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他本来安排了一份行程，目的地在加拿大——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那个充满温暖的家。
但他却没有如期起身，而是转身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在这一天，一个小小的意外，让致命病毒侵入他的体内。
11月12日，他死在唐县黄石口村。
在最后的时刻，他把这样的话写在信笺上：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那是1939年，他叫白求恩。
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寓所里。
整整80年过去。
简易手术室里躬身施救的身影早已模糊，但他用生命执着守护的信仰依然清晰。
不容忘却的纪念，来自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改变的渴求：每一名患者，都希望遇到一位像他一样的医生。
翻开老故事，找到新答案。
让我们问，让他来答。
白求恩在太行山中。
问：每次看病总是“排队两小时，看病5分钟”，这一状况能改变吗？
白求恩：医生等待病人上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必须要尽快来到伤者身旁。
1938年，到延安不久，白求恩发了次脾气：他愤怒地抄起一把椅子，从窗户扔了出去。
“我来延安就是要去前线的，绝不能留在后方！”他大声喊着，完全不理会人们的担忧——游击战的艰苦他恐怕很难忍受，他的医术在后方可能会得到更好发挥。
但白求恩最终还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当年11月底，他到了前线——在距离战场12公里的一个小庙里，40小时之内，他给71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只有一位不幸离世。
他在给聂荣臻的报告中说，只有让医生接近战场，才可以大大降低伤亡率。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涞源县孙家庄小庙为伤员做手术。 吴印咸摄
问：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病人不信任医生，医生怕病人闹事，医生和病人到底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白求恩：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使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
从延安到晋察冀，八路军医院的状况一直令白求恩不满意。他曾看到一个医生悠闲地用手术刀削梨皮，便立即将其推出手术室，剥夺他动手术的权利；另一位工作懈怠的医生则被他足足训了5分钟。
他把弊端一一列了出来，决定要改变这些。他认为，消除这些弊端的唯一途径是就是对医院的运营体制和培训制度进行改革。
他动员了太行山中一个小村内的两百多户居民来修建一所示范医院，被日寇摧毁后又在另一个村庄借助民房建起了“特种外科医院”。他还推动成立了由村民代表、病人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医院事务委员会，负责协调医院、病人和村民的关系。
这两所医院，后来被称为模范医院。
白求恩与木匠师傅一起制作夹板、背靠架等医疗器械。
问：当医生很辛苦，三餐不定、睡眠不足，没时间照顾家人。你曾连续69个小时给伤员做手术，不觉得累吗？
白求恩：我很累，可是我有好久没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
1939年3月3日，白求恩迎来49岁生日。
从头一天晚上7点开始，他一直在忙碌，先给轻伤员上药，然后马上给重伤员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头颅环锯术、两个大腿截肢术、两个小肠穿缝合术，还有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骨折的手术
直到早上6点他才上床休息。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有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
通宵达旦做手术的情况不止一次，以至于他和劝他休息的人吵了起来：“我知道我也应该休息，可是，我看到伤员的伤口在流血，听到他们在痛苦地呻吟，我能把他们放下，对他们说你等一等，等我休息完了再给你做手术吗？”
白求恩和他的勤务员。
问：现在看病有个现象，不管大病小病，都挤破头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在晋察冀你也是一个名医，你希望这样吗？
白求恩：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1938年，白求恩的行程有3165英里，他在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徒步的距离就达400英里。一年内完成了762台手术，救治了1200名伤员。
他走访了晋察冀边区十个分区中的八个，对每家医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发现，存在的共同问题就是医疗水平低。
“想想看！20万人的部队，2500名入院伤员，去年作战1000余次，而负责医疗工作的只有5名拥有本科学历的医生，50名没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国‘医生’，以及一个外国人。”他在报告中不断重申，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培养医护人员上。
他撰写了3本教科书并组织翻译成中文，制定详细的教学大纲，挑选了任课教师，还制定了课表以及详细的预算。
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他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白求恩率队在太行山区巡回医疗。
（编辑：董立龙 赵丽肖 制图：侯猛 张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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