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左
读完《人生》，细数着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倒让我想起了《红与黑》中的于连。不同时期下，两个不同的人物却有着相似的命运。
高加林和于连，都是在新旧交替时代下成长起来的理想青年，不论是拿破仑统治时代的于连，还是社会变革前夕的高加林，他们身上具备着“个人奋斗者”的特质。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自1830年问世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他笔下的“于连”处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此时崇高、理性、自由的拿破仑时代已经过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于连，梦想着通过自己的奋斗跻身于上流社会。
《人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本土作家路遥的代表作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城市化进程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变革，处于过渡时期的“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却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禁锢，三番两次的事业抉择使他最终回归到那片黄土地上。
于连、高加林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个人奋斗者”，他们二者的命运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个人的奋斗精神却让读者不自然地将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这也吸引着我们对二者的奋斗悲剧进行比较研究。
文学理论中有个观点是“文学即人学”，即是说：一个人的命运发展过程，往往是作家创作的聚焦点，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桑迪亚哥”，他的创造就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渔夫生活。
文学艺术的创作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或许会在不同的国度以不同的方式上演，但却又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红与黑》和《人生》就是如此，主人公于连和高加林虽然在命运中有诸多相似，却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们各自所生存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
一、相似的阶级出身《红与黑》中的于连出身于法国外省维立叶尔市郊区一个木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接受过教育，他自小被称为“乡下老”。
《人生》中的高加林出身于陕北高家村，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依靠黄土地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是庄稼地里的儿女，他是农民的儿子。
从两者的出身来看，他们都是源于底层的奋斗者，低微贫贱的身世也注定他们身上有着不同于祖辈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让处于新旧思想交替下的他们为理想而奋起反抗。
仔细分析于连和高加林，会发现他们的性格特征是多元复杂的，他们都有着不甘于平庸的理想，有着一颗顽强拼搏的心，却又被现实的社会环境打压的患得患失、敏感自卑。
从小，于连由于身体瘦弱而被父亲嫌弃，全家人基本没有受过教育而行为粗鄙，但于连却喜欢读书，行为举止文雅，因此他便遭到全家人的唾弃，从儿童时代起，他便幻想着能够像拿破仑一样，驰骋在战场之上，并由此跻身于上流社会，受到名媛贵妇们的喜爱。
再者，于连生活的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走向的是出身和门第，政治上的反动时期，恰恰给当时的法国理想青年一定的逆反空间，并自然衍生出对上流社会自由的渴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影响下，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的于连产生了对伟大事业的渴望，他不满于现状，一心想要出人头地。
再看《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从小生活在落后、闭塞的农村，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后，城市文明冲击着农村落后的思想，知识青年无法抗拒改革的春风，城市思维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处于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渴望融入城市文明之中，但却又被城市冰冷的现实拒之门外。高加林，他是知识青年，有着满腔的热血，亦有着不甘心当农民的理想，这也就注定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反抗与奋斗。
不论是《红与黑》中的于连，还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皆是生活在底层的奋斗者，身世的贫贱与寒微，给他们自身的奋斗增添了许多压力，而且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下，也注定了他们的奋斗悲剧！
于连与高加林相似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共通，反抗与妥协，他们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捍卫往往对不合理现实的对抗，但是当可以利用权势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精神斗争。
《红与黑》中的于连，他有着俊朗的外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着奋斗的理想目标，他不失一切可以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尽可能地证明自己。对他而言，生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必须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当他看到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神甫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击败了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获得了比拿破仑时期名将高三倍的薪资，他便不再立志做拿破仑一样驰骋战场的英雄，而是发愤图强一心攻读神学。
但在现实与理想的打压之下，他一直处于矛盾的自我怀疑之中，他打心底里不相信神的存在，却又不得不装出一副热忱、虔诚的样子。
在不可逾越的阶级面前，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只是把于连看作是低贱的仆人罢了，贵族圈子里的社交礼仪、谈吐举止、思想境界似乎都与于连格格不入，这些看似无形的刺激，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于连内心的欲望和野心。
当于连德·瑞纳市长要聘请于连去他家做家庭教师时，于连所关心的不只是钱，更是他将要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强烈的自尊心背后，是他内心自卑的显现。面对德·瑞纳市长这样的强者，他的内心又无端地衍生出一种极度的高傲与轻蔑。
因为他的出身卑微，因为他穿着的土里土气，拉莫尔庄园中的人都看不起他，尽管他都已经很努力地学习高贵的仪态和口音，他也宁愿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甚至是加倍努力去模仿贵族们的言行举止，但在那些高傲的贵族们眼里，他的努力更像是小丑的自娱自乐。
他为了报复德·瑞纳市长对自己的不敬，当着仆人的面对德·瑞纳市长大发雷霆，但事情平静过后，又屈辱地接受了对方所给予的每月加薪50法郎。这种精神上的短暂胜利，体现他想要冲出弱者的阵营，冲向强者的阵营，但夹杂于强弱之间的中间道路，却是极其漫长的。
同样，《人生》中的高加林处于城乡交叉的地带，他在面临可能改变农民身份的机会面前，会毫不犹豫地迈进城市的空间。
高加林凭着自己的知识，回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当其他人还在靠苦力辛苦劳作的时候，他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仿佛在高加林的心里，当农民就是低贱的，只要自己能摆脱农民的身份，内心就能得到自尊心的满足，甚至会有一丝异于农民的优越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足。
但当他的民办教师被高明楼的儿子顶替时，他又一次回归为农民的身份时，他的心底是不甘心的，也是不情愿的。他试图凭借自己的知识，试图打破解放初期农村封建、愚昧、闭塞的生活方式，嫌村里井水脏，和巧珍去城里买了漂白粉，却引起了村里人的冷嘲热讽。
回归土地，成为农民的他试图证明自己和其他农民一样，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卖力地劳作，直到双手拧起黑血泡，但这种外在的表现，并不能使他真正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他的努力可以说是为了与不理想的现实对抗。
因此，当他可以通过走后门的关系，重新回到梦寐以求的城市时，他毅然决然地屈从了内心并不认可的“权力”。当他成为县上的通讯干事后，他竭尽全力抓住机会，拼了命一样的努力工作，不断在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当他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他一次又一次被领导们认可之后，他内心的自卑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的自尊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他得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关于城市的记忆时，他有了更大的野心，企图走向更大的城市，但这也就成为了他“城市梦”破碎的导火索。
当他走后门找工作的事被揭发后，他被迫终止了绚烂多彩的城市生活，不得不再次返回农村。物质条件匮乏、经济落后的客观条件，限制了高加林的发展，可他偏偏又是知识青年，精神世界是丰富富裕的，物质的贫困导致他自卑，精神的自信却又使他自尊，自尊与自卑的强烈反差导致他在几次进城的过程中变得尤为矛盾。
然而不管是于连还是高加林，他们都反映了青年一代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抗。于连也好，高加林也罢，他们始终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城市经济的差异，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地位不同，因此，他们对待世俗社会总是抱着怀疑、反叛的态度。
于连，他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不甘心封建王朝的复辟，想着用革命的手段，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高加林，他不甘屈服命运和社会现实的安排，不甘父辈的艰辛和平庸，向往自由文明的城市，渴望走出乡村，用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武装自己，是一个敢于向命运挑战，与社会斗争的奋斗者！
三、相似的爱情抉择对于于连和高加林来说，他们的奋斗历程几乎是相似的，爱情的经历也是如出一辙。他们都有两次恋爱经历，一种是“心灵的爱情”，一种是“头脑的爱情”。两者相似的恋爱经历，在表现相似性的同时，又反映出两个不同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
司汤达在《论爱情》一书中谈到：“如果有了完全的自然，两个人的幸福才能融为一体。”“心灵的爱情”，是指一种超越阶级、发自内心的自然之爱，这种爱情不掺杂物质的、现实的因素，是一种本真的爱。这种“心灵的爱情”在于连和高加林的爱情中都有类似的表现。
《红与黑》中的德·瑞纳夫人，是受人尊敬的市长夫人，可她却并未品尝过爱情的滋味。于连的出现，打破了她平静而安逸的生活，美丽、娇艳和自然的美同样打动了于连的心。他们之间的亲密相处，让于连的野心、报复心理通通抛诸脑后，那短暂的本真状态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做个真诚的人是那么甜蜜愉快”。
因此，当入狱后的于连，抛弃了一切野心回归到本真状态时，他在最后的时刻依然想起的是德·瑞纳夫人，尽管他们两者的阶级处于对立阵营，但德·瑞纳夫人法发自内心的爱依然触动了于连的心，这就是司汤达笔下所定义的“心灵的爱情”，这是一种情感自然融合的爱，不被地位、阶级、荣誉所限制的自然之爱。
《人生》中的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同样是类似的“心灵的爱情”。巧珍，是不识字的乡下姑娘，但她身上集合了善良、勤劳、勇敢、天真等一切的美好，因此，她对高加林的爱是无比真诚，甚至是跨越阶级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亲密的呼唤。
但是，在面对“心灵的爱情”时，高加林却不像于连一样能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他深知巧珍与自己巨大的文化差异，他的内心渴望更广阔的天地，他不能单纯而简单地享受巧珍给自己带来的短暂甜蜜。因此，他怀着隐秘的愧疚之情，毅然离开了巧珍。小说的结尾，写到失去城市的工作，失去城市的爱情，再度返乡的高加林理解了巧珍那金子般的心，巧珍的真挚与热恋触动了他内心最痛苦的心弦。
“头脑的爱情”是司汤达对另一种爱情的解释，他曾在《红与黑》中感慨“有头脑的爱情无疑比真正的爱情更具有情趣，它只有短暂的热情”，这便意味着“有头脑的爱情”所掀起的是一时的激情，这种爱情美好而易逝，容易遭到现实的打击，而消散地一败涂地。
《红与黑》中的于连与玛蒂尔德，《人生》中的高加林与黄亚萍，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头脑的爱情”，看上去是理智而又精密的思考，实则却是利益的交换与慰藉，当现实的天平失衡的时候，也是爱情瓦解的时刻。
玛蒂尔德小姐具备巴黎上流社会一切迷人的魅力，她吸引着于连，却也理智分析着这段艳遇，他们约会的时候，于连的快乐源于平民的自己战胜了贵族子弟，玛蒂尔德小姐的快乐源于对自我魅力的满足。他们之间的约会时失败的，缺少纯真的自然情感，双方都是带着极强的目的约会，这也导致他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许多不自然的因素。
黄亚萍是高加林的第二任恋人，她是城市文明下催生出的知识女性，优雅、智慧、有独立的思想，她和高加林在情致、趣味、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但他们的爱情是有条件的，他们彼此倾慕的是城市身份之下的对方。因此，当通讯干事的角色转换为农民时，有条件的爱情也随即终止。
于连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脑海中是反复闪现的不是与玛蒂尔德小姐的秘密约会，而是他从前在维尔吉的树林里和德·瑞纳夫人甜蜜的时光。高加林最后返乡的时刻，他深知心爱的巧珍已嫁作他人妇，他内心深处无限的悔恨油然而生，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阻碍他享受幸福是源于内心的束缚和思想的枷锁。
《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都是青年一代个人奋斗的典型形象，他们虽然有着诸多的相似，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些不同的根基在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及不同作家思想意识形态的差异，于连个人奋斗失败的在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复辟双重压迫，历史为于连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可无奈于连又被阶级和金钱所驱使。高加林个人奋斗的失败源于所处的时代是城市与乡村的夹缝时期，新旧观念的冲击给了他进城的勇气，可反复选择的矛盾和精神的痛苦又给他带来沉重的打击！
在法国有千千万万个“于连”，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高加林”，他们作为青年人奋斗和反抗的历程，绝不是个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才激起了无数个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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