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之影》，[美]阿兰·米哈伊尔（Alan Mikhail） 著，栾力夫 译，新思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月版。
埃尔多安为何对塞利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自从苏莱曼将父亲迁葬到他的永恒居所，将近五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又一位国家元首成了塞利姆陵寝的常客，他就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土耳其现任总统和前总理。土耳其的这位领袖对塞利姆表现出的极大兴趣，远超过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人物的兴趣，他还不惜动用大量的资源，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弘扬这位苏丹的遗产。
2013年5月29日，埃尔多安和他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土耳其语缩写为 AKP）同僚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侧无比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对塞利姆的向往与崇敬。他们与其他政要、官员、商界领袖、工程师和国内外媒体齐聚此地，参加了横跨这条著名水道的第三座大桥的破土动工仪式。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这座新桥的名称始终保密。
“5月29日”在土耳其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它是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日，而此前修建的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座大桥中，就有一座以穆罕默德的名字命名（另外一座，也是第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只是被简单命名为博斯普鲁斯大桥而已）。在穆罕默德征服伟业560周年纪念日这天，第三座大桥被宣布将以穆罕默德的孙子的名字命名——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Yavuz Sultan Selim Köprüsü）。
“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
用塞利姆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的洲际大桥，是为了服务于埃尔多安的政治目标。他和他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同僚们时常将自己描述为奥斯曼人的“子孙”，这在现代土耳其的领袖人物中可谓独树一帜。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23年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开始， 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将帝国与共和国明确分开来。事实上，共和国之所以建立，就是为了纠正导致帝国最终灭亡的错误。现代土耳其用世俗主义取代了伊斯兰教，用议会取代了苏丹，用拉丁字母取代了奥斯曼字母，用土耳其认同取代了奥斯曼认同。
土耳其共和主义的拥护者声称，土耳其民族主义可以将所有在帝国漫长历史中发挥负面作用的“虚弱的脓肿”——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其他“孱弱的非土耳其人”——从土耳其的政治躯体内清除出去。因此，土耳其的领袖们明确拒绝了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统治理念，即在帝国境内允许不同民族与文化群体自治，以换取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承认。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充满了争议和暴力。即便现代土耳其的统治者愿意承认曾经使用过一些暴力，他们也辩解称这些暴力行为是为了“纠正”帝国的“错误”而不得已为之，而帝国的所谓错误就是它的多语言、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特质。凯末尔以来的土耳其领袖更热衷于强调土耳其的共和主义，而不是谈及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的联系，直到埃尔多安上台。
埃尔多安与以往领导人的不同之处，有一部分体现在他颇有心机地拥抱了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遗产。他将自己塑造成土耳其的新一类政治家，不再拒绝土耳其的奥斯曼传承，而是对其加以弘扬。他还（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拥抱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传统。通过诸如此类的种种方式，埃尔多安试图将共和国与帝国融为一体，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他在这一过程中动用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宗教。埃尔多安时而称自己是一名伊斯兰的世俗主义者，时而称自己是一名世俗的伊斯兰主义者，但不管怎么说，他都在土耳其的公共生活中增加了可见的伊斯兰元素。
他将伊斯兰教视作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文化习俗，从而可以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以及土耳其国境之外的穆斯林（虽然只是一部分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因此，塞利姆就成了关键的一环，因为是塞利姆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以穆斯林为多数人口的国家，是塞利姆赢得了哈里发的称号，并先发制人袭击任何阻挡奥斯曼帝国野心的势力。
在埃尔多安看来，塞利姆在政治上的扩张主义和对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支持是十分值得赞颂和效仿的。对于埃尔多安及其热情的支持者而言，塞利姆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奥斯曼帝国——因此也就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捍卫者，而他们也想要咄咄逼人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土耳其伊斯兰强权。在世界舞台上，塞利姆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要远远强于今日的土耳其，而埃尔多安想要恢复昔日的全球影响力。在他看来，共和国在20世纪失去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坚定的世俗主义。在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看来，伊斯兰教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力量源泉，是奥斯曼帝国往日荣光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他们要在当代土耳其身上重现帝国的荣光。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解释埃尔多安的许多行为和想法。他曾经发表过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观点：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而不是基督徒。他的这一看法源自我在前文中谈到的一些文献，其中提到了新世界的清真寺和摩尔人。埃尔多安十分热切地主张是穆斯林发现了美洲，将其视作又一个被西方掩盖起来的穆斯林的重大历史成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正确解读这些文献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更可能是因为这一说法可以服务于他更大的政治目的。
他像煞有介事地向世俗的土耳其共和主义者们发问，今天的穆斯林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的宗教认同，将自己与这样光荣的历史传承割裂开来？他们难道就这样深地对欧洲和美国着迷并甘愿被它们愚弄欺骗吗？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塞利姆就是这面（往往纯属想象的）穆斯林传统大旗的绝佳旗手，而埃尔多安本人就是这面旗帜的主要继承者和捍卫者。
塞利姆一世。
塞利姆用骆驼和火炮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夺取了中东，埃尔多安则试图利用土耳其的军事实力和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来掌控这一地区。塞利姆控制了欧亚贸易，借以确立奥斯曼帝国的全球经济霸权，埃尔多安则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公司蓬勃发展，并将土耳其发展成了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塞利姆夺取了麦加和麦地那，将帝国变成了一个正统的逊尼派国家，埃尔多安则满怀逊尼派宗教热忱，把伊斯兰教置于土耳其国内事务的核心位置，并用它在中东对抗伊朗什叶派的影响力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兄弟的竞争。
就像塞利姆一样，埃尔多安也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让伊斯坦布尔的逊尼派信仰征服世界。塞利姆无情地消灭了他在国内外的敌人，埃尔多安也选择了相似的路线来对付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Alevi，土耳其的什叶派群体）、库尔德人、知识分子、民选官员、警察、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记者、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左翼分子，乃至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和平示威者。
因此，借着用塞利姆来命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第三座桥梁，埃尔多安十分明确地拥抱了塞利姆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遗产，这部分遗产也恰好便于他批评凯末尔的共和派世俗主义。如同埃尔多安诸多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一样，此举也在土耳其国内外激起了猛烈批评。其中最大的一些批评声音来自土耳其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安纳托利亚什叶派信徒的后裔，而塞利姆曾经数次屠杀安纳托利亚的什叶派信徒。因此，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让许多人回忆起了跨越时代的伤痛、屈辱和暴力，正如非裔美国人和其他许多美国人在面对南方邦联纪念物时的感受一样。而就像南方邦联纪念物的支持者一样，埃尔多安通过命名这座大桥的举动向土耳其国内最主要的少数族群之一传达了一个信息—谁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
埃尔多安此举还意在对土耳其境外的什叶派对手释放信号。他揭晓大桥名称之时，恰逢“阿拉伯之春”。当时，中东地区有数个政府倒台，留下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那几年，伊朗利用自己的核计划来展示肌肉，希望可以使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深入到逊尼派的阿拉伯世界中。为了反制，埃尔多安在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里支持了形形色色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党。埃尔多安为大桥命名的做法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他仍然借此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像几个世纪前塞利姆的奥斯曼帝国一样，今日的土耳其也将是中东逊尼派的坚定捍卫者，甚至还会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武力支持逊尼派对抗什叶派势力，与被他视作土耳其的敌人的势力作战。
塞利姆何以成为当代土耳其权力斗争的焦点？
塞利姆还以另一种方式为埃尔多安所用。16世纪20年代，苏莱曼用塞利姆生前穿过的长袍和戴过的冠冕来装饰他为塞利姆兴建的陵寝。在2005年，有人窃取了这套长袍和冠冕。几个月之后，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安检机在两名男子的行李中发现了这些东西。这两个人声称，他们原本打算把东西带出土耳其，送到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在美国的总部去。居伦领导着土耳其一个名为“服务”（Hizmet）的伊斯兰组织，这个组织是埃尔多安所属政党的死敌。居伦与埃尔多安曾经是盟友，但后来在一次权力斗争中关系恶化，很快成了一对死对头。考虑到个人安全，居伦于1999年逃离土耳其，最终定居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并在这里竭尽全力筹划反对埃尔多安的活动。
有人说，居伦得到了美国安全部门一些成员的支持。居伦的一些追随者慢慢渗透进了土耳其的军警部门，他们后来被指控为2016年夏天失败政变的幕后黑手。塞利姆的长袍和冠冕象征着哈里发的身份，因此，谁拥有它们，谁就可以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塞利姆的继承者——既是苏丹，也是哈里发。如果居伦真的把塞利姆的长袍和冠冕弄到自己的手中，那么就相当于告诉埃尔多安和全世界，居伦，而不是埃尔多安，才是塞利姆的合法继承者，是土耳其真正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当这些皇室器物在机场被发现之后，它们并没有被立刻送回塞利姆的陵寝，而是暂时被政府保管了起来—据说是因为某些安全因素。
2017年，埃尔多安赢得了一次修宪公投，去除了对他的大部分权力制衡，极大扩张了他的权力（不过，由于他所在的政党在2019年选举中受挫，且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不稳定，他在2017年取得的一些成果后来又丢掉了）。这次公投极具争议，充斥着对腐败、操纵选举、暴力干预投票和其他种种不正规行为的指控。尽管过程不甚完美，但自命不凡的埃尔多安在赢得2017年公投之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将失窃的塞利姆的衣冠送回了这位已故苏丹的陵寝。在摄像机和闪光灯前，埃尔多安开始了预先安排好的且极具戏剧性的表演。他从暗处拿出极具象征意义的长袍与冠冕，把它们带到塞利姆的清真寺，并亲自放到华丽的棺椁上。
埃尔多安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在赢得了赋予他几乎无限权力的公投之后，他的第一个举动就用意如此明显，其影响力一直波及居伦在宾夕法尼亚的总部。塞利姆是第一位身兼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双重身份的领袖，而在世人面前亲自手持塞利姆的长袍与冠冕的埃尔多安，则成了第一个公开表明自己是这双重身份的继承者的共和国领袖。实际上，公投结果的确让埃尔多安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接近于苏丹的领袖。像塞利姆一样，埃尔多安也把自己的新身份当作武器，向国内外的对手发出强硬威胁。从某些意义上讲，尽管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但2017年与1517年也没有那么不同。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塞利姆陵寝前。
这座以塞利姆的名字命名、跻身世界上最大最宽悬索桥前列的大桥于2016年通车。它是仅有的三座连接东西方和欧亚两洲的大桥之一。埃尔多安在大桥的揭幕仪式上说：“人有终时，但会在身后留下丰碑。”埃尔多安把塞利姆视作改变世界、连接世界的伟大人物，让塞利姆得以仅排在其祖父之后，得到了以其名字来命名又一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梁的荣耀。在这一点上，对历史人物十分挑剔的埃尔多安倒并没有看走眼。
如今，大桥在海峡的碧水上投下的灰色影子正连接着欧亚两洲，并随着太阳的起落而不停移动。真主的影子也永远投在了世界之上。
原文作者丨[美]阿兰·米哈伊尔
摘编丨徐悦东
编辑丨重明
校对丨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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