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西行，在披着金纱的港珠澳大桥上，一个身影久久伫立，眺望远方汹涌的涛浪，凝如雕塑。他反复抚摸着身前白玉般的混凝土构件，直到有人招呼，才一步三回头，走上了即将出发的通勤车。
此去一别，不知经年，一如他六年前所做的。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遗憾。
通车前夕，建设功臣被邀请到已经建成的港珠澳大桥上，“杨秀礼”这个名字，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扫地僧”，你能够在几乎涉及岛隧项目方方面面的大型、非标准化船舶和设备方案中找到他，但在后期成果表彰和业绩庆功的各类材料中，这个名字却近乎绝迹。
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岛隧项目总部物设部负责人杨秀礼与荷兰人谈判
从2008年参与投标，到2012年所有核心装备研发和采购的落实，杨秀礼担负着岛隧项目所有核心装备的研究和采购任务，特别是他主持研发新造和改造的15项关键装备，几乎覆盖了岛隧项目所有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工序。
在大桥最艰难的时候进入，在施工最平稳的时候退出，跨越艰难，克服险阻，最后却甘愿隐姓埋名。他说，这是所有跟设备打交道的人身上的通病，“多数人心里只有设备，只不过我更偏执些。”
启程：大山里走出的“放牛娃”
1975年，杨秀礼出身在一个幸运与不幸交织的年代。幸运的是，他上头有五个姐姐，一家六姊妹，作为家里老幺的他躲过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赶上了新中国人口爆炸的尾巴;不幸的是，出身在重庆荣昌县铜鼓乡下面偏远山村的他，在一个贫困的八口之家，想走出村子，不容易!
荣昌县铜鼓乡付桥村，他的妻子王丽甚至不愿意提起这个地方，她说她也是农村出身，但2001年第一次去老公家，自己险些要哭出来，条件实在太差。“当时天上就飘了些小雨，一条泥泞不堪的山路烂泥横生，没有交通工具，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村子里面，一路上连鬼影子都见不到。”
冲出这样一个孤岛是何等艰难?杨秀礼打小并不好学，甚至十分贪玩，放学后，父亲给他安排放牛这样的农活，他把牵牛绳往大树上一栓，自己就和伙伴去捉迷藏、拍洋画。父母都是文盲，大字不识，所以学习上对杨秀礼十分放松。但他的父亲却对他提了唯一一个要求——学会算账，这对杨秀礼后续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时父亲因为干农活有力气，又热心快肠，被推选为村长。
但那时候的村长却是烫手的山芋，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职位和收入，纯粹是为了给村里人断官司。，村里的会计只能由其他人担任，由于不识字，两人经常会因为工作上的误会“磨嘴皮子”。看不懂账目，父亲觉得“会算账”应该算顶有本事了，所以除了“做人老实，做事实在”这两点外，又给年轻的小杨加上了这一条。
算数对于城里孩子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但对于当时的杨秀礼，那可要下真功夫。付桥村以前是有小学的，两间教室，两个老师，几块用石头垒起来的石桌子，二十几个学生，这就是“村小”的全部。
不幸的是，由于年久失修，教室在他上二年级的时候开裂垮塌，大家只能转到几公里外的邻村借教室上课。过了一年，村里的生源满了，付桥村的孩子连教室都没了，只能挤在老师几平米见方的客厅里学。
还好杨秀礼脑瓜子聪明，父亲的要求他也一直记着，从小学到初中，除了挑起家里的农活，他的学习从没拉下，到了最后一年突击苦学，依靠数理课程的优势，成绩居然名列区上的前茅。
此时，由于害怕自己考不上心仪的学校，杨秀礼甚至起了扎根农村的念头。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给他配了一把小锄头，在田间成长，锄头不离身，播种、插秧、除草、割麦、打谷、积肥他都会，偶尔他还要给家里的农田挑粪施肥。
中考，600分的总分，他考了545分，区里第一名。究竟是选老师推荐的专业，还是养殖专业?家里唯一在广东打工的姐姐给了他答案——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这样，杨秀礼误打误撞选择了老师推荐的重庆河运学校轮机专业，开始与设备的“算账生涯”。
学一门技术傍身，才能在外面立足，走出大山的他心里很清楚。95年，中专三年级，大学老师预言由于内河市场的萎缩，他们注定要被时代淘汰，这更加坚定了杨秀礼不断学习，追求完美的决心，四年下来，他竟然以专业综合学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并选择了二航局作为自己的第一站。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维艰，奋斗以成。”拥有一个与泥土为伍，将实干和奋斗作为信条的成长环境，在百经磨练，大浪淘沙之后，杨秀礼的职场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田野间养成的性格和习惯也转化为他人生道路上的经验和智慧，赋予了他“设备人”敢闯敢为、刻苦踏实的个性，成为支撑其职业飞速发展的原生基因。
奋进：小船上练出的“船明星”
同样是二航局，在二公司，但杨秀礼的第一站并不那么理想。很多排名不如他的同学，有的去了机关，有的进了船机部，只有他被分配到了瓯江二桥的一条小抓泥船上，小船的名字他记得很清楚，叫“航工抓1号”，是一条老旧的进口船。
从1996年5月份到岗开始，杨秀礼就快被船上逼仄的氛围给磨疯了。船体结构很简单，除了发动机以外，就是一个回转式的抓斗，大学里的原理知识基本上排不上用场。而且当时船上除了刚分配来的两名大学生以外，老的轮机管理和船员都是工人出身，非常忌惮这些新分配来的学历和知识储备比他们高的大学生，双方交流的机会很少。有一次，为了将杨秀礼在内的两名学生从船上赶下去，他们甚至污蔑两人偷了大家的粮票。
越是这样艰难的环境，反而更加激发了杨秀礼的斗志。从5月到8月，他向船长搜集了关于船舶的所有图纸，将船上的所有管线、发动机、电路都摸排了一遍。依靠着扎实的理论工地，他在3个月内掌握了整艘船船机的全部运行情况，并修复了以前不通的一些电器设备，让船员们都另眼相看。
等待的日子总是如此艰难，转折发生在9月，当时运输混凝土的“交通1号”负责拖带混凝土运输船，参加整个承台的浇筑工作，由于船员请假，亟需用人。这艘船比之前的船要大，是92年黄石大桥采购回来的，已经经历了3个项目，亟待维修保养，对于杨秀礼来说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
经过整体检查，除了一些照明系统损坏以外，他发现整艘船竟然没有方向舵备用系统，这就相当于汽车安装了脚刹，却没装手刹，主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存在船毁人亡的风险。
杨秀礼向时任船长的李国禄主动请缨，要修复船上所有的故障系统。老李并不相信一个借调来的毛头小伙能有多大能耐，但还是答应让他试试。
那一两个月里，杨秀礼就呆在内舱与机油和图纸打交道，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管钳、扳手为伍。
“请验收!”时间过得飞快，李国禄没想到小伙子这么快就找他验收来了，大大小小的设备故障被解决得清清楚楚，这让李国禄下定了决心要将杨秀礼留在船上，“小伙子很能干，航工抓1平台太小，你留下来跟我干。”
1997年4月，二公司承建的白沙洲大桥开工，船只调用紧张，瓯江二桥的一部分船要被调遣到武汉，“交通一号”赫然在列。
当时，船上的轮机长因为家庭原因，请假回家，负责设备修理的人员只有杨秀礼和另外一名学生。从温州到武汉直线距离是1000公里，船队要沿着海边进入长江口，然后逆江而上。“交通1号”属于内河船舶，深水航行难度很大，而且发动机由于维护情况较差，额定转速也从1500转降低到了1000转左右，如果在航行过程中遇到故障，就只能随波漂流。
“我跟船，保准没问题，轮休期间，我已经把发动机大修了一遍，转速到了1500!”当大家都打退堂鼓的时候，杨秀礼站了出来，一年的摸索让他胸有成竹，与船进，与船退，共兴衰。
当“交通1号”出现在广阔的长江面，杨秀礼的名字在整个二公司“病毒式”地传播开来。“听说有个小伙子，把一艘老船从温州开到武汉来了，了不起!”这可能是杨秀礼在二航局被贴上的头个标签。
出彩：风雨中熬出的“桥专家”
一战成名，他被白沙洲大桥船机处的负责人何江水看中，这才开始了与造桥设备如胶似漆的职业生涯。
关于桥，山里长大的杨秀礼没有直观概念，数十米长石桥、木桥、土桥是他对桥的第一印象。白沙洲大桥项目上的每一台塔吊、拖泵、吊车、挖机，上面的各种部件他都认真拆装，仔细“咀嚼”。有了学校里扎实的机械基础原理，一通百通，用杨秀礼只记得话说，这叫“不忘初心”。
当时林鸣正好是白沙洲项目的负责人，看到这样一个肯钻研又懂技术的小伙子，自然十分欣赏，偶尔在工地上遇到了，抽空就给他讲一些桥梁方面的力学原理，让他在工作中实践。1998年，杨秀礼用前一年攒下的所有工资，8000块，买了项目上第一台私人计算机，继续他学校里未竟的课程。
相比于发动机、电线、油管，其实杨秀礼的大学生涯最中意的一门课程是计算机语言。那时候计算机课是非常时髦的课程，算法、语言、数据库都需要严谨的逻辑和思维，而对于喜欢“算账”的他来说，简直是完美契合。
此时，项目的设备物资管理报表都是手抄版，船机部门每天的内业资料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甚至需要一个字写得好、图画得好的“专家”负责。杨秀礼的电脑正好装了Office系统，将信息化引入设备管理，他认为这是提升效率的第一步。此时，打字员还是中国最时髦、最新兴的一种职业。
杨秀礼白天在工地上巡检设备搞维保，晚上利用同事喝酒打牌的时间，自己偷偷学习了Excel表格的算法和功能。几个月之后，一份崭新的数据报表被递交到了林鸣的桌子上。
“怎么都用上电子表格了?表格是很清楚，但管理成本还是要控制好。”林总的建议很实在，但当他听到是杨秀礼自己捣鼓出来的时候，对他刮目相看，就这样电子报表开始在项目推广开来，各项目的领导也乐意员工能够利用爱好，提升管理的规范性。
2001年，3年的磨砺，杨秀礼在当时中国第一大跨径的组合型桥梁——润扬大桥担任船机部部长，真正从“修设备”变成了“管设备”。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林鸣给他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拌合站尽快搭建起来。
拌合站是黄石大桥项目上使用，从德国人手里购买的。经过两个项目后，熟悉拌合站设备的人员几乎没有调入润扬大桥，操作手册只有德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如何完成组装?杨秀礼说自己以前学的是哑巴英语，乡上最好的英文老师是高中学历，导致他参加工作后语言底子非常薄。所以他只能带着团队只能依靠英语词典，逐字翻译英文的操作手册。
在夜以继日完成对操作手册的解读后，整个设备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就组装起来，并对石料输送系统进行改造并投入使用。他认为这样的高效率，得益于自己学校里专业课程的学习，不管是电气、机械，还是自动化控制，轮机专业均有涉及，钱学森老先生的“工程控制论”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2003年，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斜拉桥——苏通长江大桥开建，杨秀礼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苏通设备站的站长。当时全公司都在大兴“学海尔”，将设备“管干分离”。但究竟是将设备的“管、养、修”放在专业设备站，只让项目使用;还是设备站只负责设备调配，项目负责“养、用、修”，引发了许多设备管理人员的讨论。但杨秀礼知道，只有专业人做专业事，才能真正管好设备。在公司的安排下，他成为第一种方案试点的“代理人”。经过苏通大桥的实践，他所在的标段设备使用效率和完好率指标都创了新高，新的管理模式也在许多项目推广开来，“算好设备账”成了他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成果。
随着2006年，苏通大桥进入生产高潮，杨秀礼从单一的设备管理走向了项目副经理，管设备更要管生产，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睡不香、吃不好、坐不稳，不呆现场不安稳”是杨秀礼的日常状态。
跨径超千米的斜拉桥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大桥的钢箱梁吊装更是上部结构建设的关键工序。大桥每一榀钢箱梁的吊装都由桥面上经过特殊改造的桥面吊机完成，杨秀礼给他们设置的核定安全系数达到了标准的2.5倍。
一榀箱梁的重量在350吨到450吨左右，任何微小的操作失误或设备问题，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偶然就是来的这么突然，在箱梁的提升过程中，桥面吊机的钢丝绳出现了“鸟巢现象”，卷扬机里面的钢丝开始打结，19根钢丝绳松了9根，10根的荷载量接近安全系数的极限。
许多工人一看到这种情况，立刻从设备上跑了下来，钢箱梁在半空中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闻讯赶来的杨秀礼和厂家维保人员紧急对设备进行检修，认为设备完全能够完成这次起吊。工长让大家回到岗位，但操作手们连连后退：“打死也不上，到时候钢丝绳断了，设备翻了，小命就没了!”
5分钟、10分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悬在空中的箱梁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杨秀礼的头顶，头顶的太阳炙烤着，众人脸上焦急的汗珠滴落在钢制的桥面板上，形成一幅水墨画。
“这样悬空更危险，你们都放心，设备绝对没问题!”杨秀礼大手一挥，第一个爬到了桥面吊机吊臂的前端，大喊着大家赶紧回到岗位。“我在前面，它要是掉下去了，我陪你们一起走!”当负责人顶在了压力的最前沿，大伙又重拾信心，陆续走向操作台。
经过吊梁惊魂，杨秀礼将办公室搬到了现场，苏通大桥每一榀箱梁的吊装，他都会蹲守现场;在提梁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走到设备前端，观察钢丝绳受力和箱梁吊装的状态，这样干项目，时任二航局副局长，苏通大桥项目经理的刘先鹏评价，“靠得住!”
2008年，他又辗转来到世界首座千米级多塔连跨悬索桥——泰州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凭借丰富的经验，为项目解决了多塔连跨悬索桥结构中，如何完成钢塔架设和装备选型的研究。
10年5桥，杨秀礼是名副其实的“五桥之子”，在众多世界第一桥梁产品的打磨下，他和二航局一同站在了世界建桥领域的巅峰，成为了国家建桥队伍中的“红旗手”。
功成：港珠澳背后的“大管家”
“研究装备一定要先研究工艺。”这是杨秀礼长挂嘴边的一句话。但是港珠澳大桥的到来，让这句口头禅执行得无比艰难。
港珠澳大桥岛隧道项目总部物设部负责人 杨秀礼
2008年开始，应老领导林鸣邀请，他作为第一批招标组成员，参与到集团港珠澳大桥的投标工作中，负责标书中项目整体设备和物资材料框架的搭建。“港珠澳大桥是人类建筑史上巅峰技术的结晶，能参与建设，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杨秀礼这样评价自己在港珠澳大桥的四年。
第一次外海大型深水沉管隧道施工、第一次大型钢圆筒成岛施工、第一次重达8万吨的混凝土预制构建工厂法施工等等，每一个第一次都需要通过最高端、最先进、最顶尖的装备来支撑复杂的施工工艺，克服外海施工恶劣的环境。
杨秀礼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设备能够整平50米海面下的沉管基础。当时整个团队手里有的只有一本薄薄的《沉管隧道设计与施工》，书中只谈到浅埋隧道，关于设备的介绍半个字都没有，工艺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究竟需要什么设备?听说韩国有一艘船整平过类似巨型沉管的基床，技术团队立刻飞往韩国，对方却只让他们乘着交通船在距离设备数百米远的地方绕行一圈。海湾一游，远在北京的杨秀礼等来的，却是一艘整平船的远景照片。
究竟使用什么方案?一张石油钻井平台的照片让他顿悟，伶仃洋的海况比韩国釜山巨济岛的海况更加恶劣，隧道基床的宽度和面积比釜山更大，碎石垄的铺设精度要求更高，也许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具有3D打印功能，能灵活抬升移动的整平平台。工艺确定了，形成设计任务书，他当晚就把任务书交给了林鸣。林鸣立即让他统筹一航局、振华重工等单位，开始了新设备的自主研发之路。
“津平1”整平船的问世，是杨秀礼在港珠澳大桥打的第一场漂亮仗，4厘米的碎石整平精度创造了施工的极限记录，更打破了外国对中国大型沉管设备的严厉封锁。
除了整平船，项目后续大大小小的设备、材料的方案和选型都要确定。两年里，杨秀礼除了把自己关在酒店研究设备物资的选用方案以外，就是在和各类国内外设备商、材料商的谈判中“厮杀”。
算好账，此时对于港珠澳大桥的启动至关重要，这也是林鸣最担心的一环。国内没有，国外保密，很多特殊设备和材料的方案和招标进展十分艰难。33节沉管，每节沉管的管节接头处都有双重防水装置——Omega密封和Gina止水带，像盔甲一样保护着管节的“软组织”。
特别是单条长度达到91.5米的Gina橡胶止水带，只有日本和荷兰的两家工厂能够生产。但是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需要满足120年的寿命，日本人一听条件后，连连摆手，120年，他们的工艺达不到要求。
只剩荷兰特瑞堡这一家单位能够接单。没有竞争，对于任何一次招标工作都是毁灭性。杨秀礼立即召集同事开会，要求他们不能将日本公司的任何情况对外透露，并对荷兰公司宣称，仍旧要根据日本公司的方案和报价来定夺。
但第一次报价荷兰公司开口8000万元，但当他们到现场实地考察伶仃洋的现场情况后，第二次、第三次报价从8500万元，一路狂奔到了9000万元。
不敢拒绝，还不能让对方要价太高，杨秀礼只能在谈判手段上下功夫。他将几次投标的方案都收集起来，对比其中每一项参数、配置以及市场报价变化，同时搜集各类材料历年的市场报价，寻找价格下调的每一条论点论据。
谈判桌上，杨秀礼据理力争：“贵公司屡次提升原材料价格，我们查了国际上历年橡胶期货的价格，与你们提供的报价并不符合!”就这样一步一步，寸步不让，每天酒店谈判到深夜，转钟休息几个小时后又继续鏖战，有时候分歧太大，大家干脆在位置上玩起了手机，谁也不愿意开口。
最后一次谈判，当杨秀礼仍旧给出7000万元的报价时，荷兰商务代表拍了桌子起身就走，整个会场氛围降至冰点，这次谈判破裂，意味着前面所有的付出都将毁于一旦。
杨秀礼握紧了手中的水杯，他知道，为了拿下港珠澳大桥这样的巅峰业绩，对方还会回来。他深知，让外国企业在报价时非常严谨，能在合同中让步5个点以上，几乎是一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港珠澳大桥对他们是一块美味的“肥肉”，他们不可能放手。
“按你们的价格!”几分钟之后，大门打开，荷兰公司的商务代表果然回来了。合同价最终被锁定在了7000万元，比对方考察后的报价整整低了近20%。荷兰籍商务经理签完合同后向杨秀礼竖起大拇指：“你们可能是我这辈子遇到过最可怕的谈判对手!”
但并不是每一项方案的确定，都能依靠谈判完成。有很多技术方案，世界上都绝无仅有，比如实现流水化作业的沉管预制工厂，它所需要的钢结构模板、顶推系统以及流水线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能依靠传统的思维进行招标，希望通过你们设备物资部门的前期工作带动设计、施工整体向前推进。林鸣的一席话启发了杨秀礼，他认为“带案投标”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港珠澳大桥，正因为没有，所以他们能够通过招标中的方案博采众长，当确定手里有了什么样的材料和设备后，再来思考对接设计上的变更和施工工艺的改进，带动项目进度整体推进，事半功倍。
桂山岛预制厂要制造900吨一节的巨型沉管，而且要保证120年的寿命。混凝土断面不能有一丝裂痕，必须依靠一套可靠地全断面液压模板系统才能成行。
可惜，此前给丹麦厄勒海峡制造沉管的企业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联系方式也已经丢失。团队只能邀请原来为苏通大桥做墩身模板的DOKA公司操刀，与合作单位二航局联合投标，重新设计方案。
DOKA公司并没有巨型沉管模板的设计经验，当厚厚的方案摞在杨秀礼的桌子上，不管再多的文字，也掩盖不住1万吨模板，接近3.8亿元的报价，几乎超出预算2倍以上。
德国人的严谨让杨秀礼十分头疼，由于没有对比案例，不管怎么谈，对方死不松口，方案不可能优化，价格也从来没低于2个亿。
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项目团队希望有一根救命稻草，帮他们逆转颓势。
杨秀礼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每隔两年，不管多忙都要在11月底，抽身去上海参加一趟“宝马展”。
杨秀礼说，“bau”是“建设”的含义，“ma”是机器、设备的意思，连在一起的“bauma”绝对不是很多人自翻而成的“宝马”，更不是一个凭空创造的名称，恰恰相反，它的意思非常准确且简单——工程机械。
这个在欧洲经历了50余年的品牌工程机械展会从2002年入驻中国，为工程机械业内人士提供了亚洲领先的交流展示平台。
在展厅的闲逛给杨秀礼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一家叫PERI的公司宣传册上，赫然印刷着丹麦沉管隧道的业绩。留了联系方式后，他惊喜的发现，这家公司完整保留着当时工厂法预制的整套工法，如果能跟他们合作，也许还有机会。
当时，与奥地利公司的谈判进入签署协议阶段，如果毁约，不仅涉及到法律风险，更会让前面的努力前功尽弃，当杨秀礼将这一情况向林鸣报告，林鸣陷入了沉默。
凌晨4点，杨秀礼接到林鸣的电话，“暂停谈判，先接触这家德国公司。”得到领导答复的他欣喜若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学习的机会，多一种方案就多一份可能。
他立即向德国公司发出邀请。数天后，一份1.7亿元的报价让他欣喜若狂，对方还保留着制造沉管模板的方案和部分设备，只需要港珠澳大桥独特的需求结合起来，造价还能更低。他当即联系振华重工的负责人，三方在一起敲定模板制造事宜，用德国的方案，中国的工艺，实现模板制造的本土化，总造价进一步降低，锁定在1.2亿元。
最终，三方优化的预制厂模板系统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方案，将总用钢量用10000吨降低到了6000余吨，整体重量减轻了一般，更重要的是为项目节省了近亿元的成本。
4年，1460个日夜，杨秀礼在港珠澳大桥前期研究和最关键的施工阶段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直到所有核心设备研发和采购的落实，他才离开了自己所真爱的项目。
勇退：大家庭身边的“守护神”
2012年离开港珠澳大桥，回到二航局技术中心，杨秀礼开始专心钻研海洋工程的施工装备，先后为以色列阿什杜德港、援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委内瑞拉卡贝略港口、巴基斯坦胡布码头等工程提供施工技术和专用装备的支撑。
为什么离开?杨秀礼其实也有难言之隐，并不是他不相干、不敢干，而是身后的家庭更需要他。
他的父亲在2010年左右就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后面就瘫卧在床了。老人在家没人照顾，孝顺的他主动请缨回到二航局技术中心，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专心研究技术。
几乎每两周，他都要从武汉飞往重庆，回到老家，在床前给瘫痪在床的父亲洗澡、擦背。妻子王丽说，“父亲瘫床这么多年，身上没有一个褥疮!他把搞设备的劲头都用上了，弥补之前无法陪伴的遗憾。”
王丽作为一名跟他在项目上打拼了10年的二航人，非常理解这种情绪。工程人四海为家，他和王丽在泰州大桥分开后，一个去了武汉，一个留在重庆，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儿子有时候甚至忘了他这个当爸的。
王丽说，儿子小学的六年，他爸爸一次也没去过学校。学校每年都有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学校的嘉年华活动，连着邀请了杨家人三年，最后王丽告诉老师，让他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因为杨爸是不着家的!”
2018年9月，大桥通车前，杨秀礼带着一家三口走上港珠澳大桥，他激动地拍打着儿子的肩膀，告诉他：“看，这就是爸爸的工作，这就是爸爸造的桥!”
“哇，真壮观!爸，我以后也要建一座桥，比你这座还要大，还要长!”
三言两语，没了隔阂。
那一刻，让杨秀礼觉得，这些年，值得!（陈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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