的敏感，虽然他从工厂出来就到了文化单位，但他一直关注着政治的变化，以自己对于历史阅读的经验来评判人事的变迁，而这些是从来不能见诸于文字上的东西，却是最内在的。我现在很多的思维判断就很受他的影响，这大概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
我时常在想，新中兄与我这样一个急躁又浮躁的人相比，有一种定力。我是爱在外面风风火火地跑，而新中兄却能在办公室从星期一待到星期五，除了吃饭和晚间的散步闲谈。新中兄总是那样的淡泊，不管多大的事情，在他这里，都似乎归于无形。但他又很有条理，一步一步地走。他的人生经验，化作一种平淡。这种平淡，是在对于大风大浪和沧海横流的体验之后的一种归拢。他具有同龄人的成熟，但更有同龄人没有的超脱。我想，诗人就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感受了那种层层叠叠的情境，因此他是用那一种对于世界的完全的拥抱来歌唱的。新中兄是复杂的，但他能够把复杂归于简单。他是一个阅历很多的人，他把一部分阅历融进了他的作品里。他的记忆力、观察力非常强，对文学体裁的不同把握游刃有余。七十年代初期，他到了安康三线修铁路，二十多年后，他把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写进了《绿太阳》，成为对那个时代生存状态最为生动翔实的文学描述。他错生在了这个时代，定格在了这个时代，如果他与郭小川同时代，他也会写出《一个和八个》，如果他晚生于这个时代，他的潜力不可限量。和当代都是科班硕士博士的作家相比，新中兄除了在西北大学作家班的经历外，完全是靠自学努力走出来的作家。铜川的川道就那么窄，从川口到北关的十里长路大家好像都认识，但就出了像刘新中这样的作家、诗人。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他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而是始终保持着那种从工厂出来的耿直性格和敢于担当的本色，这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魅力，没有和他长期的交往是体会不到的。
五
今年十月一回铜川，我和我的爱人贺云去我的好朋友、诗人宋毅君家，看到了刚刚出版的《陕西诗歌》第一辑，其中有新中兄的诗歌《读图，中国意境》。对于绘画中“飞白”，新中兄这样地吟咏道：“摒弃青春的绿色/摒弃热烈的殷红/甚至身边悄悄的脚步/甚至头顶温柔的白云/甚至那一抹/长长的倒影/这一刻也不需要诗/哪怕它能搭起爱的彩虹/这一刻也不需要舞蹈/哪怕它渲染活跃的生命/什么也没有最好/至极处没有你和我/只留下一些寂静”。我很佩服新中兄这种不断的激情。这首诗很有寓意，新中兄到了西安，摒弃了多少，文人圈子中，有多少人掉了队，或从政，或经商，或一事无成成了废人，庸庸碌碌，但新中兄始终没有脱离文学。在他这几十年中，不是没有诱惑，但他恒心如一。新中兄离开铜川之时，我感到铜川文学在他走后的一片空旷。我也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如果当时他不离开铜川，我会离开吗？多年在和新中兄接触，你会发现他在平和之中把激情写进了诗歌中，那是一种内涵，一种修养，一种操守。
新中兄的诗歌，前期是写实的，从生活中撷取点点滴滴，化进自己的诗行。1988年，他在《铜川文艺》做了一期“铜川诗歌大展”，那一期上，新中、刘平安、豆冷伯、张锦国、我、贺云、胡松秦、江波、第五建平、王宏哲等都写了组诗，我记得新中兄当时写的是《长安以北》，写得就很空灵，在那个时候，是他诗歌的转折期。而今的诗歌，更为老道，技巧更圆满，意蕴更悠长。
此刻，在北京夜的寂静里，我写着新中兄，脑海里往事翻腾，一幕幕如在眼前。人生得一知己难矣，一生中能够得到一个理解你支持你提携你，并且还是一个曾经默契的合作过的朋友更难，新中兄退休了，我感到一个时代正从我们身边离去。1999年的时候，新中兄离开铜川，是铜川一个文学时代的告别。如今，他退休了，是一种对于工作的告别，而不是诗的告别，文学的告别。他还将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这是我们很多和他熟悉的朋友的共同的期待。
苏东坡在《南乡子》一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几时归去，做一个闲人。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我想，新中兄绝对不会是一个闲人，现在退休了，倒不妨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让岁月磨成一壶醇厚的酒，让心声汇进悠扬的琴中，让溪云留下长长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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