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工时，住在亚运村，离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远，不时地也去过几次，里面内容极为丰富，都是民国文学界大师们的专题，朱光潜自是其中的重点人物之一。
我读朱大师的书应该是很早了，自七十年代末就购有他的《西方美学史》，但很可惜，限于当时的学识，很多没看懂，这本朱大师的名作就当作画册一样，随意地翻了一阵，完全没有理解其中之精髓。
除了知道了一些如巴洛克风格，认识了如安格尔这样小众些的人物外，便当作装饰，放在书架最显眼之处，以示本人是读书人，至于其他象《文艺心理学》等等，连翻也没有翻过就搁置一旁，现在想来很是惭愧。
我这个人很笨，尤其是对哲学、逻辑一类的那是头疼至极，而面对被称为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共同先生的美学，更是视为畏途，感觉近乎于玄学，所以极少触碰，但却在一个很偶然间，将朱光潜的《谈美简书》细读了一遍，大为感叹，于是便将先生的著作认真地浏览，膜拜之情，难以言表。
朱光潜，字孟实，据先生自述“，他是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桐城是中国最为神奇的地方，这里学风浓郁，空气中都弥漫着书香，自明清两朝始，考中进士者多多，朝中官员可以“徽党”称之。
这里不但有戴名世，张英这样正色朝堂的名臣，也有阮大铖这样的天才之人，尽管后人对他很是不齿，但我对他的文学才能却极为佩服，当然，这里还产生了对中国文学有着重大影响的桐城派。
朱光潜，据说是朱熹第26世孙，从小一直随父亲学习古典文化，家学渊源，甚是了得，后来，父亲被请去国小当教员，他也跟了去，并顺势进入了晚清文学家和教育家，亦是桐城人吴汝纶办的桐城中学继续学习。
“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本想考北京大学，慕的是它的‘国故’，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从朱先生这段叙述来看，他的家境是很贫困的，但也别小看武昌高师这个学校，他可是全国仅有的六所国立师范之一，教学实力也是相当强的。
后来，朱光潜进入香港大学学习，又考取了安徽赴英留学的名额，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深造，正是在此留学期间，朱光潜便立志深研美学，将其定位于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
回国后，在国内多所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确立了“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人格理想，并写下了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以及《悲剧心理学》等诸多的作品。
民国是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又是一个封闭与开放、愚昧与开明，儒雅与低俗，黑暗与光明融入同在的时期，现代的很多东西都由那个时期奠定的，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当时在国内，北洋军阀混战，学费迟到、甚至停发的现象时常发生，为生计，朱光潜写了很多文章寄回国内，换取稿酬来交学费，而他写文章又大受欢迎，后来干脆集册成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名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行销全国，他也成为当时著名的作家之一。
1933年，36岁的朱光潜应胡适之聘，在北大西洋文学系任教，据他的学生蒋炳贤回忆：“朱先生教授西洋名著，上起荷马史诗、柏拉图的对话集及圣经文学，下迄20世纪现代派作家作品，他都作了透辟的讲述。”
可以说，在香港和英法大学留学13年的丰富经历、以及他对于西方文化及文学修养深厚广博的学识水平，使得他在北大担任了最重要的英文课程，“当时前来听课的很踊跃，不限于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哲学系的何其芳也每课必到。”
七七事变爆发，朱光潜并没有随同北大去昆明，因为他的岳父是四川名士，所以便同夫人奚今吾一起去了成都，他在四川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英文系主任。
朱光潜绝对是个性情中人，有一次他在讲《玛格丽特的悲苦》时，念到最后两句的时候，“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因为，诗句是这样的“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悲苦。”也许，正是这两句诗，触动了朱光潜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相通的际遇，才使得他言语哽咽，不能自持，并且在学生面前流下了至情至性的眼泪。
他的学生齐邦媛回忆道：“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年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在中国美学界，有三位宗师之说，即王国维、朱光潜和李泽厚，而朱光潜是中国第一位对黑格尔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在他八百多万字的美学著作中，仅翻译黑格尔的美学著作，就达百余万字。
他系统又全面地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又加上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他的美学观在他的阐述下，通俗易懂，形象有趣，特别是他的《诗论》，听众甚多，也是各个大学争相聘请的对象。
何为美？于读书说美是作者的性格，抱负，思想，语言，写作手法，感情流露等等一系列的在纸上跳跃的一切。
跳出书外，美便是青松，玫瑰，白云，笑容灿烂的姑娘，美同时也是残花，败柳，压城的乌云，钟塔内的敲钟人。
其实美好像无处不在，只是美的种类不同，喜剧般的美，悲剧般的美，西施般的美，敲钟人般的美。
有的美如盛开的花朵一般，让人愉悦，有的美如同慷慨赴义的勇士一般，让人惋惜，还有的美好似狂风骤雨，既给人以痛苦，又给人以彩虹。
朱光潜可以说是个很纯粹的学者，妥妥的书生一枚；他对政治并不热衷，但是，如他这样一位影响力很大之人，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延安方面由周扬出面，通过沙汀等进步人士，邀请朱光潜前去访问，在未及成行之时，CC派领袖陈立夫亲自出面进行拉拢，尽管加入了国民党，还担任监察委员和三青团的中委等等，却依然保持着一个正直学者的品质。
当国民党败在大陆败局已定时，准备将大批文化名人和科学家挟裹去台湾，在一份长长的名单中，胡适居首，而朱光潜则列名第三；但是，通过共产党人的挽留，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平心而论，朱光潜胆小，不惹事，他因为后期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所以，他在建国后对这一时期的言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曾写出两万余字的文章，名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态度是相当之诚恳，并由现在的七级教授，恢复了他一级教授的待遇，不但多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躲过了狂飙般的反右运动，实在是很幸运。
尽管如此，文革中他也受到冲击，批斗，游街，命如草芥，在批斗会上，有人听说他是研究美学的，便大声讽刺他：“这样一个瘦干巴老头一点儿也不美，根本不配有美学家的称号。”而朱光潜则回答道：“我看上去不美，是因为我把美献给了社会。而有些人看上去好像美，是因为他占有了社会的美。”自然又遭致一顿的狂揍。
他的家中贴满了大字报，身上还贴着“漏网右派”一类的标语，后来，他也被进了“牛棚”，同和冯友兰、季羡林等教授关在一起，种种的打击迫害亦是免不了的，但即使是这样，他却从未对党丧失信心，终于迎来进入新时代的曙光。
可惜，度过劫波的朱光潜，此时早已是心力俱疲，身体每况愈下，病魔缠身，就是在这样状况下，他依然坚持笔耕，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斐然。
晚年的朱老先生，时常坐在北大的一段残垣断壁边，静静地，目光中充满童真；坐的时间长了，便起身绕着园中的中路盘桓，许久不愿离去，也许，这里留存着他太多的记忆，这里有着他太多的不舍。
有一天，他突然摘下了一朵盛开的花朵，递给路过的年轻学生，吓得这些学子们慌忙地跑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朱光潜，一位心中永远存着美的大师。
他们不知道，这朵花的花语，是希望将人类美好的精神之果，传承下去，让大师即将熄灭生命之火，在后辈的思想中燃烧，将这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他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的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这般学术人生，为我们诠释了怎样才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1986年3月6日，一代美学大师逝世，离开了这个他满眼都是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心界空灵，即使遇到许多的不顺和不满，他总是以一颗爱美之善待四周的一切，全然愈不觉得物界喧嘈，似乎在他心目中的桃花源中漫游，一如他所写——慢慢走，欣赏啊！
欲解池塘春草梦，厚积落叶听雨声，如果，现在的我们，能静下心来，细细地品读朱先生的那一部部美学书籍，定能告别浑浑噩噩，云里雾里，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日子，在不觉间，提升自己生活品质，亦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致敬朱大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青年人读朱光潜先生可以塑造三观，中年人读朱光潜可以引以为鉴，老年人读朱光潜可以反思自省，朱大师的著作，可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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