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当代》编辑部收到一篇散文投稿，作者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作家李彦这篇题为《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的散文，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而文中的这位学者，就是《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1970年的珍贵记忆?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70年的珍贵记忆
2019年1月，《当代》编辑部收到一篇散文投稿，作者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作家李彦。这篇题为《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的散文，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而文中的这位学者，就是《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
我们传阅着“校园”一文，为其中主人公毕森在抗战前夕的延安之行和后来一生的命运辗转而感动。文中透露，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帮助下，毕森和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到访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和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毕森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记录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虽然毕森后来命运多舛，被迫离开美国踏上漂泊之路，但是他一直珍藏和保护着这两个薄薄的笔记本，“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曾辗转流离，多次搬迁，但是，这两本笔记却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身边，跟随着我，浪迹天涯。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它们在我心中所蕴含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的确如此，这份珍贵的笔记，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毕森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从一名信仰上帝的传教士，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读完这篇承载着珍贵史实的文章后，我们除了对早期革命者的感佩、对学者命运的感怀之外，更对文章中反复提及的当年毕森用铅笔写的两册笔记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直觉中，我们相信这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笔记，因为与延安、与斯诺等有关系。当时想，这也许是有待发现的另一部“红星照耀中国”。
但是仅仅有想法还远远不够，一些关键问题还有待确认：不知道这两本笔记是否已经在美国出版？如果已经出版，是否曾经引进到中国？如果已在中国出版，因为已经时隔80多年，是否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如果超过版权保护期，是否可以再引进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疑问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愿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延安笔记》的中文版。寻找版权的同时，我们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毕森、关于这次访问之行的各种信息，但不如人意，收获非常少。除了一些记录当年他们到达延安时的信息之外，没有更为详尽的记录了。如此看来，李彦文中提到的这本《延安笔记》将更加稀缺和珍贵。
旋即，我们与文章作者李彦取得联系，一番询问之后发现了巨大的惊喜：《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以外，只在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更没有授权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天遂人愿，我们大喜过望。
一部从未发表过的珍贵史料，对一家出版社和一个图书编辑来说，更是一件巨大的幸事。
我们先是决定将“校园”一文留作《当代》刊用，同时于2019年3月前后向出版社申报了图书选题。接下来，开始了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出版过程。因为这是一本80多年前写下的笔记，而且版权在国外，又是英文版，从动意出版到付梓成书，仅仅依靠编辑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此后，在多方鼎力相助之下，我们陆续完成了确认版权、购买版权、确认翻译、史实审定、校对和设计等环节。
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方面商讨购买版权事宜，大体从2019年10月持续到2020年3月。真正谈妥是在2020年初，当时正赶上国内外疫情最严重之时，所有事情都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沟通联系。沟通本身很顺畅，到了最后签订纸质合同的时候，合同却无法递送。没有签字的纸质合同，我们就根本无法出版。又经过一番商量，双方采取了一个办法：各自打印、签字、拍照、扫描，然后再通过邮件传给对方，最后确认。
终于，在2020年3月，我们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签订了版权合同，同时也收到了李彦教授翻译的中文书稿和《延安笔记》在1973年出版时原书的扫描件。2021年3月，我们又如期地收到了党史专家的审定意见和高度评价。于是，80多年前那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而且出版的时间，正是84年前毕森到访延安、正在与革命领袖们深入交谈的日子。
这本书前后历经三年，是我20多年编辑生涯中历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用时长，是因为客观原因，从发现尘封的史料到寻找在中国出版可能性，再到购买版权、寻找翻译、审定史实，进而到出版过程中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编校和琢磨，与设计师探讨封面方案时每一个元素、每一种色彩的运用、封面前后每一句宣传语的提炼，都是精心思考和反复推敲的。我们就是希望用一本好书，完成自己作为编辑的初心。另外，投入情感多，是因为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真正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精神和敢打敢拼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毕森记录的时代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身居延安的中国革命队伍刚刚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这些领袖们虽然衣食简陋、身居陕北的山区，但是他们眼中的光芒、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所坚持的所有的纲领、号召和治国理念，都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号召全国人民抵御外侮，坚决抗战。所有政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根据地百姓的实际生活问题，如减租减息等。所有这一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说，这本书所记录的一切，切实证明了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正义性，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我们通过一本西方学者写于80年前的笔记，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成立28年的时候取得胜利，能用70多年的奋斗把一个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中国带到今天，能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平、富足、安宁，不再有动荡、贫困和战火。
（作者：孔令燕，系《当代》杂志主编）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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