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52期，原文标题《打破“黑箱”：伊藤诗织被性侵案胜诉的背后》，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黑箱”不仅指私密空间里的取证难度，也暗示日本制度中对性侵案件的长期淡漠、日本文化中不对等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而首先来打破这个“黑箱”的，是伊藤诗织这样一位非典型的日本女性。
记者/黄子懿 严岩
伊藤诗织是日本第一个公开姓名和长相的被性侵的女生（法新社 供图）
“苦中带甜”
53岁的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坐在新闻发布会的台上，他穿一件米黄色西装，稀疏的头发往脑后梳得整齐。或是因为愤懑，他嘴唇紧咬，嘴角往一边上扬，右手握笔放在台上，双眼不时瞟向他方，听律师用英语陈述着昨日的判决是如何的错误。“我是冤枉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随后，山口敬之用英文对着满屋记者说，他将提出上诉。
台下，上诉对象伊藤诗织（Shiori Ito）静静坐在席间，以记者身份目睹了这一切。她今年30岁，穿一身深色职业装。整个发布会，她面无太多表情，偶尔平静地望向台上，听对方说些什么，在电脑上做着记录。发布会快结束前，她提前起身离开，从侧门走出，没有看对方一眼。
一方急切地说不服判决要上诉，而另一方以记者身份出席见证，无论是哪国司法界，这场景都不多见。有人看到伊藤诗织参加发布会后，评价说“太酷太勇敢了”“她确实颠覆了一贯的受害者形象”“她真的是在以身作则地告诉女性，应该背负‘羞辱’的是施害者，受害者无需掩藏，也不必愧疚”。
一天之前的12月18日上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做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约21万元人民币），同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这场日本历史上女性首次公开具名指控职场性侵害案，以女方胜诉暂时告一段落。
当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胜诉时，她展现的形象却是柔弱的。她向法官深深鞠躬，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高举着“胜诉”的牌子冲出大门，场外瞬间传来一片欢呼声。冬日法院外，伊藤诗织裹着一身厚衣服，拿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向所有人展示。她哭红双眼，哽咽着说：“太久了，真的太久了，太久了。”此时，距离2015年4月那个案发夜晚已过去四年有余。
伊藤诗织胜诉后在法庭外向所有人展示着“胜诉”的牌子
四年前，伊藤诗织是纽约大学新闻专业一名应届毕业生。2013年，她在纽约酒吧打工时结识了时任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资深记者，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好友，曾出版两本安倍晋三的传记，有“安倍御用记者”之称。
2014年，伊藤处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给山口敬之等认识的媒体人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后者引荐了一个实习岗位，伊藤心存感激。2015年，伊藤毕业回国后考虑回美国工作，向山口发邮件咨询。山口表示有实习机会，也有一个正式的制片人岗位供她考虑，伊藤觉得惊喜。于是，山口邀她在2015年4月4日晚在东京碰面，商谈工作与签证事宜。那一晚的见面，改变了伊藤诗织的一生。
据伊藤自述，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寿司店，伊藤诗织几杯酒下肚后就突感身体不适。她觉得很奇怪，自己平时酒量很不错，不容易醉。她不得已连去两趟洗手间，在洗手间，她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头伏在水箱上，瞬间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伊藤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房间里，被山口压在身下侵害，无法动弹，异常痛苦。无论她如何抗拒，山口都毫不在乎甚至更加兴奋。事后，山口用一副戏谑口气说：“很好，你合格了。”
伊藤落荒而逃，回到家中对身体进行紧急处理。之后，山口在她的试探性邮件中矢口否认对她进行侵害，称她是酒后乱性，两人自愿发生性行为，并在此后坚称伊藤当时是清醒的。
事发后第五天，伊藤走进警署报警。在与警署、司法系统、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她遭遇到重重阻碍，也开始有了创伤应激反应（PTSD）。她耗尽数月搜集证据，案发两月后，警方根据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检方许可。但在计划逮捕山口敬之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叫停。负责该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也被全部调离该案。之后，案件展开了新一轮调查。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判定此案不予进行刑事起诉。
万般无奈之下，伊藤诗织决定站出来接受采访、召开记者会，并对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诉讼。这让伊藤诗织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开身份和样貌的性侵案指控人。她出版了记录事件全过程的纪实作品《黑箱》（Black Box），BBC为此也制作了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直指日本社会和治理体系中对性侵案的淡漠。这在日本引起复杂反响，也让山口敬之名誉受损，后者决定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1.3亿日元（约830万元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12月18日的判决中，法官铃木昭洋指出，综观各种主客观事证，法庭认为山口的证词矛盾，在事发过程中山口不仅全程清醒而且做出了许多违反常理的供述，故此判断“伊藤诗织的证词相对较为可信”，并驳回山口的反诉。伊藤诗织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即使胜诉了，但并没有减少我受到的伤害。”虽然案件已过四年之久，“但哪怕只有一点，也是一个改变”。
“这是一个苦中带甜的结果。”与伊藤诗织有过接触的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isty）文化心理学教授出口真纪子（Makiko Deguchi）对本刊记者表示，判决之前很多人都不太确定能不能赢，“之前的刑事诉讼是被推翻了的。我很高兴，能苦中带一点甜”。
性侵案另一主角山口敬之是日本资深时政记者
走进“黑箱”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报警后两天，警方这样告诉伊藤，“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办案警员一再强调，“黑箱”里取证的难度很大，更何况对方还是知名人士。伊藤在《黑箱》中写道，警员甚至劝她，“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
伊藤很吃惊，一个女性被强奸了，警方的反应竟是这样。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她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就发现了越多的“黑箱”。比如，警察的取证方式之一，是拿一个人偶还原现场场景。他们让伊藤躺在一个垫子上，用人偶摆弄各种姿势还原。“是不是这样？”现场警员都是男性，一边拍照一边问。“这些闪光灯让我眩晕和恶心，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才能不试着去想我正在经历些什么。”在接受BBC纪录片采访时，她如此说道。这给她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有批评家甚至称其为“二次强奸”。
而随着调查的进行，证据开始浮现。警方在伊藤的内衣上检测出山口的DNA染色体。当晚载两人离开餐厅的出租车司机证实，伊藤中途曾多次要求将她放到车站，但山口却让司机前往酒店。伊藤下车时，司机发现她已昏迷。监控录像显示，伊藤当时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拖拽着，脚不沾地地穿过大堂，消失在电梯的方向。酒店门童一脸同情地目睹了这一切。
这些证据，却没能换来对山口敬之的强制性调查与刑事起诉。警方告诉伊藤，叫停逮捕山口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最高层，并劝她放弃调查，私下和解。她多次想过要自杀，前后写过三次遗书，或因打不通自杀热线，或被医护人员救了回来。“我是一个记者，记者的工作就是讲述真相，如果我都不能说出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那我又如何做好一个记者？我将无法面对自己。”伊藤诗织在出口真纪子的课堂上这样讲述为何要站出来，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她也想给家中妹妹树立榜样。“当时我听到这段话时，觉得非常有力量。”出口真纪子说。
2017年5月，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身份，并宣告已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复议申告书。9月22日，检方再次判定不予起诉。伊藤此后走向民事诉讼。民事判决出来后，舆论关注的一点是：为何刑事案件检方不起诉，却在民事案件中以“非自愿性性行为”被认可？
曾代理过性侵案的日本律师星野天对本刊记者解释，日本不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二者是分开的。刑事罪责认定要比民法严苛很多，有“疑罪从无”原则，“被告哪怕只有10%的可能无罪，法院就不能判定其有罪”。而民法不同，只要原告能在“普通人不会质疑的范围内证明了事实”，法官就可认定该事实发生。法官判定山口民事侵权，“但这不意味着可反推山口犯了强奸罪”。
然而，在法律层面，日本对于“强奸罪”的定义也比一般国家更高。刑法中对“强奸”有不同分类，强奸罪之外还有“准强奸罪”，即“利用女性丧失意识或无力反抗的状态”与其发生性关系。强奸罪则通常在出现暴力和自卫迹象下才会成立。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喝过酒，那相关部门便不鼓励受害者起诉——2017年之前，日本涉及强奸的法律已有110年之久没有修改过，要求“亲告”，即受害人亲自提起诉讼才会受理。
“受害者必须要证明自己拼命反抗过才行，你要逃跑，要反抗。”出口真纪子说，不然法院不会认为这是强奸。她介绍了伊藤诗织之外另一起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性犯案，那是一名父亲多年来侵犯女儿却被判无罪的案例，同样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
2017年8月，日本爱知县的一名父亲因涉嫌性侵自己19岁的女儿，以“强奸罪”被起诉至法院。这位父亲的侵害持续数年，从女儿上初二就开始。但2019年4月，法官宣判父亲无罪。法官表示，虽然被告承认了强奸女儿，但不承认女儿无法进行反抗，“女儿多年来受长期性侵后，已渐渐失去反抗想法”。
“这种情况下，日本女性怎么会站出来讲述她们的故事？”出口真纪子认为，伊藤一案最大的意义在于，法院开始认定受害人的非自愿性了，“法院终于承认伊藤那晚的性行为是非自愿的。要认识到这一点，对日本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镜子的另一面，正是日本极低的强奸报案率。2017年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4.3%的强奸案受害者去报警，67.5%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和家人。相比之下，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受害者会选择报警。伊藤在公开演讲中说，她后来曾和日本很多性侵受害者聊过为何不报警。她们说，因为不愿和男警官聊这件事，“他们非但不懂，还会质疑，让你必须回忆犯罪现场和事发时的一幕幕”。
日本的警察总数量有26万人，而女性警官只占比8%。伊藤报警时曾要求向一位女警官陈述案情，当她崩溃着说完案发经过，女警才告诉她：“真的很抱歉，我只是个交通警察，我没有权力受理这个案子。”最后，案情又让全是男性的刑警部门接过，有了男警用人偶摆姿势取证的一幕。
2014年，在日本一桩25岁男人强奸15岁女学生的案子中，东京最高法院也判决被告无罪，理由是法院认定这名女孩没有做出足够的反抗，因为从当时他们的性交姿势来看，“她只要把腿在空中踢一下就能跑开”。
2019年6月11日，东京有上百人参加了“鲜花展示”运动，以示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日本性侵法律的不满
不平等的“性”
2019年7月，伊藤诗织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做演讲，几乎场场爆满。第一站的北京场，她问台下观众：“中文里有没有明确表示拒绝的词汇？”台下观众回答：“滚！”后来，伊藤诗织反复跟随行的中国友人学习着“滚”。
事发当晚，她被山口性侵，却无法自然说出一句表示抗议的强有力日语。她用日语表示拒绝，却让对方更加兴奋。情急之下，她用英语骂了脏话：“你他妈在干什么？”（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对方不以为意，还戏谑地说，她生气的样子蛮可爱。
伊藤后来说，在面对年长位高的男性时，日语缺乏明确表达拒绝、不同意的词汇，他人也很难明确区分“拒绝”和“欲擒故纵”。在她后来与山口来往的日文邮件中，也多用敬语。“所以哪怕是语言，我们都是被限制了。日语应该也引进‘fuck off’（滚开）这种词，或者把中文里的‘滚’翻译成日语。”
“日本文化总是避免冲突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出口真纪子说，在群己边界（boundaries）上，日本文化有一种基础上的模糊性（fundamental fuzzyness），即口头上不会明确表达个人意图，需他人推断。“我们是试着去阅读他人的想法，而不尊重他人嘴上说什么。我们不会强迫他人说出真实想法，而是假设‘一切都还好，不用多说啥’。”
出口真纪子说，这带着东亚儒家文化的特征，与中国类似，但日本的特点可能比中国还强。她班里有几位中国留学生，曾向她抱怨过日本人都是“两面人”（two-faced people），她问为什么，中国学生说：“日本人从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而在性文化上，这种含蓄的文化特征表现为男女双方的理解错位与不对等。那位叫停逮捕行动的日本警视厅高层，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餐厅啊！”
日本NHK电视台曾做过一种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同意上床”？有11%的人认为，如果两人单独在外吃饭就可以；23%的人认为两人乘坐一辆车即是默认。如果是喝醉，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5%。“你敢相信吗？这可是NHK的调查。”伊藤很吃惊，为什么日本男性对何为“同意”一无所知？难道特定穿着和场合就意味着“同意”吗？
出口真纪子说，这项调查恰恰反映了日本性教育的失败。日本的性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但其实更像是生物课”。男女分开上课，研究人体构造与生育过程。“我们缺乏对性文化‘同意’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们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的性侵害的受害者和施暴者。”
日本是一个性文化开放、性别文化却极其不平衡的社会。在12月17日新出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名，创下新低，落后于中国、韩国。
“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男人被认作是顶梁柱，要加班加点养家，女性是家庭主妇，要做“贤内助”和“乖乖女”，男性主导了国民经济与相应的社会文化。“整个昭和天皇时代（1926～1989）基本就是这样。”星野天律师说。出口真纪子则表示，在日本社会中，理想女人的形象就是要女性化（feminine）的、不能太有主见（not assertive）。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也发展出了成熟的色情业，成人媒介产品在市场自由流通。“当我们很容易获得色情产品，却缺乏很好的性教育时，男士们也许会认为那就是对待女性的正确方法，这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伊藤诗织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是日本性文化中不平衡的症结。
这种情况下，日本性骚扰频发。一个典型案例是，日语中有“痴汉”（Chikan）一词，专门代指那些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骚扰女性的男子。在伊藤诗织的青少年时代，她和朋友就有过多次被骚扰的经历，日本后来专门开通女性专用车厢。伊藤曾针对痴汉犯罪做过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它超出了性嗜好的范围，更像是一种支配征服的个人冲动。“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在这种权力不对等情况下，很多女生默不作声。2017年12月，在一堂名为“关系结构心理学：理解多数人的特权”的课上，出口真纪子邀请了伊藤诗织给她的学生做分享。一位女生在课堂上说，自己中学时常穿校服，在电车上经常被人骚扰，但她们此前都没有意识到不对劲。“当时就觉得‘我们是高中女生，好像就应该被人摸’。”
即使这样，“强奸”在日本仍然是禁忌话题，让人不悦。如果有强奸案，警方甚至从来不用“强奸”这个词，而是用“侵犯”，如果受害者年纪比较小，则会用“恶作剧”（いたずら）。“日本男性会倾向于做侵略者（aggressor），女性则被认定就是要被动（passive）的。所以当一个女性真正被侮辱了并且发声了，这就违背了那种已被广为接受的日本女性形象了。”出口真纪子说。
伊藤诗织召开发布会后，面临着很多网络暴力和“荡妇羞辱”。很多人说她是外国人，让她“滚回韩国去”。她的家人、住址都被曝光。出于安全考虑，伊藤搬到了英国，在那里进行自己的独立记者生涯。
从很多角度看，伊藤诗织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说一口流利英文，有西方教育背景，喜欢吃辣，酒量好，常年游历在亚非拉国家拍纪录片。她说，她从小在家都是一个异类，9岁开始当模特，16岁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去美国求学，多年来半工半读。毕业前，她游历过60多个国家，看到了世界的广阔性与更多可能性。她将16岁出国留学形容为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过程，“如果只会日语，我的世界将被局限和被禁锢在充满日本心理的地方”。
遭遇性侵前，伊藤有个男友，后因受不了男友让她做家庭主妇的想法而分手。被性侵后，父母和警方都劝过她表现得更惨一点。召开发布会前，一个朋友还让她穿一件白色衬衫加外套出席，“看上去更体面”。伊藤拒绝了，她想打碎这套受害者“人设”，只想把眼泪留给自己。“不管受害者穿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
“伊藤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国际化女性。”出口真纪子说。伊藤曝光自己后，最初在日本社会并没引起太多媒体关注，直到当年末的《纽约时报》发出了相关调查报道。出口真纪子曾在班上做过一次调查，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伊藤。她与学生讨论伊藤，很多学生都觉得她不像是受害者——发布会那一天，她穿了头两颗扣子未扣的衬衫，被媒体批为“荡妇”，还被拍到面露微笑的照片。
“那时候我意识到，她跟我们不一样，她是另一种非常强大的自由女性。”出口真纪子说，当时的日本社会，哪怕是女性都不一定会同情伊藤，“因为她看起太自信了，虽然这本身与案子没什么关系”。后来，在伊藤做分享的那堂课上，出口真纪子对班上180名同学做了匿名调查：有多少人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被强奸的人？数量是让她震惊的22人。“这可是强奸，不是电车痴汉骚扰啊！”
伊藤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2017年，日本百年来第一次修改强奸法：首次将性侵受害者范围扩至男性，最低刑期从3年增加到5年，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并且为非亲告罪（受害者不亲告，检方也可以起诉）。星野天律师说，刑期是一个重要修订，“3年刑期是可以缓刑的，改成5年就意味着必须要坐牢”。
2017年秋，美国加州的“Metoo”集会，运动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全球
从Metoo到Wetoo
2017年10月，《黑箱》在日出版。在同一时间的大洋彼岸，美国掀起了一场“#Metoo”（我也是）运动，伊藤诗织也被称作“日本#Metoo运动第一人”。她公开身份后，日本2018年提起诉讼的强奸案数量增加了35%，达到410起。考虑到日本1.27亿的人口，这数字依然很低。
在成都的一场读者见面会上，伊藤说，她之后日本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女性保持沉默的原因仍是“很难直接去讲述性骚扰”，特别是没有专门法律去保护。根据日本媒体民调，超过60%的女性曾遭受性骚扰却不敢发声，“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问题”。
2018年4月，日本朝日电视台一名女记者对外披露，她在工作期间受到了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福田淳一的性骚扰，并且公开了录音。58岁的福田淳一随后宣布辞职，但仍不承认性骚扰。其上司、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多次公开坚称“性骚扰罪不存在”“若果有问题，女记者可以被男记者替代”，引发女性团体抗议。
“跟韩国相比，日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场#Metoo运动，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有点早。”出口真纪子说，从大环境来看已有了改变的迹象。另一个转折点是前述2019年4月宣判的父亲强奸女儿一案。此案判决在民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人在日本各地街头抗议，手捧鲜花以示对受害人的同情。这场被称为“鲜花展示”（Flower Demon）的运动，蔓延到日本九大城市，如今已成为一项反抗性暴力的聚会，定期在每月11号举行。
在大学，学生也开始组织工作坊，讨论性关系中的“同意”问题。2019年1月，曾有一家名为《周刊SPA!》杂志对日本的女子大学进行排名，讨论哪所大学的女生最易被“哄骗”以及相关哄骗技巧。报道一出，学生激烈抗议，他们在网上发起请愿，在线下去总部讨要说法。涉事杂志公开道歉并承诺，将在此后推出关于“性同意”的报道。
伊藤的故事也鼓励着东亚其他国家的女性发声，包括中国。在成都的那场见面会上，一位女性律师分享说，几年前她曾代理过一起与伊藤类似的案件。一个姑娘被一位男性友人灌醉后被侵害，报警后也遇到了仔细盘问。案件推进过程中，BBC纪录片《日本之耻》推出，姑娘看后非常激动，将纪录片刻盘后送给了办案警方。最后在警方与检方的努力下，侵害人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
这位律师还说，在一次赴美之行中，纽约一位官员曾告诉她，当地遭受性侵的女性中，亚裔的数量超过其他族裔，但东亚女性更倾向于不报警。“这里面有一种亚洲的沉默文化在里面。伊藤能更多地鼓励我们，东亚女性其实遭遇到的性暴力比其他族裔更多，更加需要站出来。”
伊藤诗织当场回应，是否可以将“#MeToo”变为“#WeToo”（我们也是）。“我希望每个人都从整体上考虑这个社会，而不是成为受害者、袭击者和旁观者。”性犯罪的减少和性观念的改变，需要社会层面参与和救助，而并非被侵害女性群体的抗争。一个有效的支援系统、一个能够互相理解的社会氛围、一套健全的法律都必不可少。
2015年事发后，伊藤曾联系了当时东京唯一的24小时性侵犯救助中心，她打电话给他们，想要咨询自己应该怎么办。对方则让她本人亲自过去，而她只是想知道该去哪家医院而已。“我当时太害怕了，出不了门。”后来，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探访类似的24小时救助中心，后者依托在当地医院，有专业的性侵证据采集包（Rape Kit），会在受害者不知所措时帮助搜集物证，为之保留6个月。“这在之后的调查阶段是非常关键的，也能给你半年的时间去捋顺。”伊藤说，她就是在被侵害之后不知怎么办，只想回家洗澡，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取证机会。她一直怀疑自己当晚被下药，但报警时已错过了最佳检测时间。
瑞典是全球强奸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6年，瑞典每10万人的强奸案数量为73件，而排在瑞典之后的欧洲国家，每10万人强奸案数量连续6年无一超过60件。这是因为，瑞典对于强奸的定义比一般国家更低，同时案件数量也是根据强奸次数处理的。
2017年底，瑞典修订刑法，在性侵害犯罪中采用“积极同意权”（Affirmative Consent），即不再将犯罪者必须使用暴力或胁迫视为必要条件，重点放在性行为是否自愿。按照新法，性行为必须要自愿，只要受害人在性行为前没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对方强奸。
日本一些性别团体和律师也据此建议，日本此前的强奸法修订步伐还不够，受害者必须反抗才能构成强奸罪的条款并未废除。而已有太多案例证明，有70%的受害者会因过于恐惧而身体“僵硬”，无法拒绝。“我们仍需做出改变。‘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才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伊藤诗织在多个场合强调。
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早已转移到了英国，在全世界各地拍片。审判之前，随着案情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她，包括事发当晚的酒店门童也愿意提供新的证据。审判当天，她的母亲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为女儿加油打气。
前几年，每次她回到日本都觉得不安全，不得不伪装隐藏自己。但从2018年起，她觉得不能再逃避了，不再躲藏。让她惊讶的是，人们开始在街道上认出她，主动分享自己的故事，倾诉感受，没有一起谩骂和负面评论。“日本人和陌生人说话是不太常见的，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伊藤诗织说，“于是我意识到，谩骂都在网上，而不是现实世界。”
（感谢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春民律师，以及本刊实习记者肖舒妍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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