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说的“官二代”，在宋朝时被称为“衙内”。
两者都代表官宦子弟出身，同时又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这是一群“以爹为贵”的特权群体。
史上最知名的衙内，非《水浒传》中的高衙内莫属。
他在书中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中出场，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林冲的妻子。这厮是高俅的儿子，高俅发迹前找不上老婆，发迹后年龄太大生不出儿子，陷入两难境地。只能认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跟班兼表兄弟为儿子，就是高衙内。
高衙内自恃干爹的宠溺，在东京专门淫污别人妻女，当地人都害怕他老爹的权势，没人敢和他争论，人送外号“花花太岁”。
元杂剧中塑造了一大批恶行昭著的衙内形象，在当世及后世广为流传。如《生金阁》中有个叫庞衙内的，出场便是“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就如同捏杀一个苍蝇儿。”《陈州粜米》也有个刘衙内打死人不偿命，如同屋顶上揭一个瓦。
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的故事。这类故事都以宋朝背景，并且在民间广为传播，逐步将衙内的形象固定化。
但回归本源，在唐、五代时期，藩镇子弟多担任“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职。宋代处于习惯，就直接将官宦子弟称为“衙内”，就如同公子、少爷，并不特指骄横的官二代。
元杂剧狠狠的丑化了衙内的形象，显然是元朝文人借古讽今，映射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权贵子弟。
如果只看宋朝的史书，宋朝的官二代中高衙内之流屈指可数。真实的高俅有三个儿子，也不是骄横跋扈、欺压百姓之流，因为史书中并未找到他们做坏事的故事。如果真的劣迹斑斑，肯定是难逃史笔的。
宋朝即使有高衙内，也远没有成为一种现象。元代等级森严，旧臣勋阀子弟大多世袭官职，打死了“低贱的”汉人、南人，真的是屋顶上揭一个瓦这么简单；清朝的八旗子弟个个“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这些朝代的恶衙内现象非宋所能及。
反之，宋朝的士大夫家族非常重视子孙品行的培养，宋朝是中国家训的一个发展繁荣期。很多我们熟知的人物，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陆游有《放翁家训》，朱熹有《家训》……
包拯的家训只有一句话，却能顶一万句。“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宗法时代，其严厉程度，让人如履薄冰。
宋代注重家训有当时历史背景，科举取士已在全国铺开，官宦子弟没有了直接做官的天梯。取士不问世家，虽然还保留极少数的“恩荫”之制，但科举已成为主流。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衙内们必须与普通的读书人公平竞争，而且，按宋朝科举制度，“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即衙内们如果科举及第，还多一道复试。
也就是说，宋朝的阶层流动是前朝所没有的，高衙内也代表不了宋朝官二代的普遍水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