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曾经有两篇古文是必背的课文，一篇是《邹忌讽齐王纳谏》，一篇是魏征写给李世民的《谏太宗十思疏》。前者是邹忌通过别人夸他美而向齐威王谏言，一定要虚心纳谏，广开言路；后者是魏征向唐太宗谏言，要从十个方面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齐威王听取邹忌的劝谏，改革弊政，整顿吏治，从而使齐国国势强盛，威震诸侯；唐太宗听取魏征的劝谏，戒骄戒躁，勤于政事，开创了安定富强的“贞观之治”。
齐威王和唐太宗算是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发端于战国、定型于秦汉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衡而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在这种状况下，历朝历代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制约皇权，设立谏官就是重要的一环。从邹忌和魏征的劝谏可以看出，谏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生存和发展。
今天就从邹忌和魏征不同的劝谏方式出发，聊一聊我国从先秦到唐代谏官制度的发展和变化。
何为“谏”与“谏官”？大学时学古代汉语时，当时的老师说过，因为中国汉字都是“象形会意”的，想了解一个字的原本含义，可以翻一下《说文解字》查一下最原始的含义。
《说文》对“谏”的解释是：“谏，证也。从言，柬声。”其本义就是“直言规劝”。 《周礼·司谏》上也注释：“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所以，“谏”字的基本含义就可以理解为，以正直之言规劝和启悟别人。
谏字释义
而“谏官”，就是对统治者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谏官”之“谏”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提意见了，而是针对帝王本身提出意见，“谏朝政之得失”。《孔子家语》中曾说，“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可见，谏官在匡正君主过失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孔子认为忠臣劝谏国君，有五种方式：
“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戇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
“谲谏”就是旁敲侧击委婉地规劝，“戇谏”就是刚正不阿愚直地劝谏，“降谏”就是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规劝，“直谏”就是直言规劝正面进言，“讽谏”就是比喻和暗示方法来劝谏。可见，臣下对君上的劝谏方式还是有很多的。
孔子
古代谏官言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大事廷诤”，就是在朝廷当面向君主直言；二是“小事上封事”，就是通过书面向君主提意见。
可以说，中国很早就产生了谏官制度，虽然各朝各代的名称、方式和作用不同，但都在匡正君主过失、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先秦时代：未成定制的谏官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当属周文王时期设置的“保氏”一职，其作用就是“掌谏王恶”，直言君王的过失。
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兼并战争不断，“士”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出现，他们游说于诸侯国之间，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诸侯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为了巩固政权和争取民心，一定要争取“士”的支持。所以，出于笼络人心更是由于争霸的需要，各诸侯国也开始设置谏官，很多“士”得以进入朝局，并对各国国君出谋划策，匡正过失。如齐国设置“大谏”一职，晋国设置“中大夫”，赵国设置“左右司过”。但这些职位都是随时而设，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和固定的官职。
邹忌
从《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看出，当时邹忌所处的齐国谏言环境其实还是很开明的。邹忌通过“讽谏”的方式，劝诫齐威王要广开言路，不要闭言塞听。齐威王采取邹忌的建议，下令举国都可以直言朝政的得失，包括“面刺寡人之过”、“上书谏寡人”以及“谤讥于市朝”。可见，先秦世时代虽然谏官还没有成为定制，但谏言方式还是有多种，一些开明的诸侯王也能听到来自大臣甚至民间的谏言。
秦汉时代：逐步发展的谏官制度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初时候设置“谏大夫”一职，隶属于郎中令，负责“掌议论”，随时向皇帝提供建议和对国策进行评论。
汉朝的时候，谏官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汉武帝时恢复设置“谏大夫”，汉光武帝时加了个“议”字，改为“谏议大夫”。自此，“谏议大夫”就有了固定的官秩，成为专职的谏官，职责就是“直言极谏”，谏言帝王的得失。
湖南卫视前两年曾经播出一部热播剧《相爱穿梭千年》，剧中男主角公明传说为孔子第十五世孙， 聪颖异常、学识渊博，不到二十岁就被推举为“议郎”，后又担任谏议大夫。公明性格刚正，直谏无忌，曾进言阻止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晋封，是当时汉成帝的左右手。
《相爱穿梭千年》中的公明
汉代以后，由于皇权衰落，谏官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也仍在不断完善和细化中。可以说，唐代以前的谏官制度发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谏官的设置和废除不固定，二是虽然也有官秩，但多为散官加衔，虽有责但无权，很难有效地发挥“直言极谏”的作用。
唐朝：日臻成熟的谏官制度到了唐代，谏官制度才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并日臻成熟。
首先，唐朝改革谏官制度，使谏官“权责统一”。唐朝废除了之前名不副实的一些谏官编制，设立了均为实职的谏官官职，包括散骑常侍（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谏议大夫（正四品下）、给事中（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权限于一身的要职）、补阙及拾遗（七品或八品）等。这些谏官职位或可随宰相一起议事，直接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决策，或可以阅读百官奏折纠正奏折上的失误。可以说，唐朝的谏官制度不仅使谏官可以参与朝政，更极大地提高了谏官本身“直言极谏”的角色定位和谏言的分量，真正执行“匡谏君王”的职责。
唐太宗
其次，有唐一代政治开明，这为谏官营造了良好的进谏环境。开文所提的《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在李世民骄奢忘本、贪图享受之时，向他四个月间“频上四疏，以陈得失”其中的第二疏。唐太宗看后幡然警醒，并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而这篇奏疏也被唐太宗置于案头以示警醒。魏征一生向唐太宗谏言达200多次，唐太宗能够“从谏如流”，才得以成就贞观之治的盛世。
魏征劝谏唐太宗
唐太宗曾说道：
“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唐朝历代皇帝对大臣的劝谏基本上都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即便是拒谏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也多是婉转的拒绝，很少有加罪于谏臣的情况。即便遇到昏君帝王，对谏官也是持尊重的态度。
唐穆宗刚继位时贪图外出游玩享乐，当时吐蕃骚然边境，时任谏议大夫的郑覃便进宫向唐穆宗谏言，希望他勤于政事而少于宴乐。唐穆宗起初很不高兴，问宰相这是何人，宰相便说郑覃是“谏官”。唐穆宗知道谏官所言是“朕之过失”，便不再生气，并接受了郑覃的建议。
唐穆宗
可见，如此宽松的进谏环境，才使得唐代的谏官在劝谏时无后顾之忧，所以才会有如魏征这类敢于“直谏”的大臣。
结语从邹忌的“讽谏”，到魏征的“直谏”，我国的谏官制度从先秦到唐代经历了从未成定制到日臻成熟的发展阶段。设立谏官也成为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出现敢于“冒死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这个王朝一般都是稳定发展的阶段；反之，如果是阿谀奉承之流当朝和不听谏言的帝王，这个王朝一般都呈现衰败没落的态势，这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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