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日本政治并没有完全独立:其内政外交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其宪法仍然是由美军司令起草后赋予的，其国土上的美国驻军仍然享有治外法权。也许同上述事实有关，也许是源自其所谓岛国国民性，日本的对外行为表现出鲜明的小国特征，即不愿意承担责任。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大国和小国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幅员辽阔或人口众多，甚至也不在于经济规模，而在于其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和角色定位:大国是游戏规则、历史趋势的设定者与塑造者，而小国则是上诉要素的接受者。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小国行为特征集中表现为投机性、依附性以及不愿承担责任和代价。
一、自利的“谢罪外交”
日本在战后也曾实施过所谓“谢罪外交”，但这些援助因为附加条件多或质量较低，且主要服务于推动日本自身的经济政策议程，使其经济外交充满自利性，对改善其政治形象并没有发挥实质影响。1966年日本主导建设亚洲开发银行，但在选址时东京败给马尼拉，这表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经济外交意图的戒心。80年代前期，由于日元长期拒绝升值，日本政府意识到美国对其汇率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幅升值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日本主动向中国、菲律宾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大额无息贷款或低息日元贷款，并将其包装成出于“谢罪”意图而做出的发展援助。但在80年代后期，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在两年内迅速翻倍，数年内从260:1升值至100:1。直到此时，接受这些“优惠”的邻国才发现再一次吃了日本的哑巴亏。事后来看，所谓优惠贷款其实是日本政府为了对冲本币即将大幅升值而做的策略准备。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对冲手段，日本参加广场协议的谈判代表主动向美方表态，日元可以迅速升值一倍，而美方的心理预期是升值20%-30%而已。日本历史上一贯的行为特点是战术高明而战略缺失，在上述日元贷款问题上也是如此：通过策略计谋固然转移了部分升值代价，但伤害了地区交易对手，损失了邻国的信任，最终导致他们在日元贷款到期之后纷纷不再续贷，日元国际化昙花一现。
二、金融危机中望风而逃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外汇储备国，本应负担起地区领头羊的责任，帮助区域内各国度过难关，但日本的所作所为再次令人失望:为捍卫其贸易利益带头贬值、望风而逃。同样在危机面前，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规模远远小于日本，竞争力也所弱于日本，但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决不贬值的决心和意志，客观上通过自己承担贸易损失的代价而帮助整个地区避免了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该政策的意外效果是让中国收获了地区内的尊重和信用，在2010年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之前，中国实际上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一定程度得益于当年的坚守不贬值的承诺。对此，日本国内认为是中国捡了他们的便宜。日本政府的小国心态，既想获得作为国际核心货币发行国的收益，又不想承担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成本，这是日元国际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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