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废除“收孥相坐律”的变革实质上动摇了秦制的根基，一方面触及了商鞅变法后秦法塑造的伦理逻辑的根基；另一方面，则动摇了秦法对社会塑形的几个核心支柱。
所谓秦法伦理，归结起来就是上文中的几个字：
严家无悍虏。通俗地说，就是棍棒出孝子，重刑威吓则民不敢违法。
不过这都是表面的说法，只是秦制人力资源生产线的遮羞布罢了，秦制依赖法令以“公正”的面目出现，甚至被今天的一些“大秦帝国粉”理解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与儒家的“差等秩序”对立，殊不知大错特错。
仅从上文中关于“连坐制度”的辩论可知，秦制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是非”问题，即“有罪与无罪”的区分，按照汉文帝的认识，“法者，治之正也”，那么，“法”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是非”的准绳。
而坚持“秦制”的官吏们，却告知了我们，“法”的作用在于“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老百姓愚昧，不知道好赖，不懂是非，所以用“法”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干，而光告诉还不行，怕他们不长记性，还要用“连坐”重法让他对法产生恐惧。
注意，无论是汉文帝时候的官员，还是汉武帝时代的御史，他们在讨论“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民众的“社会智力”只停留在“儿”的层面，无论是慈母多败儿，还是严家无悍虏，还是御史们打的比方（此处未引），什么怕火烧手，怕刀戳手，都是将民众理解为“婴儿期”的智商，简言之，“不知好歹”。
《商君书》里面的统治术要诀，三解就不重复了，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把正常人约束到“婴儿期”的“智力”，然后再用“利出一孔”引导民力到国家所需要的方向。
秦法与刑徒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国营经济的结合，完成了第一步，军功授爵体制下的授田制和秦法动员体系的结合，完成了第二步。
通俗地解释，就是第一步通过全面的人身管制和重刑恐吓，完成人口的资源化，顺从者主动进入第二步，不顺从者则沦为刑徒或者官奴婢，进入强制劳动体系，被动地资源化，进入第二步。
汉文帝废除“收孥相坐律”，实际上是一个开始，即将刑徒的最大人力补充来源截断，开始刨刑徒经济的根儿。
在上文中，三解分别引用了《汉书》和《史记》对于“除收孥相坐律”的记录，详略明显不同，班固这个引用狂人，只在《刑法志》中谈了谈“新垣平案”，并感慨了“过刑谬论”，可见远不如司马迁重视这一变革的意义。
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司马迁身处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在思想信条上，也经历着贤良文学和御史们的争论的“阵痛”，而到了班固的时代，儒家信条已经压倒了旧的文法吏逻辑，成为整个帝国的主宰。
在班固的眼中，这个手笔，可能还不如“废除肉刑”对于刑法的影响深远，因为在他所处的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朝野争论最盛的反倒是“是不是刑罚太轻，导致了犯法者太多？”所以，他观察和评论着眼点，仅仅局限于刑罚本身。
而在当时人，尤其是即将主掌国柄的汉景帝眼中，这是无比的大事，所以，在《史记·孝文本纪》文末记录的为文帝建庙的诏书中，汉景帝言道：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拆分一下这段回顾父皇伟业的文字：
1，通关梁。除关，不用传，允许汉郡、诸侯国往来流动。行于汉文帝十二年；2，除诽谤。诽谤之罪，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不因言治罪。行于汉文帝二年；3，去肉刑。孟康注释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即三种伤害身体的刑罚被废，同时，还对刑徒规定了刑期。行于汉文帝十三年。4，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除去各种赏赐里民之外，“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行于汉文帝元年。5，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不受“献费”，行于汉文帝元年，而减嗜欲、行节俭则贯穿他的一生。6，罪人不帑，不诛无罪。这说的就是“除收孥相坐律”，不杀无罪之人，行于汉文帝元年。7，除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刑，《汉书·景帝纪》的同一诏书中写作“除宫刑”，也就是废除“阉割”的刑罚，时间不详；出美人，即“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行于汉文帝十二年。这一段的句式，前面是政策，后面是结果、意义，当然，谈的都是人君的道德价值，但是一样将“罪人不帑”放置在了七大功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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