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司马光准备入京,又担心新党嫌疑自己去争权,不敢行。不久,听到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都到东京去了。孙固、韩维是神宗当皇子时的侍从官,属于从龙之士,都属于旧党,被神宗放到外地当官。既然孙固、韩维已到京师,那司马光似乎也可以回京,不用避嫌。当时,程颢也在洛阳,极力劝说司马光前去东京入朝。

用一句话概括司马光(高太后准备起用司马光)(1)

司马光

于是,司马光下定决心入京。

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快马加鞭,向东疾驰,不数日,于三月二十二夜抵达东京的寓所,正好可以赶上第二天的早朝。

二十三日寅时,司马光早早洗梳完毕,穿上从四品太中大夫的紫衣公服,系好金带和紫金鱼袋,戴上幞头,手持象笏,正襟危坐,一边闭目养神,一边思考朝政的变化。

卯时,天蒙蒙亮,宣德门的右掖门缓缓打开,司马光从待漏院缓步入内。一些年长的皇城卫士,认出了司马光,有的拱手做礼,手持兵仗的则以手加额,热切地说“司马相公”。

司马光的内心却有些不安。在宋朝,只有当过宰相的人才可以被称“相公”。司马光之前最高只做过御史中丞。司马光明白人心向背,但“相公”只能由官家任命,从宫廷卫士口中说出,万一被小人利用,人言可畏啊!

文武百官穿过内东门,在大内后苑迎阳门临时幄殿,向皇帝和太皇太后行起居礼。

小官家和高太后都坐在垂帘之后,司马光在群臣的起伏之中,根本看不清两人的面貌。

朝会结束后,心慌意乱的司马光,只是和孙固、韩维行了礼,匆匆离开大内。殊不知,早有好事者将司马光来京的消息,传播到大街小巷。许多市民争相拥挤到司马光的马前,大声喊:“相公不要回洛阳,留相天子,活百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里外外,足有数千人。

司马光大惧,不敢停留,催马回府。

大内附近街道上的人群骚动,也惊动了高太后。高太后叫来勾当皇城司,问明情况,立即派心腹太监梁惟简到司马府上,慰问司马光,并询问当今政事以何为先。

用一句话概括司马光(高太后准备起用司马光)(2)

高太后

当天晚上,司马光深思熟虑,挥笔写下一篇《谢表》,阐明为政首要之事。司马光先是用《周易》等儒家先圣之言,说明君臣交泰的道理。不忘恭维,新皇帝“德性高明”,高太后“圣谟广大”。“当以切要为先,以琐细为后”。

话风一转,委婉指出当前政治存在的弊端。恭维先皇“明主忧勤”,弊端“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归怨先帝。”将政治矛头指向了执政的新党大臣。

当今第一要务是“广开言路”,下情上达。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可以尽情极言,密封书状,直达庙堂。地方官员不得索要副本以阻挠,朝廷不要以言论治罪。

凡是阻挠“广开言路”的,都是奸臣。

这封《谢表》,证明了司马光的政治高明。第一要务不是具体的政务,而是要当权者体察民情,集思广益。站在天下全局的立场上,不是计较琐细的某一件具体事务。新法有利有弊,弊则恨之入心,利则食甘而忘、习以为常,人之常情。人更容易记住坏处,司马光认为新法就是乱法,新法之利是为弊做掩护的,更坏。通过各地各色人的上书,坚定高太后扫荡新法的决心。

第二天,司马光不敢久留,向高太后递交上疏后,在继子司马康的陪同下返回洛阳。

高太后读了司马光的上疏,大喜。没有政治经验的她,从心底佩服司马光的智慧。想想自己,这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些诏书,减少了皇城司的巡卒,放还了修筑外城墙的民夫,遣归了军器兵匠,罢免了一些宦官,都是些琐细之事。“广开言路”多好,顼儿就是没有广听天下百姓的疾苦啊。熙宁七年,郑侠给官家上了《流民图》,自己和曹太后娘俩哭哭啼啼的,才劝神宗罢免了王安石。

高太后,心领神会,朝中的执政大臣,都是一群奸臣,必须一扫而空。但如何下手呢?唉,还得从长计议。

用一句话概括司马光(高太后准备起用司马光)(3)

宋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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