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记载的孔子是宋国人周公平定纣王之子武庚联络管叔蔡叔“三监”叛乱之后，遂将殷商遗民迁到了宋国，孔子的先祖正是殷商遗民但他生于鲁国又长于鲁国，从小接受鲁国的制度洗礼，殷商制度是其祖先推崇奉行的制度西周制度的奠基人周公被周武王封为鲁侯，鲁国就成为西周制度的典范孔子耳濡目染、互相对比之下，孰优孰劣，他从中选择了周朝的礼仪制度尤其对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更是顶礼膜拜，毕生以周公为榜样，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大声疾呼“郁郁乎，吾从周”，认为这种礼乐制度，它圈定了人心，遏制了人性肆意妄为，为是非善恶界定了标准、划定了方向，是最理想的治国大道，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孔子的教化过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的教化过程
《史记》所记载的孔子是宋国人。周公平定纣王之子武庚联络管叔蔡叔“三监”叛乱之后，遂将殷商遗民迁到了宋国，孔子的先祖正是殷商遗民。但他生于鲁国又长于鲁国，从小接受鲁国的制度洗礼，殷商制度是其祖先推崇奉行的制度。西周制度的奠基人周公被周武王封为鲁侯，鲁国就成为西周制度的典范。孔子耳濡目染、互相对比之下，孰优孰劣，他从中选择了周朝的礼仪制度。尤其对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更是顶礼膜拜，毕生以周公为榜样，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大声疾呼“郁郁乎，吾从周”，认为这种礼乐制度，它圈定了人心，遏制了人性肆意妄为，为是非善恶界定了标准、划定了方向，是最理想的治国大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人的行为标准、人的价值自觉。义是对君子的普遍要求。古往今来，一切仁人志士，都背负道义、正义之责，舍身忘我，不计名利，闯出了一条牺牲自己、利国利民的人生之路，万众敬仰、青史留名。这种思想的源泉，思想的象征，就是要做铁骨铮铮的硬汉，豪气冲霄云天的义士。
这种“义”气，这种慷慨，这种牺牲。是因为这些贤人志士，时时处处心怀一颗“仁”心。“仁心”现于身、力与行，凸现为“义”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他们潇洒地跳出自我利益的圈子，修身养性，眼光高远，自立自强，将自己的心力、身力全交给社会、交给民族、交给国家。择善而流，充满博爱，事业高尚发达，心胸宏伟明亮。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只要仁在心堂、仁在头脑，毫无一己私利，人间的是非善恶，就会分辨清楚，就会行侠仗义、主持公道、大义凛然、大爱大恨、爱憎分明。
区分仁义二字，仁是前提，也是铺垫，仁是日积月累，是内心修为。而义是结局，是外溢，是人的气象，仁是前因，义是后果。没有仁心，何谈义气慷慨。都是蝇营狗苟，私心作祟，满脑袋图名图利，置他人死活于不顾，置民族危难于不顾，甚至落井下石，坑人不浅。何谈仁义。这是孔子最敌视、最反对、最看不起的。
怎样才能做到仁？学生颜渊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何谓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从此番对话中分析。第一，仁的境界很高尚。只有克制私欲膨胀，时时处处矫正自己，才能做到品行端正。第二，人人需要礼仪约束。遵礼而行，有礼有节，层次分明，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大家见面都是谦谦君子，意味着“天下归仁焉”。第三，守礼是行为的一把标尺。一言一行，礼是底线，礼是规矩，要自我恪守，不能随心乱性，丢失立场，授人以柄，让人嗤笑，让人蔑视，做出“非礼”的举动来。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说明仁义是自我熏陶、自我修练出来的，只有天天做，不停顿，渗透到口食服饰、生活小节，一举一动，样样遵守，渐行渐进，变成习惯，形成自律，就会自然知书达礼、仁义满怀。
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理解这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核心是竭力成全他人，千万别伤害他人。这样就会达到达仁义境界。忠，是心中敬仰、心中诚恳、心中诚实。恕，是心中宽容、心中谅解、心中大度。将仁义作为毕生信念追求，用礼仪来匡正言行举止，用忠恕凸现做人的高端大气，这就是“一以贯之”。
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表达了知识与仁义并非绝对相向而行，有时恰恰会适得其反。严格区分了意志与知识、仁义与学识。知识说到底，本质是为仁义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但如果品行不端、仁义丧失，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它只能作为谋取私利、祸害他人的工具，最终会害人害己、声名狼藉。因此，守住仁义极其艰难，得到仁义，实属不易，不要让仁义二字在自己的指尖瞬间滑落，无从找寻。人生匆匆，不去珍惜，不去保留，失而不复还。犹如滔滔江河，东流浩荡，“逝者如斯夫”。
仁的境界看似抽像，实际浸透到一言一行，得“一日三省吾心”。那些名不副实，那些依花偎翠、灯红酒绿，那些掩耳盗铃、欺上瞒下，那些消极逃避、敷衍塞责。要心知肚明，心有定见，不为所诱，不为所动，大贬大抑。仁义的光辉，现实的世界，像阳光一样照耀的时候，也会有阴暗、有死角，穿不透、照不到。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普遍的仁义观，就像一面镜子，也有无法照耀的地方，也无法逐一判断和定性刚出现的新鲜事物。
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到“何谓善”？最后得出莫衷一是的结论，感叹还是“在相应的情境，去做该做的事”。叶公问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孔子认为“仁心”通天理，礼法不能背离天理，该缩则缩，该让则让。父子间相互隐瞒犯罪，这是亲情与仁爱使然，与天理相合。它引发一般规则与特殊范例的冲突。个人伦理道德往往超越了一般公共准则，且有所突破，流淌了千年，人们见怪不怪，以为情理之中，深为同情。其实，这是对公共规则的挑战亵渎。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应按各自的名分做事，不得玩忽职守，不得越俎代庖。孔子强调的政治，是客观的、普遍的、有规则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建立这样的秩序，立这样的规矩，明晰个人的权力界定、权力配置（类似于权利义务的分界线）。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既显示名分的高端尊贵，也暴露人的自私愚昧，它既引发了赞誉，也引发了辩论、引发了指责。孔子言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在名分已定的情形下，告诫大家齐心协力，修身养德，公平待人，遵守礼制，造就一个公正安全、国力强劲的社会。这样，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外人心服口服，纷纷归顺，这就是孔子要创建的社会构成、社会体系。
“仁”的概念，本是道德自觉范畴，孔子却赋予法律要求。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子路曾遇到一位隐者，讥笑指责孔子师徒，不识时务，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抱负一无施展。而孔子则信心满满回答子路说：只要“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行大道、走正道，这已经足够了。纵使“知其不可”，也要执着信念、努力奋斗。“明知不可为，也要不懈“而为之”。这条道，尽管走得艰难，甚至“累累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不辱使命、不负天命，昂首挺胸，毅然前行。
孔子高举恢复周礼的大旗，而周礼本身存在一定的狭隘性。满以为人人心怀“仁义”，外表就会高端大气。满以为“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整个国家就会雅致端庄、文明礼性。但现实并非这样，繁琐的交往礼节，并不能代表人的内心本质。那些胸膛怀仁者自然会一一守礼仪，而内心无情无义的人，往往会生拉硬拽、生搬硬套、做作礼仪，成为毫无教化意义的“僵尸”。那些心怀叵测者，甚至玩弄礼节，成为欺人、杀人、吃人的阴险工具，成为愚弄人的一片幌子。因此，不从“礼”的本心本义出发。行为与思想、意志与智慧，毕竟是两个领域。虽有互通，但逻辑不通。一味把思想改造的结果，寄托在表象礼节上头，无疑只观其表，没有洞察内心。连孔子本人也难料自己的思想，往后被极度乱用、误用，丛生出许许多多伪君子、愚夫子、假善人。
他一心想做一个完美的人，但知识领域是那样的辽阔宏伟，绝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的。尤其生产生活方面的知识技巧，大有学问，可他胸怀偏见，不管不顾，置之不理，一味轻视敌视，这就少了自身完美。樊迟在孔子面前请教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对自己学生虚心请教，态度傲慢，甚至说是小人，非君子所为，摆出倡导的“礼义信”，认为这是研学精华，弄通这些，四方百姓就会踊跃前来。老农、老圃种田栽花，那是小人所为。堂堂君子只管做人，只管治国理政。无疑把自己置于统治阶层，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而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众多技巧要领，不知根知底，奈何替君执政、为民执政呢？恐怕嘴尖皮厚腹中空，根基不稳，误伤民心。柏拉图《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也显示同样的思想，哲人和武士，不允许他们接触诗歌、悲剧以及抒情音乐，防止堕落。凡是越实用的知识、越情感化的东西，就认为就越下贱，越不值得在大众面前炫耀推广。这与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
孔子不合时代浪潮的思想主张，只能迎来到处碰壁的结局。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个体的行为的偶尔失范，而是整个经济社会大环境普遍失礼失序。也不是人心突然变坏，而是时代因袭的一套礼仪制度，大大落后于形势飞跃发展。政治经济领域滋生出多重势力交织争斗，都想争得统治地位，取得话语权、主导权。尤其到了战国时期，早已“君不君，臣不臣”。孔子的后生们，无法拿出杀手锏来遏制纷纷争斗的局面，无法止战止戈。所以，他只不过是生于春秋末世的德行达人、完美的教育家。而政治并不是其专长、擅长。要发表独家政治观点，必须拿出很专业、很务实、符合时代要求的从政方案，而不从实际出发，不像法家学习，依旧照抄照搬西周的礼乐制度，这明显不符合穷兵黩武、争雄呈霸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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