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直承陆九渊的“心本”思想，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比如王阳明《传习录》讲道：
爱问：“至善只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上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这里是有一些问题的，其弟子徐爱此处问的是道德之理，事父事君等有一定交互性的，是涉及主体自身的，甚至主要是由主体决定的，比如好心办了坏事从道德上讲也是没什么过错的。
道德问题一定是离不了主体的，也没有普遍的道德之理，比如过去的节烈之妇备受道德崇敬，但今日却又不认同过于“节烈”的行为。道德之理不能从普遍事物上求，不能从对象上求，道德之理从内心求，从良知求当然是容易讲通的，但自然之物的理则不易讲通了。
如果徐爱问何时花开花落，显然不接触自然之物，仅从心上求是不行的，而这些物之理正是科学真理。当然，也许在心学看来这些物上的理相对于心性之理是低层次的，但正是科学真理使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使我们与中世纪的人好像生活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许是心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重了心，自然就轻了物。
引入王阳明的另一段著名公案，王对自然之物之理也是有所思的，即面对自然之物时的说法。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日：“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面对山中之花，王阳明并未像朱熹一样去格“物之理”，而是强调花之意义由人之观察而呈现，他所说的是对的，也是很深刻的，佛学唯识论讲万法唯心，大体也是此理。
唯物主义者从存在论角度看王阳明“心外无物”，认为心外怎可无物？大干世界因你的心的关闭就不存在了吗？这样分析，阳明先生岂不是个傻瓜，常识都不明白？
阳明先生此处是从人生意义、人生超越、人格昂立的角度看精神的问题。比如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你能不明白大干世界有更多很美很好的女人吗？只不过那些女人因你爱的用心唯一而失去了对你的意义！万物皆如此，意义只有对人讲才有效，只有你心想到它，它才彰显出对你自身生命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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