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汶祥刺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引起了很多史学家的研究刺马案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在案件发生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张汶祥刺马案真相，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现在的人们也只是从历史上留下的只字片言中推测一切，所以说张汶祥刺马案真相可以说是雾里看花，实在是看不清楚但翻看历史不难发现，其实“刺马案”的真相就是清朝廷官场腐败乱象，官与贼的“互掐”，进而串起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所不为人知的事件，清廷本想掩盖真相，却欲盖弥彰，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晚清四大疑案之刺马案真相?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晚清四大疑案之刺马案真相
张汶祥刺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引起了很多史学家的研究。刺马案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在案件发生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张汶祥刺马案真相，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现在的人们也只是从历史上留下的只字片言中推测一切，所以说张汶祥刺马案真相可以说是雾里看花，实在是看不清楚。但翻看历史不难发现，其实“刺马案”的真相就是清朝廷官场腐败乱象，官与贼的“互掐”，进而串起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所不为人知的事件，清廷本想掩盖真相，却欲盖弥彰。
一、事件始末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刚上任不久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结束一场阅兵操练活动，于傍晚徒步走向不远处的衙署，回到督府（今南京玄武区总统府）侧门，正准备回署衙休息时。就在这时一中年男子，平民打扮，一边高喊冤枉，一边向马新贻大步奔来。仅距离一步时，忽然从靴筒中抽出一把匕首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次日，两江总督马新贻不治身亡。一时间这场称为“刺马案”的事件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次日，马新贻不治身亡。
堂堂两江总督，朝廷钦点的一品大员，上任不到两年，让个平头百姓给捅死了，慈禧震怒，她命令江宁将军和漕运总督两名一品大员火速前往，严审此案。但事情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调查结果少得可怜，刺客名叫张汶祥，49岁，河南人。信息到了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最关注的作案动机，是否有人指示，却迟迟审不出来。会审从10月一直审到12月，两个多月毫无头绪，最后两名官员定了一个奇怪的结论。
两名初审官员再给慈禧的奏折中写道：刺客张汶祥曾经做过海盗，被马新贻镇压，同伙被杀，因而生恨，于是杀了马新贻。听上去动机明确，原因简单，一旦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这次刺杀事件，就是刺客张汶祥一人做事一人当。
审了两个月就审出这么个结果，当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根本就不相信。于是找来当时的刑部尚书郑敦谨，前往江宁，再审刺马案。
然而，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甚至直隶总督与刑部尚书联合会审，审判结论却依然是张汶祥因个人恩怨行凶，没有幕后主使，刺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最终清廷无奈接受，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无疾而终的刺马案成为当时的热门谈资，不久就被编成传奇戏文，后世还曾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比如，1973年，由张彻导演，姜大卫、狄龙、陈观泰主演的邵氏电影《刺马》；1992年台湾出品的由姜大卫、李婉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刺马》；2007年，由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大片《投名状》等影视作品；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陈可辛指导的电影《投名状》中，也有一桩“刺马案”。影片主要围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情感纠葛，用儿女情长向观众描绘了一个腹黑大哥从崛起走向灭亡的故事。然而，真实历史上的刺马案，远远要比这些所谓的儿女情长要复杂得多，同时其牵扯的背景之多、盘根交错之密，更是电影所不能及的“精彩”，连慈禧太后都说：“此案岂不甚奇？”
二、疑点重重
总体而言，刺马案的离奇之处有很多。
其一，刺客张汶祥得手太容易。马新贻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开始操练军队，并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立军功，一路升职到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后，马新贻当即组织了2500人的亲军。遇刺当天，马刚从校阅军队的训练场回来，身边警卫重重。凶手为何没受到阻拦，仅以一把短兵就直击马新贻要害。那么多的士兵就在当场，竟然让一个刺客轻易地就奔向两江总督，这说得过去吗?可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刺客行刺完后好像并不急于逃走。而是走向那些来抓他的士兵，宣布他们总督的罪行，并且还有条不紊的慢慢陈述。
其二，犯人张汶祥作案动机不明确。张汶祥本是一名军流犯，即被判处流放并承担军役的犯人。案发前，张汶祥以经营高利贷为业，实际上就是一名贪腐官员保护下的罪犯。张汶祥刺杀被拿下后，口中还不停地叫喊：“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可见这次刺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其三，案件审理太拖沓。当地江宁知府和县令进行初审，向清廷上报“张汶祥杀人也许无人主使”。朝廷不予采信如此模糊的结论，下令江宁将军再审，同时派遣曾国藩主持审理，曾却借口眼疾未去。
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后清廷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主持审判，并特别强调要查出幕后主使，然而张之万也拖了一个多月才赶到江宁。但他们借口“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拖拉时日，也不用刑。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清廷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满人郎中伊勒通阿与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由此可见，清廷的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都很到位，但是官员们却不断搪塞。
曾国藩接旨后却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等到清廷一再催促查案，曾国藩终于拿出了最终定论：同意初审。先后几十名官员参与、审理长达半年之久的刺马案，最终毫无进展。
其三，郑敦谨审案审了几日，但张汶祥却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私下问他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即按魁、张原的说法结案，仍按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表示认可并愿意负责，但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四，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带队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辞官，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就地隐居，终生不再为官。只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其五，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却并无实缺，贫困潦倒。颜士璋还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而满人郎中伊勒通阿则是“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养老去了。
其六，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都曾经候补数年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
其七，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并在剧中传说张汶祥是捻军的余部，或者是太平军的余部，是马新贻曾经的结义兄弟。污蔑马新贻是个无耻小人，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的马新贻犹如一根软骨头，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
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拜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奸占了拜把兄弟曹二虎的妻室，又诱杀了曹二虎。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并决心将这等恩将仇报、过河拆桥之人杀之而后快，所以这才弄了出刺马的大案来。这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电影《投名状》的主体剧情由来。
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三、时代背景
其实，但凡政治人物被刺的案件背后，通常都是派系间的权力争斗。法国大革命时，马拉被刺杀，背后是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争斗。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被刺杀，则是他与武士阶层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马新贻是清朝九位级别最高的封疆大吏之一，他的死，或许与晚清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组建了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国藩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另外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的无数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慈禧自然要这笔钱。湘军攻破天京后，慈禧下旨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迅速查找天国金库，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并将财富上交清廷。但曾国藩上奏说，攻下天京后，残留的太平军自己放火烧了洪秀全的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他派人前去仔细搜查了三天，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金库。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过于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但攻破天京后，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朝廷又怎能不怀疑。
1864年，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驻扎江宁。曾国藩当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道理，在攻下天京后不久，就下令裁撤湘军，但湘军头领依然占据江南几乎所有重要官位，呼风唤雨。碍于曾国藩的威望和湘军的实力，慈禧不敢轻易动他们，但慈禧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更何况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便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他的部下都在怂恿他谋取帝位。于是在湘军裁撤不到三年，慈禧就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置，命他担任直隶总督，明升暗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马新贻奉内阁谕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兼任通商大臣。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
四、发生的可能原因
那么，我们就结合时局来分析一下清朝第一奇案——刺马案发生的可能原因。
首先，慈禧为什么要重用马新贻？这里有个平衡关系，当时湘军这支由汉人组成的私人武装日益骄横，且战斗力显著强于清朝的八旗和绿营，而此时，浙江正牢牢地控制在湘军手里。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就可以他组建的淮军制衡曾国藩乃至湘军。
其次，此前曾国荃攻破天京，向朝廷上报除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外，别无所获。当时朝野议论纷纷，慈禧也极为不满，然而湘军纵火毁城，没有留下证据。洪秀全搜集的财宝大多被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私吞，如能追回这批财宝，不仅能够极大地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也能从财政上消除湘军搞事的可能。
第三，引淮制湘，抬高淮军地位，压制湘军，蓄意挑起两大汉族地主武装的矛盾，清廷在居中调和，获取湘淮军阀的效忠，维系统治平衡。
五、事件结论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
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曾对郑敦谨称马新贻在最后一次面见完慈禧，从养心殿走出来的时候，他表情木讷，显得极为慌张，步履蹒跚，汗水都把官服湿透了。另外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便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两江总督这个位子一定会夺了他的性命。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但除了打击海盗和修复漕运外，他最大的功绩便是代表清廷裁了两万湘军。所以马新贻这个两江总督兼任通商大臣，很可能肩负着为慈禧太后追查太平天国的财宝和制衡曾国藩乃至湘军的重任。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
其四，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滞留本地，到处游荡掳掠。反而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和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又被马新贻打击镇压了。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着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
从上述各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现代史学家通过对清史的研究认为，马新贻很可能是一直遵照慈禧太后的密旨在调查曾国藩收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聚敛的财富，因为曾国藩没有将自己收缴的这笔财富全部的上缴给清政府，而是中饱私囊，自己留下了绝大部分。就在马新贻将要调查清楚的时候，张汶祥刺马案就发生了，所以这一案件的幕后黑手应该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集团。
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而刺马案后，慈禧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与曾国藩一起查案，也暗含着对曾国藩的敲打。
六、政治博弈慈禧内心很明白，她当初让马新贻剿灭湘军残余势力，但随着马新贻被公然刺杀，眼下局势表明，清廷已经无力控制湘军的大本营、两江地区的局势。并且，湘军势力遍布朝野内外，眼下看来确实已经难以撼动，即使强势如她，也只能跟曾国藩这些汉人军阀势力妥协了。
因此，在召见曾国藩，让他继续回去坐镇两江地区时，当曾国藩请问应该如何办理马新贻一案时，慈禧啥也没说，只是跟曾国藩说：“你到任后，要好好练兵！”最终，马新贻被刺杀案被潦草处理、不了了之。至于张文祥幕后是谁指使，就连慈禧也都再过问了。
这场朝廷与地方的博弈中，双方均有妥协，湘军获得了无数的财宝和发展的空间，并最终形成了晚清有名的汉族政治势力；清廷也打消了湘军的猜忌，获得了江南汉族地主阶级的效忠，维系了清朝的统治，成功实现了双赢。只可惜马新贻与张汶祥做了无辜的牺牲品。慈禧的妥协体现在中央政权削弱地方权力的无果。湘军这种带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是清廷受到太平天国威胁下的救急产物。为朝廷解围后，强大的湘军就成了新的威胁。曾国藩虽然曾主动裁撤湘军，然而却纵容手下私吞太平天国的财物。因此，才有了马新贻调任一事，马新贻也知道自己是慈禧打击湘军的一颗棋子。只是他与慈禧都没想到湘军势力已根深蒂固，不仅当街行凶，还能掣肘刑部官员。而曾国藩的妥协则体现在他承担了包庇湘军的恶名。曾国藩团练湘军之前，十年七迁，官居二品，剿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更是让他位极人臣，势力之大问鼎中原也未尝不可。区区身外之物，不足以成为他与朝廷对抗的理由。曾接到主审刺马案的上谕后，4个月才到江宁，期间宴请宾客、读《阅微草堂笔记》，偏偏不理案情。如此拖延，其实是在静观清廷的态度。看慈禧何时能够想起拖欠湘军几十万两的军饷。曾国藩为此案也多少受到牵连，他必须讨好清政府，官方万一公开事情真相，那么曾国藩由于受制于清廷的指派，对案件始末的审判，必然会遭到后人的唾弃。
果然，朝廷不再派发加急公文，曾国藩也就顺势结案。
七、后续影响
这场朝廷与地方的博弈中，双方均有妥协。但事实上，随着督抚权力扩大和“兵为将用”的惯性，越来越多的军队领袖，诸如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淮军首领李鸿章，乃至北洋新军袁世凯等，官至总督、巡抚，掌握了比朝廷更大的话语权，最终成了晚清军阀政治的先声。
清朝初年，为防止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的局面，地方兵权、财权、政权都是由中央直接掌控。但湘军的崛起，改写了这一切。曾国藩对属下湘军“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加上由于战争经费多是湘军自募，独立性很强，逐步形成了下级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全军只听从曾国藩一人的管理模式，湘军实际上成了曾国藩的私家军。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预料不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非凡个人魅力。
在湘军的影响下，大清王朝权归中央、高度控制地方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此后，以湘军出身的总督、巡抚为首，他们开始控制地方的军队、财政和人事任免等行政大权，逐渐形成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尽管曾国藩无意谋反，但却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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