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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日本人的故事，山口疆是长崎人，在长崎三菱船厂工作。
1945年8月6日，他去广岛出差，在广岛江波车站等车时，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小男孩”，爆炸地点距离他三公里左右。他瞬间被炸飞，醒来时浑身火辣辣地疼，大面积烧伤。他挣扎地起身赶往公司赶，到了发现公司的人已经全部死去。
他决定立刻赶回家，混在大批的难民中，极其幸运地挤上回长崎的火车。
8月8日，他终于回到了长崎，稍微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包着绷带坚持上班。跟主管汇报广岛的遭遇，他的老板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你是一个工程师，你自己算算，一个炸弹怎么可能摧毁一座城市。话音未落，一阵强光立刻笼罩了房间，第二颗原子弹“胖子”投放到长崎。
山口疆于是成为历史上唯一被原子弹炸过两次的人，他极其幸运地存活下来，虽然饱受后遗症的摧残，但还是顽强地活到了94岁。
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动废除核武器的工作，曾被邀请到联合国发表演讲，演讲中他说道，我是为了能在这里说话才活到了现在，虽然有句俗语说有二就有三，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被原子弹炸第三次了。
按照当时的战况，美军投放原子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提前结束了战争，减少了日本平民的伤亡。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盟军登陆日本本土，按照日本玉碎的决心，殊死抵抗，死亡的人数将是个天文数字。外围的冲绳岛战役，双方伤亡18万人，惨烈无比。
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挨了原子弹，日本的民众伤亡惨重，山口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看似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其实同样难脱干系，他工作的长崎三菱船厂，正是日军主力战舰的生产基地。
军国主义在日本大部分民众支持下发动了侵略战争，那么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没有所谓无辜的民众了。
同样在欧洲，二战结束后，盟军开始清算纳粹的罪行。
对于主犯，以色列开出了最极端的追杀令，摩萨德发誓要将每一个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战犯绳之以法。
比如，对于纳粹警察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紧追不舍，一直持续到1960年5月，过程曲折惊险，后来这段历史被拍成一部电影。
回到80多年前的欧洲，参入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很多并不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军人、文员或者警察，一群尽职听话的人。
有人负责将犹太人聚集到指点地点，这是他接到的命令。有人负责建造集中营，这是他的日常工作。有人需要维持集中营的秩序，有人将犹太人赶进毒气室，有人轻轻按下释放毒气的按钮。
电影《朗读者》中，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女工汉娜，为纳粹看守集中营。受审的时候，坚持认为自己就是在做一项普通的工作而已。
每月从60个囚犯中挑出10个来去送死是合法的，这是她的工作，她要给新来的囚犯腾地方，要不然集中营会人满为患；她坚持不打开已经着火的教堂大门之锁是理所当然，是职责所在，她是看守，她不能让囚犯逃跑汉娜受审的时候，坚持认为自己就是在做一项普通的工作而已。
对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工作，或者谋生的手段，背后没有对谁的爱，或者恨。
而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继续过着平常的生活，上班，工作，交税，教育孩子，偶尔聊聊时事，晚上去看一场演唱会，讨论一下名流的服饰和发型。
燃遍欧洲的战火，是一个人发起的，还是一群人，或者说是所有的德国人？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源自于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诗句。
意思是，一件灾难发生时，其中的每一分子都有责任，难辞其咎。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共同推进事故的因子。
在解读这句话时，有一种看似更高明的说法，罪在雪崩，雪花无罪。
是外部的环境引起了雪崩，是足够长足够秃的滑坡导致了雪崩的巨大破坏力，是邪恶的制度引发了混乱，是激进而贪婪的军国主义发动了战争。
雪花是无辜的，不知情，同时也没有丝毫反抗能力，注定的命运便是被雪崩裹挟，被迫成为其一部分。
但是请问，环境是如何营造出来的，滑坡是如何堆积起来的，制度是谁投票产生的，军国倾向的内阁又是谁选举出来的？
社会是一个集合的整体，每个现象的存在，都是所有人一起推动的结果。
《朗读者》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因此说道：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更多的人会像汉娜这样，不自觉的参与到一个罪恶当中，并且自己也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也是受害者雪崩时，裹挟其中的雪花，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但绝不是无辜者。
而雪花的痛苦在于，请问，我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才不会引起雪崩呢？
身不由己，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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