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
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⑥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文/陈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新青年》杂志创刊词，1916年
新道德
1917年春，冰雪消融，大地渐渐苏醒。北大校园处处洋溢着春天的芬芳，紫丁香在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柳枝抽出嫩绿的细芽，淡粉色的风信子在暖洋洋的空气中绽放着轻盈的花苞，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拂过花丛的春日和风变得更加轻快、欢畅，沾染上了美妙的色彩。去年考入北大理工科预科班的高君宇，此时却无心流连满园春色。他刚刚在学校的书摊上买了一本《新青年》，心思全被这本杂志所吸引，他迫不及待地揣着这本《新青年》，寻得校园里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角落。
封面上的“新青年”几个字在阳光下显得那样耀眼，这名字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让他不觉屏住了呼吸。
《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的第二卷第一号
一百多年过去了，经过一个多世纪波澜壮阔、暴风骤雨般的现代革命与改革的洗礼，“青年”作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是希望、光明、未来的象征，于是，当“青年”登上了一个杂志的封面，在今天读者的心中，或许已经不会再产生当年高君宇那种惊心动魄的震撼。
而在1915年的中国，把“青年”挺在前面，“青年”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这便是《新青年》的第一个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儒家强调尊重传统，敬仰老者，孔夫子是主张“学而时习之”的理性主义者，但这种“学习”主要是向传统学习、向长者学习，这种“学习”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当然有所区别。孔夫子推崇“三代之治”，以为当今就是乱世，孔夫子思想中这种历史退化论的倾向，经过董仲舒和朱熹的不断高扬，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归结为“通三统、张三世、别夷狄”，而朱熹则在“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中，以为“三代”都是天理，而秦汉唐以来皆是“人欲”，这种彻底的历史退化论，则一竿子打倒了历史的发展。在这种被改造了的儒家思想中，青年、女性和“夷狄”一样，都处于“小人”“人欲”的地位，而与“天理”“三代之治”处于对立状态，青年与女性是需要被压制、教化的对象，是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
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全面地反传统，更不是一概地反对儒家思想，因为它所批判的对象，乃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礼教，而这只是宋明以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面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历史退化论，矫正了中华文明前进的方向——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究竟什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要求是什么？它的主要主张是什么？即使在今天，这依然是一个需要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1938年5月15日，当年的五四“总司令”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极为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这五个方面分别是：提倡科学，就是为了发展现代工业；提倡白话文，就是为了普及现代教育；倡导民主，就是为了反对旧的封建官僚政治；反对礼教，是为了解放妇女与青年；而最重要的则是第一条：反对以日本为代表的一切帝国主义，就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陈独秀概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中国，把中国建成现代民族国家。而1938年的陈独秀认为，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而且他坦然承认：对于如何建立现代中国，如何把中国改造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中国、怎样建立现代中国方面，他已经与当年的北大青年——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们意见完全不同了，当时的陈独秀早已经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他完全不赞成以工农革命的方式，去实现五四“建立现代中国”的理想。
历史就是这样，当年的先生，终于跟不上学生的步伐，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脚步，当年汲汲于唤起“新青年”的人，最终成为“老人”。
但是，唤起一代改造中国的“新青年”的人，毕竟是陈独秀。
画作《新青年》（北京大学校史馆藏，校友刘大鸣创作）
而那时的高君宇，只是厌恶升官发财的道路，厌恶北京的旧习气，从蔡元培那里，他知道了大学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但对于高深的学问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没有头绪，翻开《新青年》，他似乎从这名字中看出了一大片光明来——陈独秀的文章使他第一次认识到，所谓高深学问的基础、新文化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先生”究竟是谁。
高君宇刚看了一会儿，就不知不觉间心潮澎湃起来。
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
如果没有科学之昌明，仅靠洋务运动，如何能够发展中国之工业？
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如果不是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仅靠变法维新，仅靠旧的官僚体系，如何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没有科学，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工业产业，没有民主，中国就不会产生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原来，我们共同的“先生”不在别处，就在于科学、民主这四个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原来，德就在此处！
陈独秀一句“德先生”“赛先生”，令高君宇茅塞顿开。
这时，许德珩匆匆走过，恰遇口中念念有词的高君宇，他猛地喊一声：“口里念诵的是什么文章？”高君宇把杂志合起来，背在后面，当他发现是许德珩时，笑着说：“楚生，找我什么事？”许德珩发现他恍然惊醒的样子，不由得好奇地问：“看的什么书？”“公理之书！”高君宇昂然地说。许德珩一把抢过那本杂志，“原来是《新青年》啊，里面很多文章我都看过。”
“科学民主，乃今日社会之公理也！”
“对呀，陈独秀学长的文章，讲的就是公理啊！”
“只是我还有一疑惑，就是陈学长所说之公理，与我自古圣贤所谓‘天理’者，究竟关系如何？”
“这也正是我疑惑之处，但看了杂志上李守常先生的文章，我才明白，陈学长之所谓世界之‘公理’，正是守常先生所谓宇宙之‘天理’也！”
“此话怎么讲？”
“我尝读罗整庵与朱子之辩，最弄不通者，乃理与气之辩，读了守常的文章，此千古未解之谜，为之顿解，你看，原来通天地，贯古今者，无非一气而已，知气之运行所以然，斯为理，气为宇宙之本，理为气之知，青春之气，最大之阳，气运之本，我青年本宇宙之根本，秉青春之气，这就是天理之本，科学民主者，虽曰公理，但也正是天理之实现！”
“很妙！原来秉青春之气者，才能应天理而知公理，守常先生如何说的，你细细讲来我听——”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于是，许德珩便兴奋地当着高君宇的面，大声背诵起来：
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
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2]
高君宇赞叹说：“原来陈学长所说之社会之公理，便是守常先生所谓宇宙之天理，有了天理所谓倚靠，这公理就有了地基了。”
许德珩也说：“原来这气，乃是天地仁爱之气，无论西方的科学民主，印度的佛教，我中国之儒学，根底就在这天地仁爱之气，李先生这篇《青春》，真是把世界上的一切学问打通，把根底说着了！”
高君宇点头说：“比如那些搞考据辞章的先生，读书固然很多，可惜不能说到学问之根底，大钊先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把中西学问的根底打通了。”
这篇署名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的文章，令许德珩等人异常兴奋，充满激情的文字仿佛带他们进入了一个爱的世界，情感的世界。青年人是爱、是情感、是力量——赞美情感、赞美爱、赞美力量，这文章中赞美的不就是像他这样的青年吗！
爱的第一表现，不就是爱国吗？
从此，许德珩将李大钊先生视为精神导师，每当遇到困难时，就想到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他和高君宇一起如饥似渴地读着《新青年》上一篇篇充满大胆的叛逆思想的文章，追寻着真理的灯塔。
1917年4月1日，高君宇又被《新青年》杂志上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所吸引。文章认为当前国势衰弱，武风不振，唯有提倡体育，通过运动增强国人体魄，才是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文章阐述了体育与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他还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并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高君宇极为赞赏这篇文章的思想，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说的是体育，但是通篇都是救国救民的道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杂志去找许德珩等人，一起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要救国，首先要有强壮的体魄！”高君宇激动地说，“一切学问，归结起来不过知行合一，如果没有身体，谈何行？没有行，知就是纸上的知，我们学了许多王阳明的思想，我看把阳明学说透了的，就是这篇文章！”大家赞和说：“是的，我们以后也要加强锻炼，不能做个文弱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就是“进步”！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二十八画生”，他们默默地记下了这个新奇的名字。往后的岁月，他们将和这位叫“二十八画生”的青年相识相知，一同历经艰难，共创伟业。
“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时采用的名字，与毛泽东共同创立新民学会的萧子昇后来回忆说——这个谜一样的名字，被证明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密码，而这是当年想起这个名字的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的：首先，“二十八画”，就是共产党的“共”字，而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新中国诞生，正好是二十八年，更为奇特的是：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正好是二十八岁——
《新青年》目录节选，《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二十八画生” 笔名发表的文章
科学、民主、爱国、进步——这后来被称为北京大学的校训，也是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基础。而这些范畴，都是《新青年》杂志提出的。
那段时期，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新旋风”，学生们每期都争相传阅《新青年》。从学生宿舍到食堂饭厅，从汉花园北大一院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到红楼一楼的图书部主任室，几乎都能听到同学们谈论这本新奇的杂志。从胡适的新诗到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鲁迅的小说等等，从文学革命到对旧社会制度、旧思想的抨击，都是他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大家总是谈到尽兴为止，有时饭菜都凉了，也不管不顾。
这本被青年学生热议的杂志，创始人就是陈独秀。
1904年6月14日，陈独秀发表了《说国家》一文，他说——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大家的家，国破，则家必亡。我敢下一断语，道：“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西方近代最有学问的人，著出许多书来，讲究国家的道理，名叫“国家学”，这学问很深，书很多，但归根到底，是要讲怎样才算得上一个国家。
陈独秀指出：现代国家，第一是要有国土，国土好比房子，第二是要有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的，第三是要有主权，体现主权的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陈独秀这篇很短的文章，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理论的要害，他说，西方思想非常庞杂，但其核心，就是围绕着政治学—现代民族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号称千年古国，学问更为庞杂，而今日之中国学习西方，首先要从学习政治学——民族国家理论开始，没有政治学之建立，就不可能有现代民族国家之建立。
因为年轻人有朝气，善于接受新思想，是铲除腐朽势力的先锋。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这正是陈独秀创刊的初心。他在一篇通信中写道：“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但是，这句通信里的话，却在后世造成了很多误解，人们以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心，不是批评时政，更不是从事政治，而后来的《新青年》谈论政治，谈论国家，是违背了其学术和启蒙的初心，是“救亡压倒启蒙”。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陈独秀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从事的启蒙，首先就是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学说，宣传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只有建立这样的思想与学说，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才能真正使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站起来。因此，他所谓的启蒙，就是指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学说，这样的启蒙本身，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救亡”，根本不存在什么不谈政治的问题，也不存在学术与政治的对立问题，更不会发生什么“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
为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曾先后 5 次赴日本求学，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员的密谋以及办学、办报、结社等活动。经历诸多坎坷后，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要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必须建立现代国家学、现代政治学。如今“腐败思想布满国中”，不将这些旧思想洗刷得干干净净，“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此时，陈独秀主张从建立现代国家学说、建立民族国家理论做起。因此，他满怀豪情地跟朋友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 年是乙卯年，也是陈独秀的本命年。初夏的一天， 36 岁的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半流亡生活，回到上海，并于 9 月 15 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及创刊词
不料，《青年杂志》这个名字，竟然与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杂志重名了。这种“撞脸”的事，让陈独秀大为不快，他因此不惜将杂志停刊，从 1916年9月1日第2卷开始，陈独秀动员群益书社和亚东书店合为亚东书局，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那篇发表在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 《新青年》上的创刊词《敬告青年》，更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希望——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 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4]
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敬告青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文章呼吁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腐败不堪的旧社会。
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还向有志青年提出了6个方面的奋斗方向：
( 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 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 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就旗帜鲜明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民主”与“科学”响亮地提出来了，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这是青年的价值观，是北大的价值观，也成为现代中国的价值观，这就是所谓的“新道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德，是大德，这个大德，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它的灵魂。
做人要有德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有它的德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德”——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呢？
真正回答了“大学之道”的，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这个“德”，首先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赛先生”。
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所弘扬的大学之道，首先就是这种新的价值观。
高君宇喜欢深刻的思想，因此，他最爱读的是陈独秀的文章。而像许多远离故乡、漂泊天下的同学一样，许德珩孤独的心里渴望爱、渴望互助、渴望力量，所以，他为李大钊的思想所打动，渴望博爱的许德珩经常与热衷于深刻思想的同学们谈论得面红耳赤，“觉其可爱而不能信，知其可信而不能爱”，思想与情感怎样才能统一起来呢？
最终，他们在《新青年》刊发的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答案，得到了和解。
弃医从文的鲁迅，既有思想家的彻底冷静，又有艺术家的浓烈如醇酒的情感。鲁迅以小说的形式，把彻底而深刻的思想与奇诡的情感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自己后来所谓“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在鲁迅身上，思想与情感高度统一起来，在鲁迅的作品中，陈独秀的激烈深刻与李大钊的包容博爱融为一体，鲁迅既是陈独秀，也是李大钊。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在点评五四人物时这样说，胡适是最通俗、最畅销，但也是最庸俗的一个，他的满足，不过是“由成功所带来的小康舒适的人生境地”而已；陈独秀是革命家，他勇敢坚决，但他的作用，只是在社会改造和社会意识一面，他和李大钊都是比较单面的；而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情感、思想与哲理的气息，他对现实的分析是全面的、复杂的。
在鲁迅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是批判传统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则是保留传统中好的东西，为传统的现代转化，开出一条现代新路。说到传统的现代转化，则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层面的转化，另一方面则是情感与心灵结构的转化，这种创造性转化的深刻性、复杂性，最鲜明地体现在鲁迅和他的作品之中。
《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狂人日记》，作者署名“鲁迅”，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划时代作品。惊世骇俗的“狂人”形象，是李大钊身上最浓烈的情感与陈独秀身上最不妥协的思想战斗力的凝结物：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救救孩子”的呼声，成为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对此，钱玄同评价“鲁迅君的小说，算是《新青年》同人做的白话文学的成绩品”。
鲁迅自己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他和蔡元培的社会教育之梦，他自己的小说入教材之梦，竟然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平台而实现了。
1920年，鲁迅被聘为北大国文系兼职讲师。新学期红楼一院的课堂，鲁迅在这里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用的学生大教室
鲁迅所教授的课程叫“中国小说史”，主要讲述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小说入教材，小说进课堂——这是中国历史、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而作为教授授课于北大，于鲁迅也是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次上课时，身材并不高大的鲁迅，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袍，夹着小布包，手里拿着薄薄的讲义，准时走进了教室。他留着粗长的头发，浓密的眉毛峭立于眉棱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看起来既不威严也不慈和。鲁迅站在讲台上，一张口便是浓浓的绍兴官话，学生们顿时哄堂大笑起来。鲁迅则毫不在意，继续淡然地开始讲课。十几分钟后，学生们的注意力彻底被精彩的讲课内容吸引了，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聚精会神起来，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就这样“一课成名”之后，每次鲁迅只要一踏入教室之内，学生们立刻鸦雀无声。后来，一周只有一次的鲁迅课堂上，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一睹这位文学大师的风采。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学生。
作家王鲁彦也曾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他在回忆文章《活在人类的心里》中写道：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
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苍白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5]
鲁迅对待青年也如“严冬的太阳”，时常给予他们慰藉和力量。他不仅自己讲述小说史，还鼓励青年学生搞创作。他曾说：“如果只为小说史而讲小说史，即使弄得烂熟，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多培植些作家，一道来攻击旧社会。”[6]
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不仅能“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且能影响到“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深受青年们喜爱的鲁迅，总是耐心地对向他求教的青年们给予鼓励帮助。鲁迅对青年们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他嘱咐青年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行动。通过文学改造社会，这正是他通过文学唤醒国人、改造国民精神的初心与愿望。
鲁迅从补树书屋的大槐树下走来，从寂寞与死灭的边缘走出，走向了北京大学的讲坛。北大，是鲁迅自己新生的地方——鲁迅对北大的感情日益深厚，在北大学生会纪念建校二十七周年之际，鲁迅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发表在《北大学生会周刊》上。针对当时一些帮闲文人、无聊政客散播流言蜚语，诽谤鲁迅利用北大搞派别活动，鲁迅作了理直气壮的公开回答，他说：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7]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2]《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92页。
[3]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原载于1915年9月15日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73页。
[5]鲁彦：《鲁彦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48—49页。
[6]李宗刚：《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
[7]鲁迅：《我观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8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张斯絮 刘晓 刘博文
编辑：许博文（实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