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以智慧去笼罩学问、透视学问、运用学问。
罗家伦
（1897—1969）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是蔡元培的学生，民国年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代表作品《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学问（Learning）与智慧（Wisdom），有显然的区别。学问是知识的聚集（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是一种滋养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却是陶冶原料的熔炉。学问好比是铁，而智慧是炼钢的电火。学问是寸积铢累而来的，常是各有疆域独自为政的。它可吸收人生的兴趣，但是它本身却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种透视，一种反想，一种远瞻；它是人生含蕴的一种放射性；它是从人生深处发出来的，同时它可以烛照人生的前途。
罗家伦家族（1935年）
有人以为学问就是智慧，其实有学问的人，何曾都有智慧？世界上有不少学问渊博的人，可是食古不化，食今亦不化，不知融会贯通，举一不能反三，终身都跳不出书本的圈子，实在说不上智慧二字。这种人西洋便叫做“有学问的笨伯”（A learned fool），在中国便可称为“两脚书橱”或“冬烘先生”。反过来说，有智慧的人也不见得都有很好的学问。有一种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对于人情事理，都很通达，凭借经验，运用心得，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没有智慧吗？ 学问是不能离开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学问，便是死的学问。有许多人从事研究工作，搜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穷年，找不到问题的中心，得不到任何的结果，纵有结果，亦复无关宏旨——这便是由于没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不然，他纵然研究一个极小的问题，也能探骊得珠，找到核心所在；其问题虽小，而其映射的范围，却往往甚大。譬如孟德尔（Mendel）研究豆子的交配，居然悟出遗传的定律，奠下了遗传学和优生学的基础，就是一个例子。再说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达尔文以前，何曾没有富于学问的生物学家，看见过海边的蚌壳、山中的化石、类人的猩猿、初民的种族？何以不能发现物竞天择、最适者存的天演公例？等达尔文发现以后，赫胥黎慨然叹曰：“这个道理，傻子都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于是他奋身而为达尔文的“牛头狗”（Bulldog），为他张目。当代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人称他为牛顿后第一人，他的相对论是科学上一个稀有的创获，但是他自己却对人说：“我的发明其实很简单，只是你们看不见罢了！”他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便是他的智慧过人之处。
罗家伦
世间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书。我们可以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有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书。这就是英文中所谓“灿烂的书”（“Brilliant book”）。无智慧的书，往往材料堆积得和蚁丘一样，议论虽多，见解毫无。纵然可以从他得报导，却不可以从他得启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这就是英文中所谓“晦塞的书”（“Dull book”）。然而这类的书多极了，读者要不浪费时间，就不能不精为选择。须知著书固要智慧，读书也要智慧。“读书得闻”就是智慧的表现。“鞭辟入里”，“豁然贯通”，都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像讽诵高头讲章的读法，则虽“读破五车”，有何用处？ 学问固然不能离开智慧，同时智慧也不能离开学问。有学问的人，虽然不一定就有智慧，正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深的学问一样，但是智慧却必须以学问做基础，才靠得住。无学问的智慧，只是浮光掠影，瞬起瞬灭的。他好像肥皂泡一样，尽管可以五光十色，但是一触即破。惟有从学问中产生出来的智慧，才不是浮光，而是探照灯，可以透过云层，照射到青空的境地。惟有从学问中锻炼出来的智慧，才不是瞬息幻灭的肥皂泡；他永远像珍珠泉的泉水一般，一串串不断地从水底上涌。也唯有这种有根底的智慧，才最靠得住，最为精澈，最可宝贵。 若把学问譬做建筑材料，那智慧便是建筑师的匠心。有木、有石，甚至有水泥钢骨，决不能成为房子；就是懂得材料力学、结构原理，也只可以造成普通的房子，而决不能造成庄严壮丽的罗马圣彼得（St.Peter’s）或巴黎圣母（Notre Dame）教堂。这种绝代的美术作品，是要靠艺术家的匠心的。但是材料愈能应手，匠心愈能发挥；构造的原理愈进步，艺术家愈能推陈出新。材料与技术对于作风的影响，整个美术史，尤其建筑史，都可以证明。所以学问与智慧是相辅为用，缺一不可的。我们不但需要学问，而且更需要智慧——需要以智慧去笼罩学问、透视学问、运用学问。
学问应如何去寻求？智慧又如何去浚瀹？更应如何以智慧去笼罩，透视，并运用学问？这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有严格纪律的一种意识的训练。思想当然不是别人所教得来的。没有思想的人，别人不能强他有思想，正如西洋古语所说：“你能引马就水，但不能教马喝水”（“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然而思想是可以启发的。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启发人的思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承认思想有启发的可能。思想应如何去启发呢？当然非有训练思想的方法不可。我现在先提出中西两大哲人关于训练思想的指示来。中国的孔子讲学时，曾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个戒条。无论经学家如何诠释，我们拿近代思想方法的眼光来看，可以得到一种新的领悟。毋意可以释作不可凡事以意为之。没有根据先有论断是要不得的。这就是成见（Prejudice），成见与科学探讨的精神不相容。毋必是不可武断（Dogmatic）。武断是虚心的反面，往往以不完备的知识，不合的见解，据为定论。毋固是不可固执（Obstinate），拘泥胶着，拒绝新的事物，新的假定。堕入樊笼而不自解，钻人牛角心里而不自拔。毋我是不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Egocentric predicament）。妄自尊大，正是所谓我执。这种胸有所蔽的看法，在逻辑上不能允许，在认识论上也不能容。必须破除以上各蔽，乃能清明在躬，洞烛万象。必须如此，才能浚瀹智慧。必须如此，才能役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役。为学求知应当如此，就是人生修养，也应当如此。
1920年，罗家伦（左立者）与冯友兰（右立者）等人在纽约合影
近代西洋的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所著的《学问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讨论思想错误的原因，可说精辟极了。康第拉（Condillac）曾说：“世人了解思想错误的原因者，莫过于培根。”培根以为人类思想的错误，乃是由于有四种偶像（Idols）。这种偶像，佛家称为“执”，我们称为“蔽”。
第一是“部落的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可称“观感之蔽”。就是说对于一个问题，先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好了，然后才去寻找经验，再把经验团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合。这无异手提着一个蜡人再向他问路。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错误。现在有些大学生做论文，往往先有了结论，然后去找材料，好像药店里打好了装药的抽屉，安放得整整齐齐，再待把药材分别填塞进去，就算完事。他不是从材料里去逐步寻求真理，乃是把他的所谓真理去配合材料。这种工作，是白费的。
第二是“山洞的偶像”（Idols of the cave），可称“自我之蔽”。这与个人性格有关系。每个人因为他性之所近，常常在意识里形成他的一个所谓“洞”或“窠”。这种“洞”或“窠”，常把自然的光线屈折或遮蔽了，于是一个人就像带上颜色眼镜：带了蓝色眼镜，便说一切是蓝；带了黑色眼镜，便说一切是黑。结果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这种“洞”，人的思想一跌进去，便是不容易爬出来的。
第三是“市场的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可称“语言之蔽”。这是从人与人的接触之中而生的。人与人相接触时，不得不用语言来交换思想，但语言所用的字句，常以群众所了解者为准，所以字意常不确定，或不完备，而真理遂被湮没。人类思想的错误，很多是由此而来。逻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定每个字的意义，而使其有一定的内容，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政治煽动家说的话，大都是极漂亮而动听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有几句是确定可靠的？庄子说“言隐于荣华”，其实这种语言是和无花果树一样，以它的叶子隐盖着它无花的羞辱。
第四是“戏院的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可称“学统之蔽”。人类有些思想上的错误，是由于传统的信条或对事实错误的证明而来。古今来各种派别的哲学系统，往往不啻是戏台上一幕一幕的戏剧，各人凭其主观的想象而编成的。如果有人堕入彀中，深信不疑，便很容易固执偏见，抹杀其他。中国过去的学派之争，如所谓朱陆异同的聚讼，都于不知不觉中犯了这个毛病。我们根据这两位哲人的指示，就可知道要训练思想，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去蔽。去蔽是训练思想的第一先决条件。必须能够去蔽，然后才能透视一切，大彻大悟，达到智慧最高的境界。必须去掉孔子的所谓“意”“必”“固”“我”，必须去掉培根的所谓四种偶像，然后才可有虚明豁达的心胸，接受一切的真理。否则阴翳在心，障碍在目，欲求真理，真理愈远。苟子有《解蔽篇》，说得很痛快。他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然则虚也者谓毋若数子之蔽于所已臧之一隅，而害所将受之道也。”我们要知道智慧所烛的，决不仅是道之一隅！第二是分析。分析可分两部分讲：一是事物的分析。宇宙的万象，交互错综，复杂极了，要全部加以研究，自为事实所不许可。所以生物学家只抽出一部分有生命的现象来研究，地质学家只抽出一部分无生命的现象来研究。这便是以类别来分析的办法。二是观念的分析。譬如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意义，若要论事穷理，便非先弄清楚不可。不然，就生许多误解，许多枝节，许多争论。哲学争论之中，尤多文字涵义之争。从前黄远生‘冼生有一篇文章，叫《笼统为国民之公敌》。这“笼统”二字，是中国人思想上最大的病根，不知误了我们多少事。我们要国民有清晰的思想，非把许多语言文字里所包含的观念，先行“刮垢磨光”一番不可。第三是综合。综合就是将分析所得的结果，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综合的最大目的，就是在求思想的经济（Economy of thought）。科学的公式，必须能以简驭繁，就是要把最简单的公式，解释和驾驭许多繁复的现象。无综合头脑的人，常觉得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是各不相关，就是紊丝一团；而在有综合头脑的人看来，则觉得处处关连，头头是道，可以从中找出一个整齐的头绪，美丽的系统。第四是远瞻。讲艺术要注意远景，讲科学何独不然？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因为研究专门的东西，最容易囿于一个狭小的范围，而把大者远者反遗忘了。专家的定义是“一个人在最小的范围以内，知道最多的东西”。所以专靠专家来谋国，是可以误大事的。蒋百里先生，在他的《日本人》中，形容日本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情形，有一段话最足发人深省。他说：“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国人自己还要丰富。但正因为过于细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记了。譬如日本人研究印度，比任何国人都详细，他很羡慕英国的获得印度，但是他忘记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在大家没有注意时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强之下三十年内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国个人人物。他们的传记与行动，他很有兴会的记得，但他忘记了中国地理的统一性，与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来改变五千年历史的力量，将中国分裂。他又羡慕新兴的意大利与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他忘记了他无从产生一个首领。”这一段话，我不厌求详的写下来是因为他不但是给日本人一顿严厉的教训，也有可供我们深思之处。我们所理想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不应钻在牛角心里，而应站在嘹望台上。以上四点，都是值得每个研究社会或自然科学的人加以深切注意的。黄梨洲说，“无速见之慧”，智慧是要努力才能浚瀹的。我们要努力求学问，我们更要努力求智慧！唐人高骈有一首诗道：“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这是一首很有哲学意味的诗。哲学最早的定义，就是“爱智”，也就是对于智慧的追求（Pursuit of wisdom）。它对于宇宙和人生是要看整个的，不是看局部的；对于历史是要看全体的，不是看片段的。一时的便宜，可以酿成终究的吃亏。穷兵黩武的野心家可以造成无数战场的胜利，而最后得到的是整个战局的失败。这是缺少智慧的结果。现在的世界，学问是进步了，专门的知识是丰富了，但是还有这种悲痛、残酷、黑暗、毁灭的伟大悲剧表演出来，这正是因为人类智慧贫乏的缘故！想挽回人类于空前浩劫的人，在这阴翳重重的世界里面，只有运用慧剑，才能斩除卑狭私伪，骄妄怨毒，塞心蔽性的孽障，才能得到长久的和平。希伯来古话说得好，“快乐的是能寻着智慧的人，是能得着了解的人。”（“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 the wisdom，and the mall that get the understanding”-“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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