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期，一艘英国商船正徘徊于印度洋之上，绞尽脑汁遍寻货物，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自英国与清朝开展贸易以来，中英双方每年都有数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逆差，来自东方的茶叶，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相比之下，欧洲的货物却在中国市场上根本卖不动。
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每一艘驶往中国的英国商船，都被迫要承担一半路程的“空载”，其利润空间大打折扣。
这些年来，外国商船曾经试图向中国贩卖过无数东西：产自美洲的土豆番薯、产自雨林地带的草莓、产自印度的各种香料……
可每运来一样农业商品，都会在几十年之内，迅速在中国本土化，甚至卖的比进口来的还便宜，这让所有外国商船苦不堪言。
市场是要讲供需关系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实在是太稳定了，凭借着广袤的领土、丰富的物产，再加上“男耕女织”的生活习俗，其实完全可以在国内构建一套自循环，几乎没有任何物品需要依赖外界，堪称固若金汤。
如今的商业市场上有这样一句话，“没有需求那就创造需求”。
在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这位英国船长选中了一种产自中东地区的黑色药膏，那便是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鸦片。
“鸦片”是由罂粟提取物制成的黑色药膏，早在石器时代，便在欧洲被人们当做镇痛剂，进行大规模种植。
其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短，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便将类似物质带回了长安，唐代也有鸦片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在当时被称之为“阿芙蓉”。
不过，虽然由来已久，但是这种药膏在当时也只是被当做药材使用，几乎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冲击，更未有人以吸食此物为乐。
中国历史上第1个疑似有毒瘾的人，大概是明朝的万历皇帝。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年间曾经有暹罗、爪哇使团访问，上贡“乌香”（罂粟提取物）三百斤，据称万历皇帝对此物大为满意，经常在宫中服食，并为其起名“福寿膏”，后来朝贡的用完了，他还要派太监出宫寻找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明定陵发掘之后，的确在万历的遗骨中发现大量吗啡成分，由此也可以证明，这位30年不上朝的皇帝的确有着深深的毒瘾。
万幸的是万历皇帝的个人毒瘾，并没有将鸦片传入全国，其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将万历视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自然不肯效仿其抽食鸦片。
甚至崇祯还在国内却颁布过禁烟条令，理由是当时荷兰商人传入中国的烟斗烟叶，经常有人混食鸦片，一起服用。
明朝灭亡以后，清朝统治者对于鸦片的态度也大致相同，那便是普遍“鄙视”。
此次鸦片再度传入中国仅仅几年，雍正皇帝就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公元1729年时，随着雍正皇帝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清王朝成为了世界第一个开始立法禁毒的国家。
从客观的条件上来看，雍正的这一举动并不是为了打击毒品，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贸易顺差，鸦片这种东西由于走私盛行，收不上来多少税，卖的还又都是天价，这就导致原本每年入账几百万的银子，凭空夭折了一小半，这才是雍正所不能接受的。
从另外一方面考虑，鸦片的盛行对于管理也颇为不便，清朝官员黄喻普曾经记录过人吸食鸦片后的丑态：眼神无光，情绪激动，半人半鬼。
黄喻普甚至还直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正是从财政和管理两方面来考虑清雍正才下定决心，扫除所有走私贩卖鸦片者。
然而，鸦片的暴利，此时早已在英国商船之间流传开来。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经典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凭借着英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地体系，一箱鸦片的成本不过几十两银子，但是来到中国，一箱鸦片就可以卖到630多两白银，如果愿意再往偏远非沿海地区走私，价格还能更高。
一夜之间，整个伦敦的商人全都疯狂了，这样高昂的利润足以抹平世界上一切的法律。
从此以后，数百艘商船开始频繁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清朝官方不让，他们就贿赂海关，雇佣走私者。
雍正去世以后，清朝历代皇帝都严守祖训，禁止鸦片。但势不可挡的是，鸦片还是在中国日益盛行起来。
等到19世纪初，鸦片已然在中国登堂入室，成为了许多达官贵人们的爱好。
到了这一步，清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英国人了，当时的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人则从中亚向中国西北输入鸦片。
全世界的列强此刻都摸住了清政府的软肋，势要将这个“老大帝国”掏空。
从最开始数百箱，再到后来数万箱，到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每年都要外流白银上千万两，已经抵消朝廷出口货物的利润，直到这时，鸦片已经成为了不得不遏制的货物。
1838年林则徐入京面见道光皇帝，直言痛诉鸦片的危害：第一是使得财政亏空，第二是使得贪污横行，第三则是使得军队虚弱，第四则是危机到亡国灭种。
最终在其痛陈利弊下，道光皇帝被打动，“虎门销烟”开始了。林则徐的整场虎门销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一万九千余箱，折合约230万斤，对于鸦片商人和走私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可是，这场行动胜利没持续多久，第1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以惨败告终，最终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国门，接纳鸦片。
时隔110年，早在雍正时期便被全部关闭的大烟馆，再度在华夏大地上卷土重来。
《南京条约》的签订最重大的影响便是使得鸦片大量涌入中国，其价格一路下降。
原本鸦片售价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才享用得起，现如今，随着鸦片的全面放开，就连普通的贩夫走卒也吸得起鸦片。
此时此刻，人人都已经陷入疯狂，趋之若鹜。在当时腐败横行，人民负担严重的情况之下，不少底层人也想要通过鸦片来体验一下所谓的“富贵口味儿”。
一时之间，烟民众多，当时的中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开办了几十上百家大烟馆，客人络绎不绝。
清末时期的大烟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时效性，每到了中午或傍晚，客人都会纷沓而至，而其余时间则很少会有客人来到，有时店内甚至空无一人，吸食鸦片对于客人们而言，就如同吃饭一般。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主要源自于鸦片在当时已经融入了主流生活，有不少人会以鸦片来招待客人，短短几盏鸦片抽下来，其效果不亚于酒桌上推杯换盏喝个半熏。
而至于底层客人更是将鸦片视为“一日三餐”，寻常时间里，他们还需要去出去做工，赚钱养家糊口，一天当中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便是中午吃饭时，和晚上下班。
大烟馆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名字吉祥又好听，通常情况下，大烟馆的名字是断然不会出现“毒”、“鸦片”、“烟”等字眼的。
就如同昔日万历皇帝赐名“福寿膏”，大烟馆的老板往往会取一些“兴”“隆”“福”“安”等字，稍有文化的还会结合大烟馆的烟雾缭绕，起一些“绵云阁”“眠云阁”等名字。
当时广州的一家烟馆还十分别出心裁，结合顾客抽食烟枪时所发出的尖啸声，起名为“莺歌馆”，乍一听上去，仿佛戏苑酒楼。
此时的大烟馆早已不是昔日走私零售的流动小摊贩，而已经成长为环境幽静，设施精良，服务周到的大型娱乐场所了。
抽食鸦片的工具并不复杂，烟灯、烟针和烟枪，加上一个点火工具便足以。
但总有大烟馆会在设施上别出心裁，例如加上一个帘子，一来营造封闭场所，使客人更加放开，二来能有效避免穿堂风，不让客人烟雾那么快散去。
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烟馆“南诚信”，还会再器具上进行考究，“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
烟管的服务周到，往往令客人神迷颠倒，流连忘返，但想要真正理解清末烟客数量为何如此众多，还必须从社会层面思考。
当时正值中国人口暴涨期间，而城市扩张的速度往往与人口不成正比。
绝大多数的居民居住条件都十分拥挤，房子潮湿、逼仄，压的人喘不过来气，正因如此，宽敞舒适的烟馆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们逃离现实的绝佳去处。只要花上一点小钱，就能够在温柔乡里沉醉缠绵，这种诱惑对于当时的烟民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法国作家迪迪埃在形容法国乡村酒馆时，曾经用过一个十分传神的句子：“他们（19世纪法国农业工人）在店里喝着葡萄酒、烧酒或一杯利口酒，在此感觉赢得一种尊严。”放在清朝的大烟馆，亦是如此。
在这里人们能够忘却现实的烦恼，悠然自得的用工具撬出烟膏、备好烟枪，再用火苗慢慢的烧上烟泡……整个过程虽然繁琐，但相当自在快活，每一个动作每一秒钟，吸烟者都得到了全身心放松。
一口烟雾入嗓，再和身边的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同好”来一通不着边际的谈天说地，虽然彼此早已沉浸在“云里雾里”，大脑放空，听不清什么，但这样的自在快活却是千金不换的。
然而这样的快乐是短暂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是几枚银元那么简单。
清朝《梦厂杂著》中，曾经记录鸦片吸食者的神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微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只要染上鸦片，人的整个精神状态便会极大削弱，如果毒瘾犯了，又不能及时吸食的话，那么便会痛哭流涕，言语不得，犹如丧尸一般。
吸食鸦片对于人身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不单单会对人体的多个器官系统造成不可逆损害，还会伤及神经系统，长此以往，使得吸食者无法集中精神、产生幻觉。
鸦片带来的满足感还会对人体产生误导，通常情况下，只要吸食鸦片，人就会暂时忽略饥饿、寒冷、甚至困意，整个人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鸦片并不会直接使人变瘦，但很多人因为沉迷鸦片，甚至会将所有收入投入其中，几天几夜不吃一口饭，正因如此，在清末的大烟馆里，打眼望去便是一片瘦骨嶙峋，宛如骷髅一般。
第1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即便鸦片已经极大降价，但长期吸食仍然是一笔极其庞大的开支。古往今来，吸食鸦片导致倾家荡产的例子不在少数，有些人甚至为了能够吸上一口大烟卖儿卖女。
任何事物和黄赌毒沾上了沟，必定会成为社会藏污纳垢之处，清朝的大烟馆也不例外。
大烟馆里最不缺的便是那些穷顿乞讨之人，孰若能够赏其一口大烟，便会肝脑涂地，甚至以命相换。
一些女子甚至为了能够吸食一口鸦片，主动委身他人，甚至自甘堕落，走上出卖肉体的不归路。
大烟馆从来不是什么理想的休息室，略微正规的商家或许还会安排一些服务员，但一些低劣商家，只管收钱给烟，对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置若罔闻。
鸦片吸醉以后，人会暂时性丧失意识，因此经常会有扒手出没，甚至会有女客人遭受侵犯，哪怕没有外人，也每年都会有顾客因为昏迷，被尚未消化的食物呛到气管而死，抑或是过量吸食而死。
一些上了年头的大烟馆里，更是一片肮脏污秽：褥子发黄发黑，枕头被口水呕吐物淹没，地面屎尿纵横，处处都是神志不清、目光游离的烟鬼，正宛如那个年代，昏聩无能的清政府。
只可惜，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一百年。
从1840年第1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在此过程当中，清政府、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均提出过禁绝鸦片的号召，但都治标不治本，疏于行动。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鸦片才彻底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鸦片的到来，拉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帷幕，鸦片的离开，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或许任谁也每曾想到，小小的一盒鸦片居然绊倒了中国人一百年，这是何等惨烈的教训。
参考资料：
[1]廖良辉. 晚清对外贸易研究[D].湖南大学,2005.
[2]吕秀莲,刘艳秋.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J]. 北方论丛,1998,(02):47-49.
[3]庄国土. 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3):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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