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岁到七岁整整六年,我是在韩城的解家村长大的。从开始学说话,就是一口地道的韩城土话(“解”,韩城人读成“亥”)。一两岁的事,我没有记忆,是在西安的姨妈和韩城的婆、大娘她们,后来陆续告诉我的。同为1932年出生的父亲与母亲,在他们二十三、二十四岁时,先后有了我的大哥和二哥,第三年也就是1957年夏天,他们又有了我。于是,要让两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工作之余来管三个孩子,显然不现实。此时的大哥已经奶出去了,是外婆在她的娘家,西安西南郊的糜家桥找的奶妈;二哥是放在城里陈家巷的外婆家,由她帮衬着母亲自己带;最初,也为我在附近的一个村里找了个奶妈。姨妈说:“送去没有几个月,那家奶妈意外怀孕,没有奶,只能喂些米汤之类,结果半年功夫,把你折腾得皮包骨头,胳膊腿细得像麻杆,哭声就像小猫叫,怪可怜的。加上肠胃有病,不及时治,看上去快奄奄一息了。”磨蹭了几个月后,这事让韩城的“婆”知道了(韩城人把祖母称作“婆”),捎来话,叫把孩子送回去。“西安家里的几个大人正愁没办法,一拍即合,就把你送回了韩城乡下。”我问姨妈:“那外婆都能管二哥,为啥不能把我也管上?”姨妈说:“你外婆重男轻女,男娃,她可以帮着带,女娃,她不管。”这使我想起,后来上初三了,我转学到陈家巷旁边的四十四中,正好二哥休学在家,都住在外婆这里。她居然让我自己做饭,独自开伙。而她宁可给二哥做饭,他俩一起吃,也不愿让我这个外孙女与他们一起吃。总之是,父母能在西安安排好两个儿子的生活,而不能安排我这个唯一的女儿。于是,我被送到遥远的韩城乡下。小时候,我想不通,长大后慢慢想通了,谁让我是老三呢?父母忙不过来么。而在婆身边的那六年,以及长大后,还经常回到婆身边去的那许许多多经历,告诉我,在韩城乡下生活的那些日子,我其实是快乐和温暖的。而且,也正是幼年时在婆身边的快乐和温暖,与后来回到西安后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阴冷,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两种对比强烈的人生体验,相伴了我辛酸多舛的前半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深刻而沉重的印记,不但没有淡去,反而像块大石头那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每不经意间撞击,都会像撕裂皮肤似地刺痛我,也因为是这个原因在时时鞭笞,觉得自己应该提起笔,把它如实地写出来。只有搬开这块重压在心头数十年的石头,或许还可使自己振作起生活的勇气。

1. 送到韩城乡下

我没有一岁时回乡的印象。但两岁,三岁……反正,自我浑沌初开到渐渐能够积累起点点滴滴的印象开始,我就知道,我的家在韩城。这个家,是在离县城十五里地的一个拥有一百八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解家村。这个村当时分为三个队,我们属于二队,有六十多户。我家是四个人,婆、牙(韩城人把“爷爷”称为“牙”)、五大大(韩城人把叔叔称为“大大”)和我。婆和爷爷一生养育了七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儿,我称为大娘、二娘。大娘如芝,嫁在梁岱村,只有不到二里地;二娘兰芝,嫁到了潘庄,离解家村有十五里路;我从三四岁开始,就和婆一起多次去过潘庄、梁岱村走亲戚。后来五六岁时,胆子就很大,隔三岔五地就敢独自去梁岱村玩。因为一来那里离家近,二来大娘家五个表姐妹兄弟,和我能玩到一起。之后,婆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即是我父亲天元;二儿子天章,过继给了爷爷的三弟,是个矿工;三儿子天亨,高中没毕业就染病不治。提起这个儿子,婆的脸上总是那么一种自豪、无奈和遗憾的复杂表情。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在我跟前提起过:“你这个大大是家里弟兄中最聪明、学习最好的一个,恓惶!(韩城话:可怜的很)”“太聪明的,寿不得长……”她说话时眼睛总是望着前方,透出怅惘、失神,让我心里酸酸的。怕婆难受,我从来不主动向她打问这个大大的事;四儿子天启,入贅到了山里一户人家,后来是民办教师。八十年代迁下来,也住在我们村;老五启元,便是婆最小的儿子,我称为五大大,他中学还没毕业就在队上记工,老实公正,先后成为队上的会计、出纳、保管。他比我只大一轮。爷爷解子熙,从他给七个儿女起的名字:如芝、兰芝、天元、天章、天亨、天启、启元,个个都文绉绉的来看,老人家应该是有些文化的,我推测他上过私塾。要不就是因为韩城是司马迁故里,在太史公“文气”笼罩下,韩城农村也有着浓浓的文化氛围。准确地说:我是回到了由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小儿子三个人组成的家里。有了我,这个家自然增添了不少生气。我是他们三位钟爱、关怀的唯一对象。事实上,他们三个人都非常疼我,待我很好。那时,爷爷已经五十六岁了,婆应该是五十四岁,五大大只有十四岁,不过是个大孩子而已。婆不但是我们这个四口之家的领头羊,在村里也是一位由辈份和年岁排定的权威人物。爷爷那一辈老兄弟九个,爷爷是老大,四个亲弟,四个堂弟,婆便是他们的长嫂。这许多户“门子”(韩城话,同一族人),众多的后人都尊重她。因为婆对我痛爱有加,是我的保护伞,其他的解家人,自然对我也非常友好和关爱。印象中,爷爷腰里总勒着一条灰布带子,后腰上插着一个烟袋锅。但多数时候,烟锅锅是拿在手上的,不管出门还是干完活,总要点上烟锅“巴达巴达”地抽上一阵。抽完了,也总是习惯地抬起左脚,把烟锅锅在鞋底上“笃笃笃”地磕几下,然后插在腰上。小时候的我很调皮,常常手里拾个细棍棍,学着爷爷的这个“招牌动作”。但是我一抬脚就跌倒在地上了,因为站不住。那根树棍棍,总是敲不到我的鞋底上。从记事起,爷爷每次出门,我总像“尾巴”一样地跟在后头,在巷子里碰到他的老哥儿们,不知道我是谁,问他:“这女子,谁呀?”爷爷就说:“是天元跟前的。”他说话漫不经心,但带点自豪的神气。而我只顾跟着爷爷朝前走,从不去理会他那些老哥儿们。想起来,我那时也挺自豪,因为爷爷的孙辈有十多个,别的人他都不让跟,好像只有我才有这个特权。总是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直到一块儿回到家。慢慢地,几乎全村人都认识了,我是婆和爷爷的长孙女。婆在村里,待人宽厚、仁慈,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却头头是道,所以德高望重。先后(韩城话,称妯娌为“先后”)间一旦有点纠纷,都来找婆说道说道,最后也都能心服口服地满意而回。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婆在“门子”心目中的地位。记得五婶有病时,婆正好在西安我们家。一天,五大大忽然风尘仆仆地闯进门来,急切地说:“妈!媳妇病没治好,死在医院了,门子不让进门,你快回吧!”婆一听,立即跟五大大回了韩城。当时韩城农村的习俗,人死在外面,不能抬进屋,否则大家都不吉利。后来我听婆给我学,她一回村,看到五婶的遗体还停在场里,手一扬,只说了三个字:“往回抬!”族人也就啥话不说,乖乖把人抬进了大门。后面的丧事办得也顺利。这件事要不是婆立马赶回,真还没法收场。因为五大大人老实,常常拿不住事。在我眼里,婆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老太太,却一点也不封建,也不信邪。她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呵!她看似羸弱,内心却足够强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婆这一声“往回抬!”真是荡气回肠。

2. 在解家村一天天长大

那时村里,没有学前教育、幼儿园什么的。我自然也没有进过幼儿园。在婆身边,记得最清的,是我俩坐在炕上剥玉米豆,一边剥,她一边给我教顺口溜,有些到现在,我还能用韩城话溜出口来,比如:铜擀杖,铁擀杖,我和秃子厮赶上。秃子问我什么人?我是天上大瓜人。大瓜人,不穿袄,我是天上的枣儿。枣儿枣儿不开花,我是天上的瓜儿。瓜儿瓜儿不引蔓,我是天上的罐儿。……有时婆会给我说些简单的谜语比如:“麻屋子,红帐子,里面躺个白胖子。”我猜到这是花生;“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我却不知道,这是大蒜。可以说,这些就算是我的学前教育了。现在想想,她老人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申春娥”三个字,都不会写,但她在不知不觉中,也给她的小孙女教会了许多生活常识。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我总是热泪盈眶。因为,这些本该是父母的事,可我的父母亲在哪里呵?在婆身边,我最高兴做的一件事,是替她爬梯子,到鸡窝里去摸鸡蛋。每次在爬上爬下之后,常常两手捧着还带着温度的鸡蛋,去交给婆。如果刚好碰上家里的火柴快用完了,婆就会给我说:“去合作社,去换盒洋火。”村里的合作社离家不算近,总有二三百米,来回要碰见许多人,我从来没有打碎过一个蛋。那时,能让婆表扬,自己也觉得挺得意。还有一次,婆在小篮子里放了三个鸡蛋和一只煤油瓶,让去合作社换煤油。因为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村人的习惯是,天一黑,就把鸡赶进窝里。怕叫黄鼠狼吃了,把鸡窝都垒在高处。我家的鸡窝就架在门道上方,我爬梯子上下,动作非常老练,从来都没有跌过。婆和爷爷虽然那么爱我,可我每次完成了什么任务,他们从来也没有奖励过我。解家村的乡亲日子过得都很清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饭能吃饱,已经是很不错了。印象中,就连一分钱一个的水果糖,爷爷和婆都没有给我买过。但是,孩子吃的零食还是有的。家里有棵柿子树,婆把柿子摘下来,晒在房顶上,晒到不涩了,就把它们收到篮子里,挂在屋中间的梁上。婆的孙子、外孙很多,平日不常来的孙辈来了,她会踩到方凳上,取下篮子,一个一个把柿子分给我们,当然我的一个是肯定少不了的。算起来,婆的那篮柿子,还是我吃得最多,因为只要有人来,我都能陪着吃。最高兴的是收枣时节。场里头的几棵老枣树,终于由黄绿色渐渐变红了,婆在树下铺上单子、草席什么的。她和五大大一人拿着一根竹竿,不停地打,枣落满一地。每逢这时,我像个守护神似的,总是高兴地跳来蹦去,把落在远处的枣儿一个不漏地捡进篮子。每次,婆也总要挑几个又大又红的枣儿,在自己的褂子上擦来擦去,擦得锃光发亮后让我吃。后来我也学会了,拾到枣后,在自己的袄上来回地擦擦,擦亮了再吃。我在婆身边一天天长大,无论婆做什么活,都要手把手地教我。因为那个时候,婆干什么事,我都要和她挤在一起,不管会不会,我都要参乎,不让我弄不行。比如摘棉花,第一次和婆去地里摘棉花,我从柴房里拿了个筐子挎在肩上,婆说:“拿上这个围裙就行了。”说着,从我肩上取下筐子。我纳闷:“这围裙咋放棉花呢?”到了地里,婆把围裙往我腰上一系,说:“这样两手腾出来,就能拾棉花了。”我一看,原来围裙前面缝了个大口袋,是用来装棉花的。只见婆弯着腰,两只手轻快地、不停地轮换着往围裙里放着棉花。我学着婆的样子,可是我一摘,手就被张开的花壳尖尖扎得生疼,喊叫起来。婆赶紧过来,手把手地教我说:“不能用五个指头满手抓。”她一边说一边示范:“先用大拇指和二拇指从硬壳上面一捏,再一提,三个指头就把棉花抓出来。这样,花拾干净了,手也不会碰着硬壳壳。”婆的手指又灵活,又熟练。婆问我:“些不些?”(韩城话:知道了没有?)我说:“些了。”我照婆教的去做,好了些,但还是慢。一行都没摘完,婆已经摘了好几行,又回过头来迎着我。我看到婆的围裙隆起很高,鼓鼓囊囊,像怀了个双胞胎似的。而我的围裙里还是瘪瘪的,可是我的腰已酸得直不起来,蹲在地里懒得起来,婆拉起我说:“娃娃家,哪来的腰?紧赶起来,回去!”后来,我多次和婆一起摘棉花,田野里夕阳西下时,常有我们祖孙二人回家的身影。劳动在我,只是偶而的事,也觉得好玩,我更多的是爬树,掏鸟窝,与男娃打闹,整天价在村里、地里你追我赶。这样,我身体也结实了。小时候的我很顽皮,韩城话就是说我“淘得很!”爬树、掏鸟窝,都不在话下。一年里,榆树上结了“榆钱”,我们都会爬到树上,骑在树杈杈上边摘边吃。还常和村里同样大小的的男娃比,谁上得快?谁下得快?经常是差不多一块儿落地,他说他快,我说我快,反正是提着一篮子“榆钱”各回各家。而那几天的晚饭,婆就会用一些玉米面拌上“榆钱”,蒸成“麦饭”。槐树开出了一串串白花,我们也是这么办的。碰上村里没有玩伴了,我会一个人跑到梁岱村去。爬在炕上,看大娘或大表姐梁堂致做针线活。后来上学、插队后,我能做一点简单的活,比如缝被子、补袜子之类,除了是跟婆学的,还有都是在大娘家学的。而我自己母亲的女红,做得实在不敢恭维,我只有一次回家,看到她在缝被子,把一条被子四条线,缝得歪歪扭扭,针脚长短离奇,她说已经缝了半天。别的我还真没见过,她拿针线是什么样子。在大娘家,我无拘无束,吃饭、睡觉,都随表姐妹一道。她们干活,我自然会凑个数。在梁岱村干活,印象最深的是“捡羊屎蛋”。那场面几十年过去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仍在昨天。早晨,天麻麻亮,大娘把三堂、巧堂和我三个差不多大的女娃叫醒,一人手里拿一个破罐儿或旧搪瓷缸,每人发块干馍,我们三个啃着干馍往村口走,看见队上放羊人赶着羊群过来了,后面挤挤挨挨地已经跟着十来个小孩,手里都端着盆盆、缸缸之类。看见羊屙了,都抢着往缸子里拾,我们三个很快加入到里面。只见羊倌手里的鞭子高高扬起,把羊群往草滩方向赶,羊群一阵风似地呼啦啦跑着,带得乡间小路尘土飞扬。我们这些拾粪的小孩没有一个人嫌脏,钻到尘土飞扬的羊群里不停地拾着羊屎蛋,指望缸子里多捡一点。有的羊拉的屎像柿饼一样软,我觉得不太好拾,略微有点犹豫,手快的娃,瞬间就抢走了。我们有时还欺负羊,看见一只羊快要拉屎了,我们一喊一咋呼,把羊吓得不拉了,向前跑了一段,才又拉出来,引得我们一阵高兴和哄笑。反正捡一晌羊屎蛋,我们玩得都很快乐。回到家,大娘已经把“皂角”水倒在盆里了,叮嘱我们:“都把手洗干净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感到我们农村娃,是有点儿不讲卫生。我自己更是如此,把手在水里胡乱一涮,抓起窝窝头就吃。不过,奇怪的是,就这样也没见我们谁害病或闹肚子。

3. 婆是我心中的太阳

在解家村和西安家里,我确实不曾有过一样是大人用钱买来的玩具。但在村里,能玩儿的还是有的,比如荡秋千。在我们几户解家共居的大院里,在三婆家后墙与四婆家的门前,有一个十来米长的通道,不到三米宽,上面刚好穿着一条碗口粗的檩。每年清明前后,五大大在这个天然场地上,会用粗绳绑一副很标准的秋千,有扶绳,有踏板,成了村里大小孩子的乐园。解家的孩子们几乎都在这里,我记得,有六婆家的秋梅姑、天民大大、八爷家的元梅姑,二大大家的敬安哥等,还有一些我记得模样而叫不上名字的孩子。起初我不敢荡,五大大脚踩着踏板的两头,我坐在踏板中间,他带着我一起荡。我大喊大叫着,高兴得合不上嘴。荡着,荡着,我胆子越来越大,技术也越来越老练,一个人荡都没有问题了。荡高了,耳朵两边响着“呼呼”的风声,快乐极了。而且我们大家还比赛,看谁荡得高,等到离开村子那一年,我都能荡得跟檩子差不多齐了。记得有一回,我正荡得得意,四婆喂猪提着桶从下头过,仰着头说:“琰,胆子这么大!小心栽下来!”我是人来疯,她一说,我荡得更来劲儿了。我五岁多,“牙”因为咳嗽,哮喘病发作,没有治好而病故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长辈逝去,脑海里对生与死还没有什么认识。我拚命地哭,总以为我哭得声越大,爷爷听到了就会醒过来。婆那会儿忙得根本顾不上我。四婆、六婆和大娘、二娘她们看到我哭得恓惶,就说:“这琰和她‘牙’整天价在一起,舍不得她‘牙’走呵……”“到底是跟着她‘牙’长大的,感情深呵。”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就不想让爷爷死呵!所以就一直拚命地哭。忽然,不知是谁在我耳朵边,悄悄地说:“琰,城里的你大和你妈回来了。”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因为爷爷去世,也回韩城奔丧来了。但我看到两个陌生人站在我面前,根本就不认识。二娘她们在一边说:“快叫大,叫妈!”、“这是你爸你妈呵。”可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自从我一岁时送回解家村,四年多没有见面,哪里会有“父母”的概念呢?自然叫不出来!面对从城里来的“父母”,我茫然不知所措。可以想来,父母心里也不是滋味,亲生女儿居然连一声“爸、妈”都不叫。我本来坐在“牙”的灵前在哭,这一下不哭了。爬起来直向后院跑,一直躲到猪圈的墙后头。蹲在那里,但眼睛还不时朝前头望着。后来,婆把我从猪圈后边找出来,领到父母的面前,仍然是面面相觑。不记得父母说了些什么,反正我是一句话也没有。那一次见面,院里院外人很多,父亲也没有打我。只是在把爷爷安葬完,他们要回西安时,听他对婆说:“那就等上学时,我再来接吧。”我还记得,这次母亲回韩城,带来了两个哥哥的几件旧衣裤让我穿。而在这之前,我穿的衣服都是婆和大娘她们一针一线手缝的。那时还只是五六岁,让我穿什么,从不挑拣,男式女式我也看不懂。但是,穿着哥哥淘汰下来的衣服,问题很快就来了。我在前面走,居然有的男娃跟在后面,大声地喊:“娃子娃!娃子娃!”(韩城人把男孩叫娃子娃),他们是在起哄。后来,发展到有一群男孩子,一路跟在我后面喊,一直喊到家门口,还围着门喊。我心里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又气又恨,但又打不过他们,只好眼泪汪汪地告诉婆。于是,婆迈开她的小脚,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门口,对着那一群男孩子,吼了起来:“妈日的!还敢喊到我家来!!”她正要举起放在门口的大扫帚,向他们冲去,那一群男孩子“轰”地一下,飞快地四散跑了。回到家里,婆拉着我的小手说:“不怕的!看他们谁还敢再来!”这件事我印象太深了。在乡下,婆是我的保护伞,有婆,没人敢欺负我!在我心中,婆就是太阳,确实是这样呵。多少年里没有骂过我一句,没有打过我一下,无论我做什么,她都是爱,都是支持我的。有一次,我在四婆门道的房檐下掏了几个野鸽子蛋,婆还拿去给我煮熟了,让我慢慢地吃;还有一次,从梁岱村回来,因为在路上贪玩,天都黑了才进门,她问清我已在大娘家“喝了汤”,肚子不饿了,一句都没有责备。婆真的就像太阳光那样,包围着我。既让我觉得温暖,又感不到有任何约束。这世上能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也只有一个“我的婆”!

4. 我的恶作剧

婆的孙子辈,在解家村与附近村庄里就不下二十个,但唯独我是远离自己的父母,孤零零地在农村,因而,她老人家对我的爱,远远超过了其他人,都近于溺爱了。在五六岁时,我有时也很坏,常会有一些坏心眼,出一些恶作剧的想法或做法。婆都能容忍,宽大地待我。有时举起要打我的手,却没有落在我的身上。一次,山里的四婶到下面来作客,怀里抱着我的堂妹旭英,大约只有三四个月大吧,我看到四婶进门,也跟着跑回家来,抢着掀开堂妹的斗篷,看到旭英睡着了,觉得很好看也好玩,就突然扒在小妹妹的耳朵边大声“呵!”了一声。现在想起来,这举动真可恶,不但吓醒了小妹妹,忽然大声哭起来,把四婶和刚到身边的婆也吓了一大跳,她们齐声责备我:“你咋这样吓月月娃?”旭英那会儿还是个婴儿呵。我自己也为这行为觉得难堪,知道不应该,可是妹妹还在大哭,我却没办法了。四婶边给她喂奶,边哄着,婆举起了手要打我,可是,婆的手并没落在我的身上,只是吓唬一下。我想,当时婆要真的打我几下,或许还能好受一点。因为我确实是恶作剧,是错了。后来,旭英长大了,我提起这件事,她一点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她才几个月大。还有一次恶作剧。好像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婆早已起床干活去了,我还在睡懒觉。睡眼惺忪中,突然发现身边卧着一只小猫。毛茸茸的,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小猫小狗,就把它撵下了炕。谁知道,一会儿,它又上来了,好像是因为我被窝里暖和。而且卧得离我越来越近,一下卧在了我胳膊上,还能听到它的呼吸,两只眼睛在被窝里一闪一闪,讨好我似的。我壮着胆,双手卡住猫肚子,却不知从哪儿把它赶走,发现地上有个席筒子,于是我光脚跳下炕,踩在凳子上,把它从上面的口口扔了进去。让它在里面叫,我就起来玩去了。快晌午时,婆到屋里取东西,听见有猫叫,可就是找不着。我告诉她,把一只猫撂进了席筒。也可能是把小猫摔坏了,听它的叫声又细又小,怪可怜的。婆一听很生气,掀起席筒把它放了,说:“你这么坏,把小猫关在这儿,饿死了咋办!它妈找不到娃,还不急死了?”停了一会儿,她拉着我的手说:“把你关起来行不行?”我知道错了,低声应了一声:“些了。”第二天早上,婆给我穿衣服时,我又想起昨天那只小猫。问她:“婆,猫它妈咋能认识小猫呢?那些小猫长的都一个样子呀……”婆笑了,说:“傻瓜,猫和人一样。谁家的妈,会不认得自己的娃?”随后她说:“不要再欺负猫了,长大了它会逮老鼠。”我这才知道,猫还能逮老鼠呢。婆的院子里,没有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巷子里的伙伴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有时会很无聊,在院子里找不到乐子,常常前院后院地乱转,好几次都跑到猪圈,逗猪玩。我下巴支在圈墙上,拿着拌猪食的棍子,把猪撵得满圈跑,躲都没地方躲,猪很生气地嗷嗷叫着,我觉得还高兴。现在想想,那也是一种恶作剧。一次,我用棍子在它的背上滑过来,滑过去,滑着,滑着,猪前脚慢慢地弯曲跪下,接着干脆后脚也松开,四蹄儿伸开躺下了。猪哼哼地看着我,似乎在求我说:“把我跑得累的,快给我挠挠吧。”于是,我用棍棍在它的身上轻轻来回滑着,还绕着它的耳朵、眼睛周围滑着,把它舒服的,一会儿就打着呼噜,晒着太阳睡着了。又有一次,婆来喂猪,看到我正在撵猪跑,她夺下棍子歪我说:“你这娃,咋撵开猪了,淘的,一下下都不得消停!”我看到猪真是饿了,一眨眼,食槽里的食就下去了一大截。婆瞅着我慢慢地说:“猪要养着,才肯上膘。你撵它,它就饿得快。只见喂,不见膘。”那个时候,我有六七岁了,婆说的话,也似懂非懂。但我再也不去撵它了,扒在猪圈上时,光给它挠痒痒。心想着,让它睡觉,让婆养的猪,长得快快的。这样婆就高兴了。无论婆是在纺线、织布、或者替我一针一线地缝袄,我都会凑在跟前。学着搓“棉花捻子”,学着用“拐子”缠线,但我一弄就弄成一疙瘩,婆总是把我两腿一搂说:“快点玩去,不要捣蛋。”她是撵我走开,不要添乱。说归说,可并没有硬撵我走。我看到她盘坐在草垫上,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拿起“棉花捻子”拉着往上一扬,线就出来了,很好奇。光想坐在纺车前弄一下,婆不让我动。于是,看她做饭去了,乘机试试,可腿怎么也盘不住,整个人就翻在垫子上了,只好伸直腿坐下,拿着剩下的半截“捻子”,学着婆的样子,出来的线却粗得用不成。婆见了说:“叫你不要弄,你偏要弄,等长大了再学!”婆做针线活时,常常穿好线,让我把两个布条缝在一起,针脚再大再宽,她都说:“琰缝得好。”有一次,婆正在炕上给我缝袄,我自告奋勇地把线和针拿在手里,要给婆穿针。可穿了几下,还是没把线穿进针眼,关键是把线在嘴里一抿,线太湿了,软不沓沓,就进不去针眼了。正穿着,指头一滑,不小心把针掉了。屋里光线暗,咋找都找不着了。满地砖缝缝都找遍,还是不见针影影,把我急得团团转。这时,婆下了炕,说:“来,婆给你找。”只见她拿了把剪刀,勾在手上,左右摇摆着,顺着地面晃着。嘴里还念念有词:“针,针——,快出来……”“针,针——,快出来……”后面还有几句,我没记住。这么念着,她还不时地把剪刀轻轻地撞着地面。我只顾看了婆,也不找针了。觉得她那么好笑,就说:“婆,针又不是人,它能听见你叫它吗?”而婆根本没有听我的话,还是自顾自地念叨着:“针,针——,快出来……”那副专注认真的样子,就像“针”真的能听到她的声音,这更使我乐得咯咯咯地大笑,而且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不一会儿,婆得意地晃着手里的剪子说:“你看,找着了没有?”她手上的剪子,还真的粘着我刚才掉的那枚针。我奇怪极了:“婆,你咋能把针粘到剪子上?咋这么神?”而她露着一副神秘兮兮样子,就是不告诉我。我死缠活缠地摇着她,她也不说。我还问婆说:“猫和人一样,能认出她娃,难道针也和人一样,能听到婆在叫吗?”婆总是神秘兮兮地笑而不答。对这件事,我一直心存疑惑。直到我上了初中,物理课张志强老师讲到磁场、磁力线、N极、S极等等,还在课堂上给我们做了实验。老师把吸铁石放在一块硬纸板下面,板上面撒了一些铁屑,他把吸铁石一动,上面的铁屑就跳了起来,还排成几条曲线,这就是磁力线。让我们看到了吸铁石可以吸住铁砂的现象。婆用剪刀在地上把针吸上来,也是这个道理。不知道,她的剪子啥时候有了磁性。那一段,婆正住在西安,我一放学就把当年她用剪子找针的“把戏”戳穿了。果然是隔壁二大大给他教了这个办法,也把剪子拿到矿上的磁铁上去磨过了,但婆并不知道这里头的科学道理。至于嘴里念的那个“经”,显然是人家在利用迷信,故弄玄虚罢了。当年一定要让她讲出个一二来,也真是难为她了。

5. 万能的婆

小时候我觉得婆什么都会做,心里崇拜得不得了。记得我六七岁时留着小辫儿,整天和村里的孩子挤在一起,爬了一头虱子,那时大家好像都有。大一点的娃还教我,怎样从衣裳缝里找虱子,抓住了,用两个大拇指指甲盖对着一挤。“哔啵”一声,为了听声音,指甲盖上都是血,也算自己消灭了几个“敌人”解解气儿。但是头上、身上痒得难受,让婆替我洗头、换衣服,都不管用,婆决定给我彻底解决。那时,穷村百姓,也没有什么洗洁净、消毒液之类。婆把“六六六”粉轻轻撒在我的头发里,我只是觉得头皮烧烧的,其他倒也没有什么。又撒药,又剪短头发,用皂角水洗,再洗,再冲,弄了几来回,终于把虱子清除,我身上也不痒了。婆再三叮咛我,不要和脏娃子挤在一起。可那时,许多小伙伴都是脏兮兮的,家里也不太管这类事。有个春天,桃花、杏花、油菜花等都开了,我和几个小女娃在地里一块儿跑呵,采花呵,抓蝴蝶呀,反正是“疯”了一天,婆和五大大寻着叫我吃饭,硬是从地里把我拖了回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忽然觉得身上痒痒的,腿上、胳膊上、身上出了大片的疹子和红块,痒得简直受不了。婆称为长了“风湿”(韩城人将风疹称为“风湿”)。她把家里平时攒着的几个“老南瓜把儿”放在锅里煮着、熬着,熬出一锅深黄色的汤汤,再盛到一个大木盆里,把木盆放在炕上,盆上又架了一个板凳,让我脱光衣服,坐在凳子上,两只脚踏在凳子的档档上,然后又用一个棉被把我和盆子都严实地捂了起来,光露出头和脖子。婆一直守在被子外头,给我说话。我在里头倒是暖和,还舒服,慢慢就不痒了。好像是半中间,婆又把半盆子水倒出来,烧热了再倒进去,保持着盆子里的热水能冒热气。弄了大约半晌,我就一点儿也不痒了,擦干了一看,身上的血斑斑和红点点也没了。现在想起来,这是婆的“土桑拿”。可能这种办法还是婆上面早几代的老婆、老老婆、传下来的。这办法真灵。婆真是神了,还是“医生”呢。说到婆是个“医生”,记得还有一件事。小学二年级暑期,我回到婆的身边,没几天两条大腿外侧莫名其妙的发痒,而且越挠越痒,挠着挠着还起了些水泡,挠破了,伤口又化浓,变成又疼又痒。婆看了,说是“水土不服”,我也不懂。痒得光想挠,婆说:“不要再挠了,指甲有毒。”她找出一把杏仁,一只手用火钳夹着杏仁,送到灶火边,另一只手慢慢拉着风箱,用小火烤着杏仁,直到把杏仁烤糊了,又把它放在镰片上,用指头压着,转圈地磨。我看到磨出来的是油乎乎的黑汁汁,像膏药似的。婆就把这黑汁汁抹在我的腿上。很快腿就不太痒了,第三天就不痒了,慢慢地伤口也不再流浓。我性子急,不停地催婆,叫她“快点抹,抹快点”,可是婆还是慢条斯理地,一个一个地烤杏仁,趁热磨成黑汁汁,还是细心地一点一滴地抹,就像绣花似的。还教训我说:“瓜娃呀,这是慢工活,急不得!”大概有一个礼拜吧,我的腿终于痊愈。现在我的腿上还留着一些像“牛豆花”一样的疤痕,看到它们,就使我想起在婆身边度过的暑期。那个夏天特别热,整个解家村像个蒸笼,屋子里更是闷热异常,蚊子也多得让人能听见它们的嗡嗡声。晚上睡觉,婆总是叫五大大把干蒿草拧成绳子,从里到外熏一遍,让我再睡。我当时腿上抹药,不能侧睡,只能平躺着。婆整夜整夜地守在我身边,摇着扇子。我都九岁了,婆还在不停地念着小时候教过我的那只顺口留。我就在婆的“催眠曲”中,享受扇子送来的丝丝微风。这就样,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个个闷热的夜晚。想到婆在我身上曾经倾注的这么多心血,我的眼眶竟不知不觉地储满了泪水。透过泪水,我似乎又看到了她老人家,还坐在身边,身子一摇一晃地在给我扇着扇子……我知道,这是幻觉。岁月已经掠过了五十多个夏天,我自己也在一步步走近花甲呵。

6. 进山,去四大大家

大约是1965年夏,我在西安读完小学一年级刚放暑假,贵平叔叔来家问,要不要把我带回韩城?他的母亲是婆的亲妹子,就住在梁岱村,而他工作也在新华厂,因之常来我家。我小时候随他往返于城乡间的次数相当多。在与父亲相处的一年里,我连遭暴打,父女间已经形同“仇人”。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时刻都想离开他;而他对我一直看不惯,也肯定讨厌。于是贵平叔一说,就同意由他把我带回。一回到婆身边,我就如鱼得水了。虽然抱住婆哭了一回,让她看我身上的伤痕。但毕竟是一个八岁的孩子,玩上几天也就忘了。而婆还在耳朵上悄悄给我说,她会让贵平叔常去我家,碰上放假,就把我带回来。于是,我又回到以前在解家村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山里的四婶怀里又抱着一个小孩来看婆了。原来是四婶生了第二个女儿,是旭英的妹妹旭转。已有七八个月大,很好看,眼睛像两颗黑黝黝的葡萄,脸蛋嫩得好像一碰就会流出水来,我又是一看就舍不得放下。但我已经长大,不会再像三年前对旭英那样,吓得她大哭了。四婶一直对我很好,一点也不记恨,让我把旭转抱着、颠着,我们都很快活。四婶看着我抱旭转玩得很开心,对婆悄悄说:“妈,能不能让琰跟着我上去,帮着抱抱旭转,那怕一半个月都行。”那时,她的大女儿只有三岁,一点忙也帮不上,实实忙不过来。婆犹豫一阵后,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一想,我还没有见过大山呢,为啥不去看看。就高兴地说:“愿意!”第二天,晌午饭后,四婶抱着旭转,我提着小包袱,厮跟着一起去四大大家了。谁知走了两个多钟头,我都满头大汗了,把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没见到山影影。对四婶说的“只有三四十里地”算是领教了。一直走到太阳都快下山了,才走到山跟前。四婶一边给旭转喂奶,一边还给我打气说:“咱俩得赶天黑前到家,天一黑,路更不好走了。”我这才知道,是因为我走得慢,婶子走在前头,老得停下来回头等我,要是她一个人走,这会儿早就上山到家了。我只好咬着牙,紧跟在婶子后面,她抱着娃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催了好几回,终于天刚黑赶到了家。那一天我最少走了四个多钟头,这辈子我还是头一回走这么长的路。四大大和山里婆,见了我都很高兴,叫我脱了鞋,坐在炕上休息。我把四婶的娘叫山里婆,四大大进山倒插门,改姓孙,而婶子改姓了解,反正他俩还是一个姓解一个姓孙,山里头的规矩倒也公平。我歇了好大一阵,才缓过劲儿来。大大问,山里咋样,我说:“一路上山,地无三尺平,路无一尺宽。”大大一听就笑了,山里婆还说:“还是城里娃会说话。”其实,这是婆在家里时,形容山里的话,让我借来用上了。婆在四大大成亲时也来过山里。第二天,我在院里院外转了一大圈。四大大家院子不大,坐落在盘龙山的一个北坡上。后来才知道,韩城人把这一带山地统称为“北山”。解家村在它的东南方向,相距四十里。大大家坐北朝南,一进门左手一间房,放着粮食、工具。北面是依山而箍的两个大窑洞,窑洞里很凉快。窑旁有个栅栏门,是猪圈。第三天,队里分洋芋,婶婶牵上小毛驴让我一块儿去,一出门她就让我骑在驴上,这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骑毛驴,很新鲜,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当毛驴一走,一颠一颠,上山还可以,下山时就受不了了,往下一看,魂都要掉了。感到整个人随时都会翻下山去,吓得乱叫唤。婶婶笑着安慰我说:“不怕的,不会掉下来。”一路骑着,都是她扶着我的腰,才好不容易到了队上。放眼望去,满山稀稀拉拉,没几户人家,一家和一家相距甚远。大大家住的,在山这边,有20来户;翻过去,山背后的沟底下,还有20来户。山里柿子多。在解家村,吃的是婆晒的软柿子。而这里的柿子是硬的,大得多。头天晚上,山里婆把新鲜的硬柿子,放在灶火锅里暖着,一整夜水都是温温的。第二天,柿子就不涩了,又脆又甜,我可爱吃。结果吃得太多,拉起了肚子。婶婶让我停一停,肚子就不拉了,慢慢我也适应了山里的生活。在山里抱娃,一共住了三个礼拜。最难堪的事,是解大手。家里没有厕所,解手就在猪圈旁的墙角角里。没想到,我一拉屎,猪就把门顶开跑出来了,在屁股后面拱着吃屎,吓得我拉一点,挪个位置,可挪到哪儿,它就拱到哪儿,把我吓得不得了,真怕它来咬屁股。就从地上拾根棍子打它,可那只猪一点也不害怕,好像屎是最吸引它的美味,你再打,都不退缩,还要来拱,真拿它没办法。后来,我终于学会,每次解手,事先就拿根棍子,防备着猪来拱。我在四婶家抱了二十多天孩子,那时我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一星期的新鲜感过去,就又想婆了。走的时候,四婶过意不去,赶着还给我做了双新鞋,把我送回了解家村,她虽在婆这里睡了一晚,可一来回就是八十多里地呵,农村人的吃苦,给我留下终生的印象。这一年我回了两次解家村。暑假待了一两个月,到了年底也就是1966年初,贵平叔要回韩城过年,来看父亲,我就赖着他把我带去,又回到了婆身边。春节期间,刚好遇上21岁的五大大娶亲。梁带村、潘庄、婆的娘家,远近亲戚挤满了一院子,门子里的四婆、六婆、二婶都来帮忙。比大大小一岁的五婶王文英,是同村人,从一队嫁到二队。那一天,穿着一身红袄红裤的五婶,是五大大用自行车把她推回来的。我记得,当主持人高喊:“二拜高堂”时,婆笑得嘴都合不拢。不知是谁给她抹了一脸的灰,我有点生气,小声问婆:“谁给你脸上抹的灰!”婆说:“今儿个是喜事,不能生气。”我当时想,牙(爷爷)要在多好呵,可是那时牙已经去世快四年了,是婆一手操办了这场婚事。晚上,他们一入洞房,一群小伙子都跑来“听房”,我不知道他们在听啥,也挤到窗口去听,好一阵,啥都没听到。直到婆连声吆喝着“快回去! 快回去!”他们才散了。五婶的进门,使我们这个家有了很大的变化。婆已经过了花甲,让她里里外外操持这个家,毕竟精力体力都不足,用农村的话说,家里没个年轻女人,就像塌了半边天似的。家里遇上拆洗被褥这一类重劳动,老人家就显得力不从心。五婶一来,这下就好了。此后的6年里,她连着生了三个表弟妹,祖孙三代6个人日子过得很兴旺。五婶勤劳贤慧,任劳任怨,不但对婆、对她的孩子,关爱有加,我每次回家,对我问寒问热,特别亲切。记得有次陪她去沟底下洗衣服,我看到内裤上有分泌物,弄不明白,五婶说这是“白带”,女孩子大了都会有的,她还帮我洗干净。那年我都10岁了,可是生理上的事一点都不懂,母亲也从未指点过。所以在内心,她一直是我亲近的长辈。

7. 我家是中农

1966年秋天,我已经是三年级了。新华厂子校,把原来的“少先队”取了,要建立“红小兵”,中学部好像是成立了“红卫兵”。发了一张“表”让大家填,老师强调“家庭成份”一栏,要填老家的成份,大家如填不了,回家“问了父母后再填。”那时,刚兴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对谁家是什么成份特别在乎。可是老师刚把“表”给我,我就说“我家的成份是中农,我知道。”老师还奇怪“这么大一点,在城里长大”,咋能知道农村的成份。我说:“我就是在老家长大的,我奶说的,我家是‘不带上字也不带下字’的中农。”也就是说,我家既不是下中农,也不是上中农,而是中农。因为小时候,有次听大人说,谁家是啥农,谁家是啥农,而我家是中农时,我问过婆:“啥是中农?”婆说:“你‘牙’弟兄五个,有10亩地,刚够自己种,既没钱雇人种,也不用去当‘长工’给人家种”。长大后我知道,那叫“自给自足”。那一回,婆还说“咱家虽苦一点,但能吃饱,从来不去要饭。”而我知道,以前村里,还真有人家吃不饱饭,要去借、去要的。不过,到我幼年时住在村里那一阵,大家都差不多了。我还知道,原来住在一个大院里的解家“门子”,都是中农。因为土改时定成份,爷爷的那些老兄弟都还在,大家是同一个成份。对家里是“中农”,印象很深,有一回临近年关,杀猪、分肉时,我还听婆提到过。解家村不大,几乎家家都养猪。但到年根时,有的人家却杀不起猪,因为他们要卖猪换钱,自己要吃肉,最多去集上割上一二斤。而我们解家门子,是轮着杀猪,去年你家,今年我家,明年是他家。每年有一家杀了,各家分一些。一只猪的肉,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多的上百来斤,分给各家,每家也总有一二十斤肉。轮到谁家杀猪,谁家就主持分肉,但婆回回都要被请去招呼着,从来没有听到过谁家为分肉多少而嚼舌根子。每回杀猪都是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一来临近年关,也没啥农活了,家家团聚;二来有肉吃了,大人们总会喝一点酒,而且辛苦了一年能有肉吃,也只有这么一回。而我最高兴的事,是那个“猪尿泡”总被我抢到,虽然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喊着要这个猪尿泡。因为总有婆或哪个婶婶会说:“给琰,看娃恓惶的,爹妈都不在跟前。”这样,就没人跟我争了。这个时候,五大大会把一根细扫帚竿,截去了两头的节子。当热乎乎的尿泡一到手,婆就把这根管子插进去,叮咛我:“趁热吹,凉了就吹不起来了!” 尿泡刚取出来时,只有我手心那么大,可是一吹一吹,把我脸挣得通红时,尿泡也就鼓起来了,而且一点一点地变大,比大人的头都要大,也透明起来了。别的伙伴看着我吹,眼红得很,嚷嚷着要帮我吹。这时,我看敬安哥对我好,最不欺负人,就让他也吹上一口。直到大人说:“不能吹了,要爆了!”这才停下来,婆总是取出管子,用细绳绳把口扎得紧紧地,五大大把它挂在大门垴上,晾干后,敲起来还嘭嘭作响呢。婆每次把分的肉拿回家,总要做上一盆红烧肉,天寒地冻的,放在不烧炕的那间屋里,也不会坏。精打细算着吃,能吃个把月哩。那一段,我在家里真让婆给惯坏了。每回吃饭,总要用手指指那间放肉的屋子,婆就明白了,进去用筷子挑上一块,放在我的碗里。婆看着我这么喜欢吃肉,曾动情地说过:“要是一年给娃都吃不上一回肉,咱还算个啥中农?”其实,我们家平日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冬天里,把萝卜、白菜、红苕放在地窖里,能抵挡一阵子;春夏,像香椿、荠菜、苜蓿、蒲公英、蚂蚱菜、灰灰条等野菜都能下饭。碰上什么菜都没有时,婆还把我领上,到远一点的黄河滩,去摘些苦菜。记得,苦菜叶子渗出的汁像牛奶一样,可弄到手上,不一会儿就变得黑乎乎的。婆给我说:“这菜有毒,要焯熟了,才能吃。”现在想来,婆在不知觉中,教会了我许多生活道理和常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婆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8. 后来多次回到婆身边

1967年春夏,“文革”第二年,大一点的学生们串联去了,我们小一点的去不成。也没课上,父亲让贵平叔把我和二哥捎回了解家村。走之前,他给我俩规定,回西安时,每人要背一百条《毛主席语录》,这成了我的思想负担。回村后也不能痛快地玩,嘴巴总在嘟嘟囔囔,每背一条,要在本子上记一下,隔些日子,还需要翻开本子数一数,背了几条了。二哥却整天玩,找他一般大的伙伴野去了,他根本不怕,知道就是背不出语录也不会挨打。可我不行,常想着背语录的事。有一天,我在后院,边玩边哼着语录歌,婆匆匆过来,神秘兮兮地撩起衣服,从裹兜里掏出两枚热乎乎的鸡蛋,小声说:“我娃今儿过‘裟儿’(韩城话,‘裟儿’是生日),婆煮了两个鸡蛋,快趁热吃了。”她还嘱咐说:“悄悄,就在这儿吃。”她的神情告诉我,没给二哥煮,因为他不过生日。看来,婆在为“我要背书而二哥在玩”抱打不平呐!攥着鸡蛋,我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很幸福。要知道回城后,就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连生日也忘了。只有在婆跟前,我才有这个待遇呵。这个世界上只有婆是心疼我的,她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我有点偏心的人。剥开一枚蛋,我舍不得大口吃,小口小口地吃着,看着,一点一点地品着……,把另外一枚放在了衣袋里。晚上,我钻进婆的被窝把蛋递给她。婆诧异地问:“咋还没吃?”我说:“给你留的。”婆推着说:“我娃吃,婆不吃。”我俩相互让着。末了,婆剥开蛋,把大半个放进我嘴里,剩下的她吃了。悠悠岁月,吃过无数次鸡蛋。唯独这两枚,是我吃过的最香、最甜、最有回味的。因为这是我结婚前,唯一一次因为生日而吃鸡蛋,还是婆给我煮的。结婚后,每年生日,家里会多做几个菜,喝上一点红酒。但眼前总会浮现出,那天婆与我一起分吃一个鸡蛋时,那个慈祥的笑容。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爱、父爱,婆对我的爱却是比父母要远远地多,要深上不知多少倍。因此上小学、“文革”中没课上时,我想方设法地要回到婆身边去。插队那几年没法去,回城工作后,第一个春节假日就回了解家村。这时婆已经快八十岁了,我给她买了一顶绒绒帽子、抹手的“海蚌油”和葡萄酒(我当时每月工资34.50元)。婆把帽子翻过来翻过去地看着,爱不释手。末了,她老人家慈祥地端详着我的脸,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说:“那年在西安,有一次睡在床上,我要关灯,你要开灯。咱俩你拉一下,我拉一下地来回了好几次,我打了一下你的手,你才停住了。”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为了这一下,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格挖”着(韩城话,“格挖”是难受)”我说:“婆,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心想,婆仅仅打了一下我的手,更何况,当时是我不对,可她心里一直在自责。婆这深深的爱,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是默默地深埋在心底。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爱,才是人间最宝贵的呵!当时,我抑不住内心的感动,一下子扑在她老人家怀里,头埋在婆胸间,呜呜地哭了。似乎多年来的压抑、委曲、回城后受的苦难,一下都倒了出来。婆摸着我的脸,哄着我说:“不哭了,不哭了,我人活着,你多回来看看。我不在了,就不要回来了。”说这话时,她语气轻松,表情非常平静,爱抚地望着我。细细体味婆的话,不无道理。她活着,我多回来看看她,尽点孝,她能感觉得到;而一旦人走了,你就是再哭天喊地,不管再做什么,她也感觉不到了。婆真是豁达,大彻大悟,想得开呵! 戊辰春日回乡,我与婆在屋后麦地里 我记着婆的话。有了先生,首先带着他去看婆,我们给她在麦地里、在皂角树下,拍了许多照片,她当年已经84岁了,脸上的皱纹虽多,却比世界上所有老人都慈祥,照片放大了许多张,都被其他的孙辈们要走了。 孩子三岁时,我们带着他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去看婆。我让儿子学我当年的样儿,爬上梯子去鸡窝里摸鸡蛋。儿子拿着鸡蛋,大喊着:“还是热的!热的!”高兴得不得了,他也是才知道,鸡蛋生下来时,原来是热的;吃饭时,儿子细细地盯着婆的嘴巴,忽然说:“老婆吃饭,像老虎(韩城话:妈的婆,或婆的妈,称老婆)。”婆一下乐了,故意张着没牙的嘴巴,装着要去咬他,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晚上,我们全家人都挤在婆的炕上,四世同炕,一直有说不完的话。只有和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得踏实,才觉得温暖和幸福。婆只活了九十三岁就走了,我的心从此空空落落……只有在梦里还能见到她,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淌成了河。

(作者解琰,丙申初夏于长安)

终究是你老婆教会了你成长:婆是我心中的太阳(1)

1988年4月24日摄于解家村,时年84岁

终究是你老婆教会了你成长:婆是我心中的太阳(2)

1988年春回乡,作者与婆在屋后麦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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