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贵、周文富兄弟与顺兴铁厂
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日本重新占领旅顺、大连，成立所谓“辽东租借地”当局——关东厅，他们视旅顺、大连其“本土的延长”，把这里变成了继续侵华的基地和战略后方，在军事、政治侵略的基础上，肆无忌惮的推行经济侵略的政策，疯狂限制、摧残、扼杀大连的民族工商业，使之无法生存发展。大连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残酷的环境中并没有消沉，他们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依靠自身的努力，采取多种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周文贵和创建的顺兴铁厂在大连的民族工商业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潜心研究，生产出中国自己的高效榨油机器
周文贵（1857-1927），字义亭，旅顺元宝坊人，幼年以赶马车为业；其兄长周文富青年时入旅顺船坞局（解放军4810工厂前身）机器厂当学徒，后在该厂当钳工。1907年移居大连的周文贵和哥哥周文富为摆脱生活困境，自筹资金80-90元，购买简单工具在大连西岗大龙街自创企业——周家铁匠炉，制造车马零件，被人称为周家兄弟铁匠炉，由于他们不畏艰苦，经营有方，生意日渐兴隆，雇佣职工多达29人。
日本重新占领大连后，榨油工业从营口转到大连。当时，中国民族资本油坊生产设备落后，依靠人力，采用木桩、石锤，压豆用石碾，以牛马牵拉，费时费力，出油率还低。周家兄弟此时将“周家炉”的发展方向瞄准了油坊机械，决心改变中国民族资本榨油机械落后的状态。经过潜心研究，他们很快制造出螺旋式铁质榨油机，即节省人力，出油率也大大增加，在当时的晋丰、政记、成顺、玉昌积等几家油坊试用后效益显著，于是大连中国人开设的50余家油坊争相订货，产品供不应求。
此时日本商人使用的是以蒸汽为动力进行碾豆，以冷气机（液压）榨油，同时豆饼制作也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质量都高于中国油坊，日本企业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妄图永远领先大连榨油业。为了能够同日本资本家抗争，周文贵将旅顺船坞工厂搞了10多年机械生产的蒋辑五、陈永德等人聘请到自己的工厂，专门研制榨油机械的生产。经过工厂的全体工人的共同努力，他们生产的火力油机和日式冷气榨机，将榨油效率和质量又得到大大的提高，与日商的竞争力也大大增强。营口、奉天（沈阳）、长春、开原、四平街、哈尔滨、齐齐哈尔和青岛、海州等关内城市的榨油企业得知大连“周家炉”生产的机器榨油机器生产效率高、价格便宜，纷纷订货。1910年“周家炉”更名为“顺兴炉”，有职工300人。
1911年，为了让榨油机器更科学合理，发展民族工业，周文贵亲赴日本东京考察工业，并购买回一台蒸汽机回国仿制。同时“顺兴炉”对自己的产品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研制出新式油碾、油囤等成套油坊生产设备，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油坊采用他们的设备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豆油、豆饼产量成倍增长。同时他们还为各地厂家培训仿制的日式冷气榨油机操作工100余人，为大连乃至全东北的中国民族资本榨油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周家兄弟在发展中积累了资本，为了增强同日本资本家抗衡的力量，周家兄弟开始扩建厂房、更新设备，陆续建成了木模（音mú）、翻砂、钳工、装配、铆焊、锻造等六个车间，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工厂的转变。1912年周家兄弟的工厂正式定名“顺兴铁工厂”，有职工1300人。同时还聘请蒋辑五为总经理，在哈尔滨成立振兴股份有限公司（铁工厂），除制造榨油机器外，还兼造江轮和轮船修理。到1913年，“顺兴铁工厂规模之宏大与日商沙河口‘满铁'工厂（大连机车车辆厂前身）、川崎造船所（大连造船厂前身）鼎力成为大连有名三大工厂”。
热心爱国，身体力行
周文贵、周文富兄弟在创办实业上取得成功，成了人们尊敬的企业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穷苦出身，更加重视乡情和家乡父老。1914年、1918年、1920年大连地区遭受了连年自然灾害，庄稼歉收，贫苦农民断粮断炊、饥寒交迫。周文贵与哥哥周文富不忍乡亲忍饥挨饿。经商议后，他们捐出用于企业发展的现金10余万元，从东北其他地区购进高粱、玉米等粮食，装满28节车厢，由铁路运回旅顺，分三级逐户按人口赈济灾民，周文富、周文贵兄弟还亲自到旅顺发放粮食，赈济受灾乡亲，赢得乡亲们交口称赞。
多年后当地百姓提起当时的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大连的顺兴铁工厂车间设立灾民庇护所，免费为灾民施粥和发放棉衣，在大灾之年避免了灾民因冻饿而死。周文贵、周文富还担任大连地区最早的慈善机构“大连宏济善堂”的理事，每年捐款给他们，用于救助孤寡老人和孤儿。
周文贵少年失学，常感到自己文化低影响企业发展，非常同情贫苦子弟，对于才智出众无力升学者经常以金钱资助，使其能够完成学业。经他资助的翟夫仁、苗剑秋、于连瑛、王秉锋等十余人或到日本或到美国留学，毕业归来后热心发展民族工商业，为民族工商业的人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15年，北洋政府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为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哈尔滨市民发起“爱国储金运动”，在同乐戏院召开的市民大会上，爱国企业家周文贵登台演讲，痛斥日本侵华的罪行，慷慨激昂之至，用钢刀砍断自己左手无名指上节，并写血书“储金救国，勿忘国耻”八个大字，并当场捐献银元3万。在周文贵的带动下，东北三省掀起兴办民族工业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的热潮。后来有人把周文贵断指捐赠这一义举编成《实业血》一剧，广为流传。
已经砍断手指的周文贵
周文贵砍断手指的钢刀和存放手指的瓶子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强化在大连的殖民统治，学校课程里没有中国地理和历史，学校的一切活动全部模仿日本风俗。其险恶用心就是要让中国学生成为效忠日本天皇的顺民，泯灭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达到永远占领旅大地区的目的。周家兄弟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于是自行出资在上海印制《朱子家训》和《妇女家训》等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分发给大连的乡亲，书皮上赫然印有“周文富、周文贵敬送”字样。这两本读物是清朝到民国时期孩童必读之之书，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唤醒在日本奴化教育下旅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可以称得上是大连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日本当局的压迫和周氏兄弟的反抗
顺兴铁工厂的兴起引起了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的不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其进行压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国际航运梗阻，导致大连的钢铁原料缺乏 ，价格上涨。顺兴铁工厂为解决原材料问题，于1918年在顺兴铁工厂附近建起高炉，购买铁矿砂，自行炼钢冶铁。这预示着将打破日本对大连的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垄断，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对此横加干涉。“满铁”利用在东北的交通运输垄断特权打击和压迫顺兴铁工厂，先是限制铁矿石的运输数量，后来干脆禁止运输，断绝了铁矿石的来源，迫使高炉停产。
顺兴铁厂兴办民族钢铁冶炼业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周家兄弟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继续寻找新的门路来发展民族工业。1919年，周文贵利用奉天复县（瓦房店）回收五湖嘴煤矿之机与日本资本家竞争，用10万元从俄国商人汝华托夫斯克利沃夫手中赎回该矿股东陈嘉景、刘俊的股份，获得该煤矿的采矿权，并由复县当局重新测绘矿区图，取名“振兴煤矿”并报领新执照，聘请曲魁武为经理，同时购进新式采煤机械，开张营业，日产煤炭达到1000吨左右。与此同时，周文贵还在大连三春町（今沙河口区三春街）盖起15000平的新厂房，扩大原振兴铁工厂的规模，准备经营大连中国民族资本一无所有的汽车制造业和轮船制造业。著名的电视剧《闯关东》中有一段关于甲子沟煤矿的故事，就是取材于周家兄弟的切身经历。
周文贵、周文富经营煤矿生意以后一开始很景气，但是日本“满铁”当局以其对东北铁路控制权限制甚直至完全拒绝振兴铁厂的煤炭运输。周家兄弟拼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抗争，自筹10万元购进“龙兴”、“华兴”、“宝兴”、“良兴”等海轮自行运输煤炭于大连、旅顺、天津、上海、镇江、汕头、及山东半岛和日本等各口岸，“龙兴轮直放日本八幡等地”，这样不仅解决了振兴铁厂的运煤问题，也让振兴煤矿也向前发展了一步。在此基础上，1924年由周文贵买下抚顺阿金沟煤矿，进一步扩大了煤矿的生产。
眼见振兴煤矿的生产经营很有起色，日本当局依仗权势，百般强夺煤矿的采矿权，周文贵以矿权与国家主权有关拼命保全，同时坚定自己的信念据理力争，后经多方交涉终于保住了矿权。但是抚顺阿金沟煤矿因满铁当局拒绝运输，导致堆积煤炭自燃，损失100余万元。对于顺兴铁厂新建的厂房，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更是百般刁难，只允许铆焊、装配车间迁入新厂房，其他车间不准迁入，更不许修筑船坞，不发给经营轮船和汽车制造业的“许可证”，仅许可经营轮船修理业务，但是还明令日商轮船不许到顺兴铁工厂维修，迫使顺兴铁工厂只能修理中国和西洋国家少数海轮，企业发展计划无法实现。
顺兴铁工厂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不平等、受压迫的地位，由于在原材料、技术设备、产品销售、资金贷款等方面都居于劣势，特别是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的强权政治的压迫，让它缺乏长期与日本企业竞争的条件。随着1928年周文贵在一次海难中不幸去世（享年52岁），顺兴铁工厂因负债累累而破产。
虽败犹荣，名垂青史
顺兴铁工厂是近代中国东北最早最大民族钢铁企业，它在创制、推广油坊成套机械、矿山机械等一般通用机械方面作用巨大，在使用电焊、瓦斯焊（气焊）等焊接技术方面起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先驱者的作用，被公认为“东北铁工业之开山鼻祖”，周文贵从事的机械、造船、煤炭等重工业生产，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工厂有技术工人近3000名，工厂关闭时这部分工人陆续到达东北各地、天津、青岛，海州、湘潭也有原顺兴铁工厂的技术工人，他们对东北及其他各地以后的机器工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顺兴铁工厂虽然被日本帝国主义扼杀了，但是它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所做的贡献和强烈的民族抗争精神，在大连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上永远熠熠生辉。
原周家兄弟原来的住宅（现旅顺得胜街道长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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