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司马光准备入京，又担心新党嫌疑自己去争权，不敢行。不久，听到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都到东京去了。孙固、韩维是神宗当皇子时的侍从官，属于从龙之士，都属于旧党，被神宗放到外地当官。既然孙固、韩维已到京师，那司马光似乎也可以回京，不用避嫌。当时，程颢也在洛阳，极力劝说司马光前去东京入朝。
司马光
于是，司马光下定决心入京。
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快马加鞭，向东疾驰，不数日，于三月二十二夜抵达东京的寓所，正好可以赶上第二天的早朝。
二十三日寅时，司马光早早洗梳完毕，穿上从四品太中大夫的紫衣公服，系好金带和紫金鱼袋，戴上幞头，手持象笏，正襟危坐，一边闭目养神，一边思考朝政的变化。
卯时，天蒙蒙亮，宣德门的右掖门缓缓打开，司马光从待漏院缓步入内。一些年长的皇城卫士，认出了司马光，有的拱手做礼，手持兵仗的则以手加额，热切地说“司马相公”。
司马光的内心却有些不安。在宋朝，只有当过宰相的人才可以被称“相公”。司马光之前最高只做过御史中丞。司马光明白人心向背，但“相公”只能由官家任命，从宫廷卫士口中说出，万一被小人利用，人言可畏啊！
文武百官穿过内东门，在大内后苑迎阳门临时幄殿，向皇帝和太皇太后行起居礼。
小官家和高太后都坐在垂帘之后，司马光在群臣的起伏之中，根本看不清两人的面貌。
朝会结束后，心慌意乱的司马光，只是和孙固、韩维行了礼，匆匆离开大内。殊不知，早有好事者将司马光来京的消息，传播到大街小巷。许多市民争相拥挤到司马光的马前，大声喊：“相公不要回洛阳，留相天子，活百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里里外外，足有数千人。
司马光大惧，不敢停留，催马回府。
大内附近街道上的人群骚动，也惊动了高太后。高太后叫来勾当皇城司，问明情况，立即派心腹太监梁惟简到司马府上，慰问司马光，并询问当今政事以何为先。
高太后
当天晚上，司马光深思熟虑，挥笔写下一篇《谢表》，阐明为政首要之事。司马光先是用《周易》等儒家先圣之言，说明君臣交泰的道理。不忘恭维，新皇帝“德性高明”，高太后“圣谟广大”。“当以切要为先，以琐细为后”。
话风一转，委婉指出当前政治存在的弊端。恭维先皇“明主忧勤”，弊端“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归怨先帝。”将政治矛头指向了执政的新党大臣。
当今第一要务是“广开言路”，下情上达。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可以尽情极言，密封书状，直达庙堂。地方官员不得索要副本以阻挠，朝廷不要以言论治罪。
凡是阻挠“广开言路”的，都是奸臣。
这封《谢表》，证明了司马光的政治高明。第一要务不是具体的政务，而是要当权者体察民情，集思广益。站在天下全局的立场上，不是计较琐细的某一件具体事务。新法有利有弊，弊则恨之入心，利则食甘而忘、习以为常，人之常情。人更容易记住坏处，司马光认为新法就是乱法，新法之利是为弊做掩护的，更坏。通过各地各色人的上书，坚定高太后扫荡新法的决心。
第二天，司马光不敢久留，向高太后递交上疏后，在继子司马康的陪同下返回洛阳。
高太后读了司马光的上疏，大喜。没有政治经验的她，从心底佩服司马光的智慧。想想自己，这段时间也发布了一些诏书，减少了皇城司的巡卒，放还了修筑外城墙的民夫，遣归了军器兵匠，罢免了一些宦官，都是些琐细之事。“广开言路”多好，顼儿就是没有广听天下百姓的疾苦啊。熙宁七年，郑侠给官家上了《流民图》，自己和曹太后娘俩哭哭啼啼的，才劝神宗罢免了王安石。
高太后，心领神会，朝中的执政大臣，都是一群奸臣，必须一扫而空。但如何下手呢？唉，还得从长计议。
宋哲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