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瑰丽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
黎庶昌（1837—1898），清贵州遵义人。曾任清驻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参赞，两度出任驻日本公使。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川东兵备道道员，在重庆创办第一所新式官立学校——川东洋务学堂。他还大力提倡实业，整顿武备。著有《黎氏家集》40卷、《拙尊园丛稿》6卷、《黎星使宴集合编》6册、《丁亥入都纪程》2卷、《长山公自书年谱》1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古逸丛书》200卷等。
一、黎庶昌的生平与成就
黎氏家学渊源深厚，《遵义新志》有记:“沙滩黎氏为遵义望族，先世自四川安县迁来，自清乾隆以后，世有贤才。”黎庶昌祖父黎安理（字履泰，号静圃），29岁中举人，大半生以团馆授徒为业，教导有方，培育了大批人才。晚年任山东长山县知县，为官清正，很有政声，为人慷慨侠义、坚毅沉稳、力学不倦，其言行风采、道德情操被子孙奉为楷模，后人评价他“为人严气正性，语言不妄发，举动必饬。终日坐必端、行必正”。黎庶昌伯父黎恂，字雪楼，嘉庆十九年（1814）举进士，官浙江桐乡县知县。“浙江素为人文渊薮，颇广见闻，尝曰‘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黎恂在浙任职五年，因丁父忧返里。回乡时以“廉俸万金，购置书籍”，并将所购图书存放锄经堂，开架让子侄门生畅读。他后半生大半时光都在家读书治学，开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从游者数十百人。黎庶昌父亲黎恺，字子元，精敏好学，性格洒脱，任开州训导，与黎恂并称为黎氏“双璧”。黎氏家族就这样世代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诗礼传家，泽及亲友，造就数代文化人。据考，黎氏锄经堂藏书宏富，黎恂时期多达三万册、七八万卷，影响甚大，以至各地学子慕名求学。黎庶昌便是生长于这样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浓郁的治学氛围熏陶，故而自身也勤奋刻苦，见识不凡。
【日】藤野真子 黎庶昌夫人赵氏墓志铭拓片
95cm×145cm 纸本 贵州省博物馆藏
道光二十二年（1842），黎恺卒于开州训导任内。黎庶昌少年丧父，全家靠两位母亲做针线糊口，生活十分艰辛，却促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黎庶昌老年时，曾这样回忆自己年少时勤苦的时光：“我君见背，家贫不能自拔，大兄篠庭（庶焘），念门户系两弟，董督之愈于成人，期在必达。其志事所愿欲，其为教之方，虽严师弗如。兄弟亦服教。庶昌并案读，属文必尽。夜分每至月落山寨，窗纸映黄金色、竹露滴沥有声，吟哦未已，庭有古橙，我君所手植，时或黄团下陨，屋瓦皆碎，争启户往拾，返读如初。恒持用笑乐，如是者三年，业大进。”黎庶昌学业不仅得兄长之苦心孤诣，也得塾师杨开秀及伯父黎雪楼灌溉培养，又得表兄郑珍和妻兄莫友芝授业指点，再加上自己的刻苦与天赋，于咸丰七年（1857）便入府学为府生，食廪饩。而此时期贵州因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久停乡试，为谋出路黎庶昌于咸丰十年（1860）冬，启程北上进京参加顺天乡试，无奈两次落第。
[清]黎庶昌 楷书求吾志斋横幅
38cm×143.5cm 纸本 贵州省博物馆藏
释文：求吾志斋。士何事曰：尚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惟志亦然。仲常世五兄以求吾志名斋，亦曰吾有吾志，云：尔虽然仲常之志，吾未知其何等也。孔子穷神达化，而其始则曰志于学，与其门弟子雅言，则曰志于道，志于仁。又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轲氏之养气，亦以志为至，而气次焉。程子曰：学者多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然则为人首，在定志而已。孔明自比管乐，苏子瞻欲为范滂，及其成就，皆颇肖似定志之验也，况志于道与德乎？仲常属书斋额，因发此义，相质证焉。光绪丁亥三月莼斋黎庶昌识。
钤印：纯斋（朱） 黎庶昌印（白）
同治元年（1862），清廷下诏求言，黎庶昌以廪贡生向朝廷呈《上穆宗皇帝》第一书，洞察微精，切中时弊，引起最高统治者注意，上谕“令督察院传黎庶昌，将所应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陈”。这对年轻的黎庶昌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伏案数昼夜写了《上穆宗皇帝》第二书，详细论述了前书所提方案。黎庶昌因熟读经史，考究历代治乱之原，体察政教得失之因，并以之与现实政教设施相比照便能看到当时吏治、文教和社会的各种弊病及一些解决办法。清廷于十月初八上谕“黎庶昌以边省诸生，摅捆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著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以资造就”。
同治二年（1863），黎庶昌抵达安徽省安庆府曾国藩大营；1868年获曾国藩保奏“黎某与臣朝夕互对数年，外甚朴讷，内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黎庶昌请留江苏候补片》）。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之后黎庶昌任吴江知县、青浦知县、管淮阴堤工支应、扬州荷花池榷务、通州花布厘捐，每每在岗都恪尽职守，励精图治。
[清]黎庶昌 楷书平远村庄横幅 30.5cm×88.8cm 纸本 贵州省博物馆藏
释文：平远村庄。庚寅冬日，黎庶昌。
钤印：黎庶昌印（白） 纯斋（朱）
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被驻英公使调任三等参赞，自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旅欧五年间，黎先后任驻英、德、法、西班牙三等参赞和二等参赞，外交才干得以磨炼和提升。游历了西欧十国，对西欧诸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习俗等多方面作了细致客观的考察，切实掌握欧洲各国实情，著成《西洋杂志》。全书共八卷，十四万多字，文字简明平实，既是一部散文集，又带有人文地理的特点。其中前六卷为“杂记”，共七十六篇；卷七为“游记”，共七篇；卷八为“书信与地理考略”，共七篇。《西洋杂志》为当时国内人士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一幅生动全面的西洋社会风俗画卷。
1881年黎庶昌奉谕回国，升二品道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度出使日本先后共六年。时值，清廷的统治正处于各种危机之中，与明治维新后正蒸蒸日上的日本形成对比。因此，日本人十分轻视华使。在此不利情况下，黎庶昌坚持维护国家尊严和侨民权益。同时，他还利用自身深厚学养和人格魅力，以文化为纽带在劣势中打开外交局面。他认为“日东与我共处亚洲，唇齿之谊，益以同文。故其交契，笃于各邦”，故而以“同文同论”为基础广交日本文人学士、社会名流，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婚丧庆吊，有请必往，求字求文，欣然应请，暇日诗酒唱酬，推心置腹。他在《黎星使宴集合编》中如是回忆这些与日本友人的雅集：“余以光绪七年冬，奉使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缙绅儒流，叙交会饮，诸君或为诗文以张之，而上巳、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光绪十三年，余奉命再至，国好日密，骎乎有唐代遗风。”字里行间流露出其愉悦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黎氏的人品修养、学问文章深得日本友人的敬重和佩赞。
[清]黎庶昌 蒙渡摩崖拓片
纸本 贵州省博物馆藏
现贵州省博物馆藏的《黎庶昌夫人赵曼娟墓志铭》拓片，便是黎庶昌使日期间与日本人士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该墓志铭为黎庶昌在日挚友藤野正启之女藤野真子亲笔书写。藤野正是黎庶昌使日期间结交的朋友，去世后遗一女，名藤野真子。黎庶昌怜其孤苦无依，便时常照拂。夫人赵氏“亦视真不异所生，时招慰谕，训诲无不至”，与贞子情同母女。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黎庶昌夫人赵曼娟在由日本经湖北回乡途中突然病逝。藤野真子得知赵氏夫人去世后“惊叹若狂，悲恸不能言”，写下了这篇被传为千古佳话的墓志铭。
此外，在日期间黎庶昌趁公务之余与随行杨守敬等通过外交斡旋、民间搜寻、重金购买等方式搜集到自唐代以来在国内佚失散落于日本的中国古籍，“上至王室秘府，下至寺观，以及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而刊之……使中国数千百年坠简浮还旧观，海内士大夫得者莫不为秘籍”，为此黎庶昌不惜“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两年心力”，披沙拣金，终得二十六种，共二百卷，印刻成《古逸丛书》，并悉数运回国内。其中有不少古籍是孤本珍本，问世后，海内外学士皆为之惊叹不已，时至今日，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要学术价值。
[清]黎庶昌 行书致郘亭手札
23.5cm×12.5cm×2 纸本 1855年 贵州省博物馆藏
释文：郘亭姻五兄左右：前月得手书，具悉文从已抵扬州，仍主书局，良用欣慰，苏局春季薪水九十金，并泾纸通鉴一部，已由潘芝岑大令觅人转寄，想已达左右矣。来函即交芝岑一览，其应需各书强半尚未印出，有信可向芝岑索之，弟委署吴江仲武至宁，其颠末谅可得悉，此实一大难，题目已于初一日接印，现仍踵袭前规，借书院为衙署，房屋窄少，已有人满之虞，城小而景象荒凉，租屋颇不容易，接眷迎养一层，且俟秋凉再办。自接印以来，皆系借钱垫用，必至八月开征上忙，始有款可入此，亦一棘手之事。此外书吏之黠猾，民情之好讼，粮欠之最多，盗贼之易发，差事虽不过多，亦时有之，十日之间，打秋风者接踵而至，尤出意料之外。一年之间能不出大案。不闹亏空便是美事。豹岑与碧湄联姻，事已谐合，弟与我兄均属冰人，将来纳采问名，请代劳，一切已函告豹岑矣。此请箸安，不一，并问嫂夫人近祉。庶昌顿首，十二日吴江署中。
黎庶昌还热衷古文辞，早年受郑珍影响较深，后师事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是桐城派代表性散文家。除《西洋杂志》外，还有《拙尊园丛稿》《全黔故国颂》《丁亥入都纪程》等散文著述传世。又拟《古文辞类纂》及《经史百家杂抄》体制，成《续古文辞类纂》八卷。
二、黎庶昌的书画活动与存世墨迹
公务之余，黎庶昌也留心书画，时常参加一些品鉴活动，《丁亥入都纪程》中多处记载他在友人处鉴赏书画的情况。例如丁亥四月十三日，黎庶昌在重庆与贵州省遵义县人士蹇诜（字子振，时任越乃厅、江北厅同知）、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高培兰（字杏船，号香林、香舲，光绪年间官湖北应城、蕲水诸县知县）、阮文达之孙阮实三一同品画。其中，有“明四家”沈周的《山水人物长卷》、清初恽南田与王翚合作的《文湖州溪山小竹图》、宋旭的《山水长卷》、程正揆的《山水卷》。如此多的名家之作，黎氏可谓一饱眼福。他评沈周的画“粗枝大叶生气勃然”，评程正揆的画“皴法类余所藏麓台书，苍老中韵秀逼人，末题：康熙六年丁未七月，仿一峰老人笔，青溪。有‘正揆’椭圆印，皆佳品”。又如丁亥五月二十日，黎庶昌记录了他与黄子寿（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县人，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一个叫顾继庭的人处观赏清中叶“小四王”王宸的《仿北苑潇湘图》和“明四家”文徵明的《千岩竞秀图》，尤其大赞文徵明的画“苍老中具有一种秀润之气，不觉满纸烟云，此幅尤余所心赏，衡山有跋谓‘阅三载，而后成字作蝇头小楷书，时年八十又一，’真绝品也。”字里行间显示出很高的鉴赏水平。
除鉴赏外，黎庶昌也有一些书法作品传世，《中国美术家辞典》中就列有他的条目。贵州省博物馆现藏有黎庶昌相关墨迹有其部分楷书作品（含拓片）和信札稿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他的书法风格。
[清]黎庶昌 楷书周渔璜宫詹咏古四律
129cm×31cm×4 纸本 贵州省博物馆藏
释文：孙刘事业已成尘，客到长怀顾曲人。舟楫吴儿真便利，山川赤壁最精神。台荒蔓草秋无燕，折戟沈沙夜有燐。江左英雄久寥落，千年无复岸纶巾。霜降江南宿潦收，竹篁馆里记前游。寒螀咽露号金井，老马追风走石头。钟阜寝陵无限恨，秦淮花月自然幽。金陵王气楼船歇，凭吊当年下益州。为爱庐山且放舟，滕王阁上小勾留。云从梅岭三层出，天入寻阳九派流，偶寄乡心来载酒，因寻往事重维舟。晚风蛱蝶空图画，肠断当年帝子游。想像朱甍上碧宵，至今遗址兀岧峣。江山到手妨群马，风月关心梦二乔。生憾龙蛇同起陆，晚弢弓甲听吹箫。千年古瓦而今在，留与儒生写汉朝。右周渔璜宫詹咏古四律，书为简庭三兄大人雅属，莼斋黎庶昌。
黎庶昌的书法遗迹皆为楷书，字体恢宏端正，用笔刚劲有力。从款识来看，除《平远村庄楷书横幅》外，《楷书节录〈荀子〉横幅》、《楷书“求吾志斋”横额》和《楷书屏》都是应人所请而题写相赠的。其中《楷书“求吾志斋”横额》和《楷书节录〈荀子〉横幅》的落款时间皆为“丁亥三月”，即1887年3月许。如他所言，“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廿六日余服阕入都消差，拟由蜀道行走，连日内外亲友送行者纷集，酬应颇忙。”两幅墨迹应是黎庶昌在乡守孝期满即将启程赴京消差之时，来往亲友送行兼求字时题写。《楷书节录〈荀子〉横幅》题款中的“敬亭世六兄”是指刘汉英，原名刘国桢，又名刘敬亭，遵义县乐安里土石村人，黎氏门生，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与黎氏兄弟交往甚密，情谊深厚，曾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平远村庄楷书横幅》款识时间庚寅年（1890年），当时黎庶昌尚在日本即将归国前夕，或是黎庶昌即兴而作后带回国。
这些楷书作品虽出自不同时期，但都用浓墨书写，字迹清晰饱满，深厚茂朴，笔法自然，有楷中带行之意，颇具苏东坡字体沉着、苍劲、线条流畅的特点，又有欧阳询书风的典雅和静穆，师法多家而又不受束缚自成一派，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和，显示了黎氏相当深厚的书法功底。《楷书节录〈荀子〉横幅》是其流传墨迹中的上乘书法佳作，显现了他自己的个性用笔，以及在学书经历中的取向。
《蒙渡摩崖拓片》拓自今遵义市桐梓县新站镇蒙渡古道石壁上，为黎庶昌书题，有“蒙渡”两个大字和“汉元光五年，武帝遗中郎将唐蒙通南夷道此得名”的小字，落款为“黎庶昌题”。从书风上看，又证明了黎庶昌书法取法多家，有着浓重的颜楷特点。蒙渡自古便是渝黔古驿道上的重要渡口。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出使西南夷，打通西南与中原的通道。黎庶昌《丁亥入都纪》记录：“蒙渡相传为汉唐蒙度处故名，今之业渡者遂皆以蒙为氏，因思武帝以前西南夷，虽未与汉相通，然夷人自居其国，凡聚落所在亦必有经路往来，唐蒙之通道计当，因而辟之耳非，必堑山堙，谷尽行凿空。桐梓本汉时鄨县地，今由綦江入桐梓之路即蒙所通之一道，后世虽小有变易，山川险塞，故未改也。”此摩崖镌刻应为丁亥年四月初黎庶昌回京消差路过此渡口时手书，历经百年，字迹仍然完好无损。
《致莫友芝信》是黎庶昌写给其妻兄兼师长莫友芝的信。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沙滩文化的另一重要杰出人物。黎庶昌这封信通篇并没有明确的时间，但从信札内容及最后落款为“十二日吴江署中”很容易得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为黎庶昌署吴江知县的时候，即同治九年（1870）。是年莫友芝于三月三日，泊下关，致信黎庶昌。“酉初，抵江南省城之下关，夜作字寄黎纯斋。”从“郘亭姻五兄左右，前月得手书具悉”可推这封信札或是彼时黎庶昌给莫友芝的回信。
《致夏轩手札》开篇为“夏轩五弟如晤”，夏轩名黎庶諴，字和民，号夏轩，黎恺第五子，黎庶昌胞弟。从内容看这是一封黎庶昌和黎庶諴来往商议家事的手书。从落款时间“三月二十四日”并不能得知这封信札的具体年份，但从信札内容推究，信中提及夏轩喜得一子，从“用夔字义引申之，命名曰尹谐”。可知，黎庶昌为新生侄子取名黎尹谐。黎庶諴之子黎尹谐生于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十，由此，这封信扎的书写时间应为1890年。
《致陈衡山信札》，是黎庶昌写给其使日随从陈矩的笔迹。陈矩（1851—1939），字衡山，清末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早年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清光绪十四年（1888）以监生考取实录馆誊录，后以军功入仕，1887年至1991年为黎主要随员出使日本。
三篇信札皆是黎庶昌日常信手笔墨，随意性较大，细细比较却有不同。三篇信札的行笔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致莫友芝信》主要是楷书，稍带行书意味，章法较规整；《致夏轩手札》为行书，稍显随意，字行排列紧凑，具有内敛之势；《致陈衡山信札》为行草书，行距宽，字距小，“直线式”组行，字中笔画前后呼应，流动感强。
黎庶昌集外交家、政治家、散文家、学者多重身份于一身。他精研经世之学，关心时务，两度上书言事。任外交官十余年，功绩卓著，不辱使命。在散文和学术方面亦成就斐然。黎氏的这些墨迹是书写日常化和普及化在传统文人身上的体现，既有作为书法作品存在的审美价值，更是其书稿、行迹、交流和影响的实物见证，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材料。
出使西洋 大开眼界
黎庶昌出身书香世家，与所有学子一样以科举入仕为毕生目标。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颁发求言诏书。时为廪贡生的黎庶昌依据中国时局动荡、根基不稳的现状，以“干犯天威”的胆量写下《上穆宗毅皇帝书》，剥茧抽丝般地陈述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20多项除弊兴利的措施。他因此得到朝廷重用，被派往曾国藩江南大营，任幕府文案，追随曾国藩6年。
光绪二年（1876年）起，中国向各国派遣公使。黎庶昌被选为参赞，出使欧洲，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使馆参赞。他在欧洲5年，先后游历10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等。他据此写成的《西洋杂志》一书，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民俗画卷”。黎庶昌成为走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光绪七年（1881年）之后，黎庶昌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在日本7年有余。黎庶昌“驻日期间，以文章辅外交，与日朝野士大夫之醇于汉学者相接纳，文酒酬酢”，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接连编辑了多本相关的宴会诗集，如《黎星使宴集合编》等，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黎庶昌的使日之旅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将文化与外交相结合，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实业救国 文化强民
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891—1895年）间，黎庶昌任川东兵备道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重庆当时是新开设的外国通商口岸，又是通往长江中下游各省的交通枢纽，经济飞速发展，但对外贸易控制在外籍税务司手中，外商资本强占市场，使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举步维艰。黎庶昌深知民族工商业的严峻形势，在任期间一边对海关施加影响，以减轻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一边大力扶持本地工商业，发展地方产业，抗衡外商。黎庶昌力主“裁汰旧规，酌用西法”，鼓励实业家们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开辟新的工业门类。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印刷业等，都在此后十几年间兴办起来，为重庆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黎庶昌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自己出资创办了川东洋务学堂。学堂中西结合，开设中文、英语、数学3科，为国家培养出洋留学人才，激发社会好学之风。3年后，第一届学生毕业，经考试，有12人取得出国留学资格，由政府公派赴英国留学。
出使他国时，黎庶昌见西洋各国都市均设有公园，供民众休憩游玩，觉得这是一件为民造福之事，便仿效西洋公园，改建重庆城区最高处的五福宫北楼，拆除围墙，修建亭阁，命名为“涨秋山馆”，供民众平日游赏。如今，这里已改建为枇杷山公园。
经世为文 “拙尊”藏书
黎庶昌师承曾国藩，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桐城派”以其文统源远流长、文论博大精深、著述丰厚清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黎庶昌所作散文法度严谨、简练精密、意境开阔、风格雄奇。如他在改建公园时所作《改建五福宫北楼记》一文：
凭高而视，二江绕其前，佛图拥其后，凃 山龙门之旁涌环列者，笏立而佩趋，云滃而波驶，郁郁棼棼，吐纳万状。譬若人负瑰伟之质，沈郁榛莽间，久无过而问焉者了；一旦遇真赏拔识，则尽态逞妍，精神为之一振。觉昔之熟视无睹，今乃争传诵矣……
黎庶昌熟读经史，留心社会实情，洞察时弊，有改革社会的宏伟抱负，治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晚年看透世事，文风不再拘于一格，所作纪游之文《卜来敦记》《巴黎赛会纪略》《游日光山记》等都跳脱于流派之外，自由抒写，引人入胜。
黎庶昌一生致力于古籍善本的搜求和出版。他在任驻日公使期间，搜得中国已失传的古籍20多种，出巨资刻印成《古逸丛书》，丛书中多为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如唐本《玉篇》《文馆词林》、宋本《史略》《太平寰宇记补阙》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古逸丛书》运送回国后引起学界巨大轰动。黎庶昌在家中建有“拙尊园”藏书楼，收藏了大量古籍；编有《拙尊园藏书目》上、中、下3册，按照经、史、子、集、丛书5大类分类，约十几万卷，可见其藏书之丰。但因后世保存乏力，藏书尽数流失。而今，藏书楼仍在，却空无一书，颇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