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对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有数不尽的疑问和期许，但当他见到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提了一个要求：“我能见见你们国家的‘铁人’王进喜嘛？”
尼克松兴致盎然，毛主席听后却微微叹了口气，没有答应。
尼克松为什么要见一位中国工人？毛主席又为什么没有答应他呢？接下来，我们从“铁人”王进喜的传奇人生中去了解原因。
1923年，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家里条件十分艰苦，父亲王金堂体弱多病，在王进喜出生后不久就双目失明，母亲身体也不好，难以负担家里诸多繁杂的事务。
在被深沉的黑暗笼罩着的旧中国，王进喜一家人受尽了苦难。1925年到1929年，中国西北大地上遭遇了罕见的灾荒，陕西、甘肃等地连续数年夏季缺雨。
最为严重的地方甚至整个夏天滴雨未落，再加上当时的军阀混战，“民国十八年年馑”在1929年彻底爆发。
陕西人将三年连续大灾称为“馑”，而这场“馑”让陕西全省250多万人饿死，40多万人逃荒，700万人奄奄一息、40万人惨遭贩卖。甘肃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幼的王进喜此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旧中国的黑暗”，他只知道没饭吃就会饿死，年仅6岁的他用一根棍子牵着双目失明的父亲，从村庄走到玉门市里沿街乞讨。
饥饿、贫穷和死亡是年幼的王进喜最严苛的老师，他凭着野草般的生命力撑过了大饥荒，可苦难还没有到头。
1932年，军阀马步芳在甘肃、青海一带开建羊毛场，从附近百姓家里强征壮丁做苦役。可王进喜家哪有能干活的青壮年劳动力呢？
没办法，时年九岁的王进喜赶着牛车为军阀运送羊毛，而他身患重疾的父亲就躺在车后的羊毛上随行。
即使如此，王进喜的生活还是越来越困难，苦难如影随形。
王进喜为了补贴家用，给地主恶霸放过牛、放过羊，为了躲避军阀强派的兵役，他也下过危险至极的金矿淘金。
然而即使他已经如此委曲求全，祖上传下的几亩贫瘠的土地还是被地主占去了。旧社会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1938年，王进喜进了旧玉门油矿当工人，这一年他才十五岁，又瘦又矮，是个实实在在的童工。他每天住的是石窑洞，吃的是稀粥、黑面馍，穿的是一张磨得光亮的羊皮袄。
正像那句牧区穷人的民谣：“白天穿，晚上盖，雨天毛朝外”，王进喜的吃穿住条件恶劣至极，还要完成同大人一样的重活。
工头发现王进喜完成工作较慢，经常打骂侮辱他，工厂的师傅看不下去，时常开导他，告诉他要像骆驼一样，自己默默积攒能量，然后再展开斗争，王进喜备受启发，逐渐觉醒，开始接触共产主义。
这时候王进喜已经有了朴素的革命意识，他认为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富人们太过压榨剥削导致的，从此之后他开始想尽办法反抗。
大西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将这个甘肃汉子磨练的刚强坚韧、永不屈服。
1949年9月，甘肃基本解放，王进喜也终于摆脱了被军阀奴役的日子，迎来了新中国，从此当家作主。
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了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他发现在新中国的工厂里不但没有打骂侮辱。
而且待遇极好、有的住、有的吃，逢年过节还能吃上肉，工作之余还常常有人教他们读书认字，积极组织文体活动，王进喜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因此，他一改过去在军阀工厂里的消极怠工，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杂活都抢着干。石油厂里的钻工，既危险又劳累。
但他还是情深意切地说：“党把我们当主人，我们绝不能像过去一样磨磨蹭蹭的、被动地干活。”新旧中国巨大的反差使王进喜的思想受到了锤炼，不断追求奋勇前进。
然而这时，中国的石油事业却不容乐观，面临着贫油危机。
石油是“工业之血”，是流动的黑色黄金。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则是：“一穷二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对我国实施封锁，卡脖子、禁原料，这使当时石油产量几近于无的我国十分被动。
建国之初，城市里的公交车上清一色背上了“大书包”（煤气罐），石油几乎全部用于国家急需的重工业项目。
当时，国外许多学者不知是故意散播谣言，还是知识有限，他们大肆散播“中国贫油论”，认为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现大油田。
石油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从国家角度而言，说那时的石油是每一个地质人和石油人的生命也不为过。
1958年，爱国将领杨虎城之女，时任克拉玛依油田小队长的杨拯陆就在探寻石油的过程中牺牲，年仅22岁，除她以外还有许多人牺牲在寻找油矿的路上。
一代代地质人为发现中国人自己的大油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作为石油工人的王进喜也心有不甘。
他在油田工作期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认真负责，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就担任了1205钻井队的队长。
1205钻井队本是个后进队，队员们对工作并不是很积极。王进喜担任队长之后，身先士卒，哪里有活他第一个冲上去干，钻头出了故障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时间一长，所有队员们的干劲都被他带动起来。
王进喜还自己编出许多鼓励大家的口号：“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碰到困难就躺下”，“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争气！”
获得一次荣誉之后，1205钻井队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个曾经的后进队在王进喜手里愈发积极上进，不久后他带领1205小队创下了当时中国的月钻井记录5009.3米。
1958年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部会议，余秋里（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和康世恩（副部长）亲自将“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王进喜，他的队伍获得了一个美誉“钢铁钻井队”，他自己也被称为“钻井闯将”。
得到国家的嘉奖，王进喜本来喜滋滋的，可去北京的一次参观却冲淡了他的喜悦。1959年，王进喜作为甘肃省劳模大会代表到达北京。
一落地，他发现北京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上都背着个比公交车自己还长的“大书包”（煤气包），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进喜一问相关同志才知道，他们产的石油根本不够老百姓用，公交车只能用气，更让人气愤的是，还有许多外国专家说中国是“贫油国”！
朴实的王进喜以前并不知道，由于油藏量、品相、开采难度等原因，他们日夜辛苦的石油产量相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需求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这个在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的汉子，常年经历大西北凛冽刺骨的寒风都不为所动，这一天，他却因为知道中国“缺油”而独自蹲坐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掩面而泣。
从那一天起，他就把“煤气包”作为自己的“敌人”，如果一日消灭不了“煤气包”，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石油人”！
那个时代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也真正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自此以后，王进喜就数十年如一日地为自己的诺言，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而奋斗。
1959年9月，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油田被勘探发现，国家为其命名——大庆油田。
后人读起来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则新闻，而这背后凝结的汗水与煎熬又有谁能知道呢？
除了大庆，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
——余秋里（原石油工业部部长）
1959年9月，在前两次打井失败的情况下，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诸多领域科学家及石油部、工业部负责人以大无畏精神打下了第三口基准井。
当他们看到含油饱满、气味浓烈的油砂从枪管里喷出的时候，他们知道，油田在这没错了。
松辽惊雷一声响，松基三井喜喷工业油流，这一天是1959年9月26日，是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1959年，全国共消费原油约504.9万吨，这其中绝大部分都用于重工业，而中国自产产量连消费量的一半都不到，为了工业发展，国家和人民只能勒紧裤腰带。
当年，用于进口石油的外汇高达1.83亿美元，这可是70年前的美元啊，说石油是会流动的黑色黄金毫不为过。
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有石油工业未能完成预计目标。中国的石油需求量缺口巨大。
可从1959年9月26日，油枪里喷出高品质油砂的那一刻开始，中国人的石油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石油工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外国科学家对地质理论的“垄断”也就此打破。
这一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正是献给共和国与人民最好的礼物——一个全中国最大储量的油田！大庆——这两个字成为了这个孕育于松辽盆地上的世界级油田的豪迈姓名。
同一年，毛主席亲自参与制定的“大庆油田大会战”雏形颇具，中国人决定要在东北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彻底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用油问题。这时轮到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上场了。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集中全中国石油系统的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同志们一致同意。
两三个月后，全国主要石油系统力量都被抽调到大庆油田附近，当年退伍的三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也再次穿上军装，参加油田生产建设。
同年4月29日，萨尔图草原上的万人誓师大会，见证着石油大会战的全面开展。
王进喜作为石油工人代表和劳动模范，早在二月份就到了大庆附近，他和他的1205钻井队一下火车就抛出了一连串问题：油田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去实地考察油田？地方干部只能笑着先为他们安排食宿。
王进喜一行不但热情高昂，而且专业科学，他亲自检查钻机情况，找地方同志了解钻井极限，勘察钻井附近机位。王进喜说过：“我们要把中国是‘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
可在当时，大庆油田所在的萨尔图草原人烟稀少，各种物资都十分匮乏，放眼望去只有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原。
数以万计的石油会战队伍聚集到这片草原上，正值晚冬早春时节，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在当地几乎难以筹措，吃住都非常困难。
生活上苦一点对王进喜来说还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油田缺少大型器械。
当时草原上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器材运不进来，松软的地质条件也难以承受大型器材的重量，导致配套设备不齐全。
就连卡车、汽车、吊车这些常规的东西也严重缺乏，面对运到萨尔图火车站的几十万吨器材和钻井、采油设备，石油工作者们只能望而兴叹。
甚至有些悲观的同志在背后悄悄议论：“这种条件还怎么挖油，器材进不来难道用铲子往地下打洞吗？”
面对如此恶劣的客观条件，中国的大庆油田到底该如何才能早日产油？宽广的草原真的难倒了他们吗？这是放在相关部门和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面前最大的困难。
一部分同志有悲观情绪，可王进喜却不这么想，在领导小组组织的两论学习会上他旗帜鲜明的喊出口号：“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
今天来看，这口号喊的真大，可王进喜要是像某些只说不做的干部一样，那他日后也成不了“铁人”。
4月2日，1205钻井队日思夜想的钻井机总算运到了萨尔图火车站，但吊车和卡车不够，这么重的器械怎么卸载？
王进喜带着组员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用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最传统也最艰苦的方式——人拉肩扛。
一部分可以借助绳子、铁棍滚动卸运的器材还较为轻松，用不了这些方式的器材只能用“大庆人”的血肉去承载。
当时中国的钻井机重量小，可最轻的配件也有好几吨，他们就硬生生地从火车站卸运到施工场所。难怪当时还有一句口号：“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进喜和他的组员们仅用四天的时间，就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大草原之上，当时没有工业用水，王进喜就带着组员们到附近的湖里破冰取水，用脸盆端、用水桶挑，凭借着人力取水50多吨。
王进喜身先士卒，总喜欢喊些口号，这次他鼓励大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话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经典的励志之言。
开钻以后，王进喜吃住都在井上，他安排其他人轮流换班，可自己几乎没有离开过矿井。
在他的激励带领下，1205钻井组只用了5天零4个小时就创纪录的钻地进尺1200米，成功完成任务。
后来宣传部门的相关同志还把王进喜干活时唱的号子编成了一首诗：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王进喜钢铁般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可他真正被称为“铁人”是因为一件事。
1960年4月29日，就在石油队伍准备开挖第二口井时，王进喜不慎被砸伤了腿。旁人劝他到医院休养，他却坚持要在工地旁帮忙。
4月下旬的一天，王进喜发现一处钻井平台上的方瓦无故掉落，他知道大事不好了，有可能发生井喷。一旦井喷轻则影响施工进度，重则要了工人们的性命。
他连忙组织抢修，并让人去找压井喷的重晶石粉，但却没有足够的重晶石粉，此时液柱已经开始喷涌而出，不一会就高达20多米，井架危在旦夕。
王进喜是这里最老的工人，经验也最丰富，他当机立断让人找来水泥代替重晶石粉，可当大家把一袋袋水泥倒入泥浆池的时候，他发现水泥统统沉入了最底部，没能形成坚固的阻压部。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把穿了七八年的大袄子一脱，奋然跳入池中，用身体做水泥的搅拌器，把水泥活匀。
旁边相处数年的工友们见状也不管不顾跳入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水泥。
正应了王进喜那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三个多小时之后，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工人们发现，液柱被完全压下去了，井架保住了，王进喜带大家打败了井喷。
可他自己却因为泡在池子里的时间最长，全身被强碱性泥浆灼伤，一上岸便晕倒了。
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快看看池子，别让水泥凝固了。”围观者中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真是‘铁人’啊！”！从此以后王进喜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铁人”。
余秋里到王进喜小组慰问的时候，他发现大家都叫王进喜铁人，询问之下得知了原委。
随后，时任工业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在大庆开展了“学铁人、做铁人”的活动，从此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成了全中国学习的一面旗帜，毛主席也称他为工人阶级旗帜。
在王进喜“铁人精神”的指引下，三年会战后，大庆油田年产原油约500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一半还多。
1963年末，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闭幕上庄重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王进喜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给自己立了规矩：一不收钱，二不拿物，三要干活。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大庆学工业”的号召，王进喜作为大庆油田代表人物也被选去了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一年的12月26日，下午会议结束之后，一个服务员叫住了王进喜等人，让他们在会场稍等片刻。
王进喜没想到之后走进来的竟是周总理，他将王进喜等人带到了主席台后面的宴会厅，里面赫然坐着陈毅、贺龙等我党高层。没过一会毛主席也来了，原来是毛主席要请他们吃饭！
王进喜心里有万千言语，可见了毛主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激动地和毛主席握手说了三个字：“主席好！”
毛主席招呼大家落座之后才告诉王进喜他们：“今天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饭，这里有农民、工人军队领导，不光是吃饭也是大家谈谈心嘛。”
席中毛主席对王进喜说：“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同时毛主席也告诫了在场所有同志：“有了成绩也千万不要翘尾巴。”
直到王进喜离开北京，才恍然想起吃饭的那天不正好是毛主席生日吗？这件事让他自豪了一辈子。
王进喜常年在一线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干活，1970年的一天，他去玉门参加会议时，突然昏倒在地。
当他到北京治疗时才发现自己不幸罹患了胃癌。周总理亲自对此作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治疗。”
在北京治疗期间，王进喜也放心不下大庆油田，每当有人前去探望他，他总是念叨着油田有没有出现什么新情况。
医生和探望者们都劝他安心养病，王进喜却怎么也割舍不掉那份牵挂。
1970年国庆节后，王进喜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常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的状态，到了11月初，他的病情急速恶化，眼见就要离开人民群众了。
在他弥留之际，他用细若蚊呐的声音自言自语：“让我再回大庆油田看看吧。”
1970年11月15日夜，“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年他才47岁。
两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曾对毛主席说：“我听说你们国家有个传奇的石油工人叫王进喜，我能见见他嘛？”面对一脸期待的尼克松，毛主席黯然地摇了摇头。
毛主席不是不想答应，而是没法答应了啊！
“要搞好团结……一定要把大庆的工作搞好……石油、石油……”
生命的最后时刻，王进喜仍不忘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石油事业，他无愧于自己的承诺，更无愧于“铁人”这个称号！他真正意义上的为大庆油田燃尽了生命！
虽然“铁人”离开了我们，但“铁人”精神会一直长存。
纵观王进喜的一生，前半生受尽屈辱苦难，后半生却得以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直到将生命也奉献给党和人民。
这种无畏艰难、大公无私的精神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永远需要的“铁人精神”！
谨以此文向火红年代为国奉献的工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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