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浓郁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11首。（其中有6首有题目而无内容）因此，后人取其整数称之为“诗三百”。先秦时期，《诗经》称为《诗》，西汉时《诗》被儒家辟为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此外，由于西汉学者毛亨、毛苌师徒曾对《诗经》做过翔实的注疏，因此后世通行版的《诗经》又称《毛诗》。
《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作者生活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即西起今甘肃东部，北到河北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的古中原地区。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目前主要有三种主流的说法：
一、王官采诗说
该说法最早见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其中载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因而有人据此推断，当年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常常在农忙时派专门的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再由史官汇集整理后献给天子，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而其后的《汉书·食货志》也载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西汉学者刘歆在《与扬雄书》也称：“詔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二、公卿献诗说
该说法称，当年周天子为了考察各诸侯国的民风和国君政绩的得失，“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比如《国语·周语》载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
三、孔子删诗说
该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其中载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意思是说，孔子在世时，当时社会上流行上流行有古诗3000余篇，后来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5篇，编成《诗经》。对这一说法，唐代孔穎达、宋代朱熹、明代彝尊、清代魏源等均持怀疑态度，理由是《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书。比如，公元前544年鲁国的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基本相同。
综合以上三种说法，现在我们通常认为，《诗经》系当时各诸侯国协助周天子的史官采集而得，之后经由史官整理、乐工师编纂配乐而成，后来孔子可能对其做过进一步的整理。
关于《诗经》的分类自古即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即指列位“风”“大雅”“小雅”“颂”篇首的四首诗，这四首诗可以看作《诗经》的灵魂所在。“六义”则指与《诗经》息息相关的六个关键词：“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经》截然不同的三种体裁，“赋、比、兴”则是《诗经》中最主要的三种修辞手法。
“风”的愿意是“风俗”，它是相对于“王畿”—周天子的直辖区的民歌而言，这里借指民谣，以今黄河流域之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15个地区的民歌，称“十五国风”，凡160篇，为《诗经》的核心内容。可以推知的是，这些民歌收入《诗经》时，是多半经过润色处理的。
“雅”即是“王畿”音乐。周人称“王畿”为“夏”，古代“雅”和“夏”通用。因此，有人有“雅乐”一说。此外，“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周人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的典范。“雅乐”按音乐的形式又可细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凡105篇。这其中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民谣的作品，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的就是这类祭祀音乐的节奏特点。“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凡40篇。
“赋”按朱熹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铺陈叙事的，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比”，按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鶴鸣》用“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做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首诗中的句子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兴”是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韵味。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西周至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全貌：它不仅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忠实地反映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忠实地反映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考察周代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无疑有很大的价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经》其实就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作为我国民间诗歌的源头，在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时光洗礼，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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