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为加强赣粤边的斗争，成立了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以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我任特委副书记;并且调配了一批领导干部。随后，即由李乐天同志带五百余人的一个营和一批干部，由雩都出发，开赴赣粤边。任务是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并且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相机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取得联系。
赣粤边游击区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又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存在着矛盾。广东军阀已经插足到赣南来，在大庾、信丰各住一个师，蒋介石正戒备他们继续向北发展。敌人存在矛盾，就可资我们利用。再加上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丛山密林，活动方便，更便于我们生存和发展。
当时，长征的主力红军，刚从赣南和五岭山区一带经过，我们开赴赣粤边时，敌人惊魂未定，因之，情况对我有利。在赣南军区的主力部队配合下，我们以突然的行动向西疾进，西渡桃江，顺利地到达了油山，与坚持这个地区斗争的县委书记刘符节、工作组长叶明魁、游击大队长曾彪等同志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主力红军已到达湘西黔东。这时蒋介石一面指挥主力追堵长征的红军，一面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根据地。中央根据地的情况更加紧张了，赣粤边的情况也随着紧张起来。广东军阀余汉谋带着一军人马又回到了大庾、信丰、南雄地区。二月间，对游击区的大举进攻开始了。
赣南军区的部队从中央根据地突围时，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不幸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伤重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原来一千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三百多人，由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和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带领，也来到油山。
四月初陈毅等同志也到达这里。至此，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部被敌人占领，斗争的焦点，也随之转向赣粤边。
陈毅同志了解到赣粤边的全面情况后，在大岭下(属南雄)、长岭(属大庾)两地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他对整个形势作了估计，指出: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坚决反共，将更加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其卖国的本质，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人心归向共产党，新的高潮就会到来，中国革命形势就会大大发展。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插一杆红旗在山顶，寻找适当时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陈毅同志还特别指出:要冷静地面对现实，彻底地改变旧的领导和斗争方式，转变老一套的作风和做法，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正确地向部队和根据地人民解释局势，给大家指出方向，使大家在思想上准备迎接大风暴，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
这次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决定的，它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在赣粤一角牵制一部分敌人，配合各游击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根据这一方针，又作了相应的决议，印发到基层组织。会后，又立即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为三个大队，一队在信丰，一队在北山，一队在三南(定南、全南、龙南)。大队下面就是分队。十几人、二十几人一个分队，到处活动。以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与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与教育工作相结合，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坚持斗争。环境恶劣的时候，特委和军分区的同志也分散到小分队中去，组成短小精悍的“随队工作组”，带着一个小分队到一个地区去，独当一面地工作。当时，阿丕(陈丕显)同志到大庾，以小汾、黄种、彭坑等地为中心，积极向池江一带开辟工作;刘新潮同志到信丰，以上乐为中心，积极向新城一带开辟工作;刘符节同志在潭塘坑一带，领导信丰地区的工作;三南的工作也加强了，李乐天同志常到那边去;我在梅山与北山，积极向大庾及南雄的里栋一带开辟工作;叶明魁同志以麦坑为中心，积极向青龙、黄龙一带开辟工作;陈毅等同志则坐镇油山，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常到梅山、北山。而蔡会文同志，则带着两三百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
与分散活动相适应，即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的联系制度-秘密交通站。一条线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线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这是干线。各个地区还有自己的联络路线。这一套联络系统在当时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因此都选派了最忠诚、最可靠的同志来负责。
这样，我们有了明确的斗争方针，有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有了充分的信心去迎接更艰巨的任务了。
陈丕显
二
一九三五年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
敌人加在赣粤边的压力是很大的，除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一个军外，还有江西省保安团，以后又调来四十六师，有时集中到十几个团，对游击区重重包围。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虽然长达一百多公里，但不开阔，是狭长的带形地区。东面是桃江，北面是章水，南面是滇水，敌人扼守渡口，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油山的南面、西面、西北面、东面都是公路。敌人在公路上密筑碉堡，构成了第二道封锁线。又从公路到山脚下，村村筑堡垒，安据点，又把堡垒线从山脚伸进山里，构成了第三道封锁线，把油山、北山、上犹、崇义区、信康赣区分割包围在当中。敌人不断搜山、伐林、烧山，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并且采取经济封锁政策。首先是并村，强迫山里人民搬到敌人据点里去，企图断绝我们与人民的联系，困死和饿死我们。其次是严格控制墟场上的买卖，规定了一个人只能买一定数量的粮菜油盐和日用品，多买了就以“通匪”论罪。在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严密控制了保甲制度，加强了基层反动统治力量，到处撒传单贴标语，污蔑我们是土匪;到处张贴布告，说什么捉到陈毅“赏洋三万元”，捉到特委负责人，也可得到一笔大赏钱;再就是用欺骗手段来瓦解游击队，如说拖去一支枪是多少钱，一发子弹、一颗手榴弹是多少钱;有时抓我们的家属又故意释放，企图动摇我们的意志。我们采取了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结合。山里的年轻人，大都参加了游击小组。游击小组主要有四个任务:一是配合游击队活动。游击队每到山下活动时，就带领一些游击小组的人员，一起去打土豪，袭击敌人。二是担任站岗放哨，许多重要地方都有哨。白天，在很高的地方放着了望哨，看见敌人来即发出讯号:开始是放炮(土铳)，以后改为打暗语。如果是晚上，就烧火为号。三是作侦察。这是以革命群众为主的普遍活动。群众赴墟镇进据点，总要带些情报回来。里山群众经常通过外山的亲戚去探消息，敌人何时进攻，多少人马，分几路等，只要有一点响动，马上就来报告。四是保护群众，保卫生产。
游击队的武装活动，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敌人来搜山，常是拂晓来黄昏走，游击队就事先隐蔽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选择到有利地形时，也打整股敌人，趁敌人在村子里只顾抢劫的时候，枪弹和手榴弹突然落到他们头上。等他们清醒过来，我们早无影无踪了。在敌人重重封锁和包围的困难情况下，游击队就跳到敌人的封锁线以外去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因为这些地方比较空虚。游击队曾对南雄的乌迳、大庾的青龙、池江等据点进行过奇袭。乌迳战斗的影响很大，当时是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隐蔽急行一百多里，在拂晓前赶到乌迳，全歼了伪自卫团和区公所，击毙了自卫团长丘桂兴。又用几支队、几大队等各种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再加上群众有意识地推波助澜，闹得敌人草木皆兵。国民党不知道究竟到了多少游击队，只好在里山收兵，开回来进行防守。等国民党部队开回来以后，游击队却一个都不见了。战斗经验多了，办法也就更加巧妙，象秘密埋伏在敌人堡垒周围，然后派人把敌人逗引出来，突然占领敌人的堡垒，迫使其无依托作战，消灭敌人;化装成小商贩诱敌人出碉堡，然后歼灭之……采取了这种战斗手段，就使我们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性，在暂时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小部队的灵活动作不断地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
这种战斗手段牵涉到一连串行动方式的转变。游击队改穿便衣，头上裹着手巾，穿草鞋，就象当地农民一样。背长枪困难，把枪把子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行动要精确地算好时间，要在当夜能够回到隐蔽地点，否则离开了革命群众的掩护，敌人联络迅速，随时可以调集部队赶来包围，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在行动中需要过河，就必须控制渡口，派人到船夫中进行工作，否则渡口被切断，就会遭致损失。
敌人为了寻找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动，看烟火，跟脚迹。我们也随机应变，采取各种新的斗争方法。比如走路，由于敌人常在交通要口伏击，我们由大路改走小路，以后敌人改变到小路上设伏，小路也不能走了，就改走没有路的地方。特别注意消灭脚迹，踏过的草扶起来;在上山时反穿鞋子，扰乱痕迹，迷惑敌人;在溪水里走，不易露出痕迹，下雨就更好了。开始，还可以在偏僻处找些小房子住，以后敌人把小房子都放火烧了，我们就用竹子、杉树皮、茅草，搭成棚子。敌人到处搜山、烧山，草棚目标大，也不能住了，每人就发一把伞。下雨天，大树底下把伞一支，背靠背就睡了。天晴就找古坟，坟前有石板，往石板上一躺，也是很好的住处。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采取了多种办法。经济封锁给予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敌人并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就在这里。然而在并村时，我们的地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也并到大村据点里去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粮食、油盐和日用品出来支援我们。他们把东西放在鱼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派人在那里给钱。国民党军队来搜山时，逼着群众一起来，群众就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把竹竿丢在山里，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可以带些粮食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关系，深入据点去购买。留地是个大据点，敌人对这里不太注意，我们就住到离留地五里的山上，晚上就进去买一批粮菜油盐和鞋子、电池等。有时也利用商人。只要有利可图，商人就愿冒险。另有一种“商人”，事实上是给国民党官僚和军官做生意的，虽然他们恨透了我们，但只要有大钱可赚，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很好的“采办员”。
再是靠打土豪劣绅解决。打土豪劣绅的主要意义是为了在政治上打下他们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对人民为非作歹。对于那些特别反动的坚决予以镇压，以便于发动群众。一般的则不杀，抓住以后，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仍然放他回家。较大的土豪，都和官僚军阀勾结在一起，或者本身就是官僚，都有武装。但多少只眼睛盯住他，总是有机会的。大庾有个大土豪郭德清，是全县的联防团总，敲诈勒索也是全县闻名的，我们多次下不了手。那次他刚回到池江墟野老婆那里，就有人赶来报告,我们手枪队连夜赶去捉了来。群众就反映:“共产党壁头上也有耳朵，郭德清好久不回来，刚一回来就捉去了。”郭德清的民愤太大，我们一连收到许多封几十人具名的控诉信，为了满足群众要求，我们把他枪毙了。大庾人民说:“杀了郭德清，等于打了一场太平醮。”在南雄邓坑，捉到个大土豪江碧山，就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支驳壳枪，大批西药和款子。土豪劣绅最爱惜金钱，然而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大罪恶，更怕杀头，总是愿意罚款，愿意给我们代办“违禁品”。
此外就是袭击军用汽车。虽然公路上到处是堡垒，然而堡垒之间总有空隙，只要依靠群众把情报弄确实，突然袭击总可得手。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曾彪同志率领油山游击队在雄庾公路上一下子就截获了三辆国民党的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我们又向司机进行了宣传教育，释放时又给了他们许多宣传品带回韶关。由于司机的辗转传说，弄得韶关满城风雨，到处都议论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有些土豪竟吓得搬到广州去了。在缴获的汽车上，有一个土豪要回大庾，他以为有兵押送非常保险，花钱找门路才坐上了这个汽车，却被我们顺手牵羊弄了来。游击队员们诙谐地给这个土豪取了个诨名:“老霉子”
虽然这样，在“清剿”最紧张的时候，还是常常没有饭吃。在平时，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游击队员，都背五斤干粮，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动，只有在最困难时才可食用。但是连续“清剿”，很少空隙，常常得不到补充。好在山是大山，可以充饥的东西很多，春天就挖竹笋吃，夏天摘野杨梅吃，冬天就找山果。如果能捉到些小鱼、虾子和石鸡，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游击根据地经过敌人严重的摧残，房屋烧毁，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在反复的斗争中，群众经历了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积极支持游击队，使我们终于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胜利地度过了一九三五年。
三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绝大部分同志都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他们相信党，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投入斗争。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被敌人吓倒了，叛变了。叛徒龚楚就是这样一个人。
龚楚原为赣南军区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底，他奉命带领红七十二团去湘南坚持斗争。就在这时候，他叛变了。因为交通不便，又没电台联系，油山、北山方面还不知道。一九三六年一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就利用他来破坏我赣粤边游击根据地。龚楚知道陈毅等同志是在赣粤边特委，他领着反动派给他配备的三十多个人的卫队，假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了赣粤边。
当时，我们特委机关和陈毅等同志因油山情况紧张，都到了北山，重要的机关、仓库、修械所、被服厂等都在北山帽子峰一带。龚楚一帮匪徒顺着他原来走过的路来到了北山，碰到后防主任何长林。开始何长林不知道龚楚已叛变，加上两人原来相识，就把后方的很多情况都给暴露了。龚楚叫何长林召开干部会议，通知游击小队长也来参加，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擅自召开干部会议。干部到后，龚楚所带的匪徒就把会场包围起来。他大放狂言，说共产党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许多同志听到这里，肯定他是一个无耻的叛徒，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枪就打。但是在匪徒的火力封锁下，许多同志当场牺牲。只有一个游击小队长，他是有名的“猛张飞”，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裹住脚上的枪伤，从血泊中爬起来，拚命冲出了包围，滚下山坡。敌人射击了一阵，以为他已牺牲，没有追来。他在山林中跑了一气，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后来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一心要把这个消息赶快通知特委，好让特委转移。经过了两天两夜，在他几乎昏绝的时候，被我们交通站的同志发现，才抢救了他。这个游击小队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可惜一时把他的姓名忘记了。
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何长林也随龚楚叛变了。这两个叛徒搞掉了我们的后方，仍然继续伪装着，准备把我特委机关一网打尽，可是，他们不知道特委机关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只是象瞎子似的到处乱摸。一天，他们摸到我们住的山上，被我哨兵发现，哨兵看他们可疑，就朝坡下打了三枪，向山上发出警报。
当时，陈毅同志正在下象棋，听见三枪报警，急忙转移;我和陈丕显、李乐天同志以及两个警卫员也都来不及收拾东西，就赶忙散开。到第二天，我们才在预定的几个地点把特委的人联络上。大家分析情况，估计叛徒们怕我们山上实力雄厚，不敢上来，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去原驻地侦察，果然一切原封未动。
但是我们估计到敌人已发现了特委的所在，一定要对北山大肆“清剿”，便马上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打散了的五支小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带着交通站及一些后方机关向油山转移。
果然敌人在大、小路口以及高山要点上布下了层层岗哨，简直象一张罗网。我们在离大梅关四十里处隐蔽了两天三夜，估计敌人的麻痹情绪已经可以利用了，就按照已侦察好的情况，避开荒山小路，走上大路，从离敌人驻地两三里路的地方，出其不意地顺利通过了。
“北山事件”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必须巩固和纯洁内部，要加强革命前途的教育，同时也要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有对目前困难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才能经得起一切考验。陈毅同志最善于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国革命的规律以及当前革命斗争的意义，启发群众的自觉，组织群众性的巩固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伟大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更困难的局面也还可能出现。我们在这座山上，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我们留下一点火星，也要烧遍万里江山，不要看这点力量小，这是新生的力量，它会发展壮大的。”特委还特地编写了形势任务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印发给每个小游击队和每个工作人员。此外，我们又做了许多具体、严格的规定:不论什么人，没有一定的关系，任何人不能随便接头，而要提高警惕，注意考察，不能把他们带到后方，更不能为他们召开会议。这是从烈士们的鲜血中取得的沉痛教训。同时，我们号召所有的同志和叛徒作斗争。
与叛徒作斗争，这是整个游击战争中重要的任务之一。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经常进行政治教育，说清道理，激发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大家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此外，纯洁组织也很重要。至于那些叛变了革命的，对我们威胁最大，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对这种人，一经侦察到，那是不能丝毫容情的。
四
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的积极的支援，没有革命群众的同生死共患难，是很难坚持的。
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根据地，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人民热切地盼望着党，盼望着毛主席和红军。他们曾经多次地派人与红军联系，但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没有成功。敌人不断进行欺骗宣传，但是他们坚信革命一定胜利。他们认定了敌人的反动统治长久不了，共产党不会被消灭，红军一定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重返根据地。因此，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把革命物品:枪支、子弹、红旗、党证、“红色中华报”、各种文件、工农民主政府发行的钞票、银币，各种衣物用具……保存下来，准备迎接最后胜利。
里山是游击根据地，这里的群众，所表现的坚韧性和顽强性也是十分感人的。
有一个时期，敌人“清剿”很严重，在只有两户人家的黄坑也住了军队。我们就住在黄坑旁边的樟树窝山上的棚子里。不能生火煮饭，只是靠我们的一些基本群众送饭给我们。当时北山和油山都很紧张，转移也困难，粮食全靠他们一点一点送来。青黄不接时，米没有了，老乡就把米果弄软了，放在篮子下面，盖上些草，装作割草，送来给我们吃。
这里靠近大庾城，通过群众去买东西比较方便。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买回来。有的妇女，挑着一担柴，一早赶进大庾城，把柴卖掉，就去买布鞋、水鞋、电池等，然后又买了些青菜、辣椒盖在口上面，做一担挑回来。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看她是个挑担的农村妇女，不予注意。她就顺利地回到里山了。
如何发动群众支援游击战争，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办法。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由于长期处于拉锯局面，斗争形势变化多端，情绪不稳，容易摇摆。但是由于经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只要很好地组织他们，经过斗争的锻炼，就能靠向游击队。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工作，争取这些地区的群众，是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的重要问题。我们以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展开工作。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五抗的口号，即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军事活动也予以配合。在敌人抓丁最厉害的时候，警告抓丁的反动保长，使他不敢为非作歹;有时发现敌人把壮丁关在一起，游击队就突然袭击，把壮丁营救出来。哪个厘金税卡勒索过重，逼得群众喘不过气来，我们就敲掉它。割禾的时候，地主带着狗腿子来收租，把粮食运走，我们就中途袭击，帮助群众夺回谷子。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之后，群众就很快靠向游击队，当我们攻击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都带着鸟枪、梭标来参加战斗。
对于白色地区，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游击队经常到敌后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到白区去捕捉民愤极大的土豪，为民除害，扩大革命影响。通过里山、外山的群众亲友关系和职业关系进行宣传是很有效的，我们在大庾城、新城附近的地下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为了广泛地进行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群众工作，我们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和群众打成一片等要求。干部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是起码的要求。每个人都学一种手艺，象赖文泰就会打铁，挑着家伙到处补锅补盆;朱赞珍、朱赞容就学做裁缝，到各地做衣服;梅山的工作人员杜富标就会阉鸡,从这个屋场到那个屋场,到处可去。不会手艺的，就打零工，帮人家莳田、割禾。这样就可以广泛地交朋友，认老庚，散布革命影响，逐步发展组织，团结群众。并且也派了一些人到西华山、漂塘等处的钨矿去挖矿砂,进行活动。我自己是会编篾器的，这也是很好的掩护。记得我在黄坑工作时，外人来了，问起我是什么人?群众就说:“请来的篾匠。”他们看看我编的篾笼的确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组织。他们推行这种制度，便于进一步压榨人民和严格控制人民的进步活动。但是，保、甲长并不都是坚决的反动分子，因此我们针对着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在里山，保甲长基本上是我们掌握的，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或革命群众去担任。或者以一些年纪大的，开明一些的人去担任，使他为我们工作。有时敌人召集开会，他们也去应付一下，回来就向我们报告开会情况。敌人来了，也采取一些办法应付，其实给我们作了情报工作。在外山，对于最反动的保长、联保主任，就非整不可，整掉一个，其他的就规矩些了。对于一些开明的，区别对待，逐渐争取其为我们工作。在梅山，我们镇压了反动保长廖桂山等，争取了大庾城附近的联保主任吴其瑞。以后吴其瑞有时给我们送些情报来，也能给我们代购一些一般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从里山推向外山，从外山推向白区，又从白区逐步伸进敌人据点里去。我们在大庾城的街口梅凤桥堍开了个糖铺，取了个店号:“广启安”;在雩都城开了裁缝铺，在赣州城开了钮扣工厂，做为我们工作的据点。
五
三年游击战争是艰苦的，同志们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中产生的阶级友爱和深厚的革命情谊是非常感人的。
五岭深山里的天气是很凉的，陈毅同志在一首词里这样写:
天将晓，
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我们住的棚子里，是一个大通铺，特委负责同志加上警卫员、炊事员等，十几二十个人住在一起。每人只有一条毯子，垫的垫，盖的盖，两三个人合着睡。当时，不分等级，每人每月都是一块钱的“鞋子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路走得少些，一个月穿不了一双鞋。战士们就不够了，一双鞋补了又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鞋子费”买来鞋，给战士们穿。也没有什么你的我的，衣、被、鞋、袜等用品，不分彼此，谁需要谁就用。天气寒冷了，陈毅同志每夜总要起来查哨，帮战士们盖被子。行军中，干部战士们互相帮助，充分地表现了阶级友爱的精神。
陈毅同志很爱写诗，每到一山一水，就即兴吟诗，这些诗里都很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艰苦生活。象：
叹缺粮，
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捉野猪的次数不多，因为打枪容易暴露目标。在情况较稳定的时候，陈毅同志常在夜里带我们几个人去捉蛇和石鸡，有时还带我们去捣马蜂窝，捉马蜂的蛹吃。
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大腿盘骨负伤，伤口时常复发，爬山越岭很不方便，然而他不以为苦，不让人家知道。当时药品很少，主要用草药治疗。我们有一盒万金油，算是“万灵药膏”，不管什么病痛都用万金油抹一下。陈毅同志的伤口化了脓，也用万金油抹一抹。有一次伤口发得更厉害，他把大腿绑在树上，着人拚命挤，挤出了血水，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去，旁边的人都不敢看，他却仍然谈笑自若。
我们也很注意学习，一有重要时事问题，就组织讨论。就是书太少，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翻得破破烂烂，大家把它当宝贝，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很多时间是组织讲故事。讲故事能手要数陈毅同志。他的故事真多，永远讲不完。讲起故事来，还联系实际，加以阐说，真是有声有色。战士们常常给他吸引得忘却了时间，不断要求他:“再讲一个。”
游击队的生活既紧张也愉快，只要情况允许，终日歌声不断。除了少数中央根据地来的同志唱唱兴国山歌，主要是唱本地的山歌，很多人唱采茶戏里的爬山调是非常出色的，而大家经常唱的是《十二月革命歌》，我还记得其中一些词句:
正月革命是新年，
无产阶级笑涟涟，
好比笼中放鸟子，
脱了笼背出头天。
.....
六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深重，而口口声声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妥协投降，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怒，一致要求抗日。这一年上半年，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打着“反蒋抗日”的旗帜，在两广闹起来了。两广事变虽是一种狗咬狗的行动，但它说明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来愈尖锐了。全国形势很快就要起变化，抗日高潮就要形成。这时，特委召开了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陈毅同志要求大家认清两广事变的本质，也要从这件事中看出局势的变化，抓紧有利时机积极行动，并且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政治口号。
陈毅同志一贯主张对重大政治事件，游击队一定要用党的名义表示态度，发表宣言，以扩大影响。曾经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样暴露目标，自找麻烦。”陈毅同志回答说:“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路就是了。"
这一次，我们也就抓紧时机，积极进行活动，开展工作:首先是广泛宣传，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当时，我在梅山安背坑一带发动群众，一个白天就写了许多标语和传单。肖文添等人带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标语传单连夜赶到莲花梁街上(在大庾城南)，贴得满牌坊满墙壁都是。
等到天亮群众看到标语传单，便到处传说:“昨夜过了大队红军啦!”“共产党并没有失败，还贴标语传单哪!”在此之前，白区曾有一些人受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认为红军真的垮了，共产党真的失败了，这一下把敌人的欺骗宣传全揭破了，大大鼓舞了人心。
武装斗争也积极展开。我们把部队一次集中一两百人，向游击区周围的敌区进击，摧毁敌人据点，扩大游击区。先后攻击了大庾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迳等地，大大振奋了人心。每次战斗，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和革命群众都直接参战。攻击池江时，数百群众配合游击队包围了墟镇，游击队以集束手榴弹炸开了伪区公所，俘获了伪自卫队一部，接着便焚烧碉堡，摧毁工事。一时火光冲天，呐喊声响成一片，游击队的声势大振。
这时，我们的部队也发展了。由原来两三百人，不到一个月就翻了一番。我们的工作也迅速推向平原，推向城市。一切为了积极准备革命力量迎接有利的新形势的到来。
过了个把月，两广事件失败了。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又迅速地改变了活动方式。果然，反动派新的进攻又开始了。过去是广东军，现在来的是“中央军”，他们地形不熟，加上整个形势有了变化，我们的力量也有了增加，更利于我们积极活动，坚持斗争。这时候，在毛主席领导下，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了，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更充满胜利信心去迎接新的胜利。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我们是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的。知道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大家非常高兴。但是过了几天，又看到把蒋介石放了，大家都很奇怪，以为张学良、杨虎城在搞什么把戏，干部和群众都议论纷纷。后来，又从香港的进步杂志上看到了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给了大家新的启发和很大鼓舞。特委考虑到新形势已经迎面而来，必须重新决定游击战争的方针，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教育，积极做好思想准备。研究后，由陈毅同志起草了一个文件:《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并且在油山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指出:“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看，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西安事变表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形势很快就要起急剧变化，抗日高潮已在形成。”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不能有片刻松懈，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因此决定，为了迎接新形势的到来，必须积极准备力量，在农村、在城市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展开广泛的宣传，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到抗日前方”的口号。
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执行着反动政策，对赣粤边的进攻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蒋介石阴谋在国内和平实现以前，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继续战斗中我们失去了不少优秀的同志，象叶明魁、李乐天、“猛张飞”等同志，都是在这时牺牲的。
武装斗争继续到七月十一日，忽然国民党正规军队大部分撤离了里山，从征候上看，一定发生了重大事变。
原来，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对上海发动了猖狂进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未放弃，“驻剿”赣粤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作了调动，但仍未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我们一面提高警惕，继续战斗;一面扩大部队，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
我们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战宣言，获得了群众热烈拥护，到处掀起了蓬蓬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纷纷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抗日高潮及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广东部队首先有了反应，接着大庾、南康、信丰三县的国民党县长，也被迫发表了“和平谈判”声明。
特委对当时情况作了分析，又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利用机会，进行谈判，同时，积极准备抗日力量。至于政治上和行动上等重大原则问题，请示中央，由中央决定。于是由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系分散的游击区。
陈毅同志下山以后，在大庾、赣州、吉安、南昌等城市，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也只好“殷勤”地招待，县长、专员、国民党军官都表示:“我们久仰陈先生是抗日救国志士，一向非常钦佩。”大庾县长甚至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陈先生，江西是你们的。”但在“好心”后面，却射出了冷箭，国民党报纸竟登载了“油山共匪投诚”的消息。陈毅同志大怒，当即提出了坚决的抗议。第二天，国民党的报纸连忙换了口气，改为“共党陈毅接洽抗战合作事宜”。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合了中央派来的同志，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在中央的指示下，经过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等问题。并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停战全面实现了。
赣粤边的游击队集中了，开始在潭塘坑，随着局势的好转，逐步移向平原。先移到板棚下，再移到池江，用新四军的名义在池江、吉安等地组织通讯处，在南昌组织了办事处。一面训练部队，一面组织了宣传队到城里去宣传抗日，与中央根据地的一些老关系建立了联系，在赣州、瑞金、雩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都建立了地下工作的阵地。
赣粤边游击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留下的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党的宝贵财产。停战实现以后，除了留下部分同志继续坚持赣粤边的斗争外，其余武装部队编成了新四军的一部分。
南方八省的红色游击队汇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高举着新四军的红旗，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了八年抗战，在抗日战争中树立了功勋，有了很大的发展。
(原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