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霸王别姬》结束时，银幕上会响起李宗盛和林忆莲唱的《当爱已成往事》，令人唏嘘不已。不过，《霸王别姬》注定不会成为“往事”，这部电影留给人们无尽的回味。今年是《霸王别姬》上映25周年，影片于12月14日在中国台湾修复上映，上映10天票房已接近700万台币（约157万元人民币），刷新了修复片在台湾的票房纪录。
陈凯歌、李碧华、芦苇、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顾长卫等等，这一长串的名字造就了一部永留历史的经典之作，随着张国荣斯人已逝，《霸王别姬》更是无可替代无可复制。
不久前，陈凯歌导演携《霸王别姬》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这也是《霸王别姬》在第46届戛纳电影节获奖25年后，陈凯歌首次携作品回到母校，回首往事，陈凯歌感慨良多，一些故人已经不在，当时拍戏搭的景有的已经不复存在，就算是残留下来的，也已苍凉而破旧，“真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一剩下的，是这部电影，二十五年来，一直都还在这儿。”
《霸王别姬》1993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影片，还获得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影片改编自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陈凯歌将李碧华视为这部电影的第二大功臣，忆及去香港初见李碧华的印象，陈凯歌赞其“才高八斗，异想奇思，非常有创作上的活力，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不管是她的《胭脂扣》，还是其后拍的《青蛇》，我都觉得非常好，好就好在她的故事是顺着人情走的，而不是顺着一个目的走，她写的东西轻轻巧巧，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包袱，不教化人，而是让你随心去品味俗世人间的故事，我们也聊得非常好，决定一起来合作这样一部戏。所以，李碧华女士其实是《霸王别姬》的母亲，她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她就是那个为影片打基础的人。”
而成就《霸王别姬》的最大功臣则是影片的制片人徐枫，徐枫曾是香港著名演员，以拍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出道。1969年凭借电影《龙城十日》获得第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有希望新女星。1971年主演胡金铨自编自导的电影《侠女》，1976年徐枫因主演电影《刺客》获得了第1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1979年凭借《源》获得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陈凯歌回忆说他1988年带着电影《孩子王》去戛纳电影节时，与徐枫相识，“那时候的两岸关系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发展，我们见面之后说约个地方聊上几句时都挺紧张的，可见时间能把很多事情改变。”
《孩子王》在戛纳首映式这天，徐枫也来了，影片放映完以后大家匆忙打了个招呼就散了，第二天她又找到陈凯歌说：“你拍得挺好，但是我觉得你能拍得更好。”她说自己有本书，想让陈凯歌看看，问他是否愿意拍成电影。陈凯歌说：“我当时真没当回事，因为一个制片人将一本书交与一位导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本书就是《霸王别姬》。我当时说：‘感谢您的盛意，但是我还有别的片子要拍。’她说：‘我可以等你。’”
这一等就是两年的时间，直到《边走边唱》完成后，陈凯歌又去了戛纳电影节，再次遇到徐枫，陈凯歌才确定了拍《霸王别姬》：“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徐枫女士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的第一位开启者，是第一位功臣。她一直对我说在《侠女》之后，她有一个愿望，非常希望带着另外一部影片去戛纳，得到一个更大的奖。这个金石为开的结果便是她的夙愿居然实现了，在两年以后的1993年，这部电影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至今我都觉得徐枫女士是独具慧眼的一位制片人。”
创作《霸王别姬》的剧本花费了漫长时间，陈凯歌与李碧华和芦苇两位编剧一直“并肩战斗”。陈凯歌说“和编剧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是自己的一个创作习惯：“我通常会花最少两三个月，甚至五六个月、一年的时间和编剧进行沟通，其实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坐禅，去琢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霸王别姬》的剧本创作大概是从一九九一年的六七月份从戛纳电影节回到北京之后开始的，影片是从一九九二年二月中旬开拍的，中间我们用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剧本。剧本初稿写好大概是一九九一年的年底，芦苇老师给了我一支笔，说如果哪个场次你满意，就画一个圈，结果初稿只有几场戏是画了圈的，这个稿本至今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叫污淖陷沟渠”，陈凯歌认为这两句曹雪芹形容林黛玉的诗在程蝶衣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整个故事中，他的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不断发酵，从忍受断指之痛后不断遭受毒打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性别认同，到为了忠于霸王宁愿逃跑之后又回到戏班接受更为残酷的惩罚，再到为了救霸王可以为日本人唱戏，然后在法庭上非常天真地说：“青木不死，京剧就传到日本国去了”。陈凯歌认为程蝶衣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只迷恋于自己的舞台：“我在《霸王别姬》拍完后有一天就琢磨这故事到底说了什么呢，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迷恋与背叛的故事，只迷恋于自己舞台的程蝶衣对一切世间的事情无感，不然段小楼也不会对他说：‘你也不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直到他最后黄钟尽毁，瓦釜齐鸣，烧了戏衣，别了舞台，把霸王留在心里头，舞台和人生的一元论在程蝶衣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最终的体现。”
陈凯歌对原小说最大的改动就是结局，原本小说结尾是写程蝶衣最终流落香港，改革开放后段小楼随团去香港演出，两人在浴室相遇，“我想李碧华的原意是要写他们袒膊相见吧，但是我觉得不够有力量。性格要素一定会驱使程蝶衣追随虞姬的步伐最终成全自己，因此他的死是他的个性唯一合乎逻辑的结局，我认为这个死亡在艺术上是成立的。因此我建议改成以程蝶衣的自刎结束全局，李碧华同意了。影片拍成后，她再版的小说中也采取了如此的结局处理，程蝶衣这样一个人物才真正完备了。”
《霸王别姬》成为经典，但陈凯歌也坦率表示听到过批评，认为这部电影说到底就是一个通俗故事，不过，陈凯歌说宁愿把这样的评价看成是一种表扬，“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和他的同乡、写过《芙蓉镇》的古华说，‘倘若你自己的创作太过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太深，你就无法去表现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也会使读者感到吃力’。这段话我读到之后对我很有启发，电影本身就是表现普通人的感情，一部电影当中的情感应当被观众接受到，故事在于怎么讲而不在于故事本身，阳光之下无新事，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也想起唐朝诗人温庭筠的一句诗，曾让我琢磨过很长时间。他写‘满宫明月梨花白’，我认为白字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个字了，一般难以入诗，但是它好就好在，这一个字把月光给写绝了。所以我觉得普通的字，普通的情感，不同的属于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一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
剧本讨论结束的时候，陈凯歌知道电影怎么拍了，可是这时候还没有找到扮演程蝶衣的人选。此时又要感谢徐枫的慧眼，她向陈凯歌推荐了张国荣，而这时的张国荣对陈凯歌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名字。
陈凯歌与张国荣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香港的文华酒店，就是那个十多年后，张国荣纵身一跃的酒店。因为剧本初稿没有完成，所以陈凯歌只能给张国荣口头讲述这个故事，这让他担心效果，因为陈凯歌说普通话，而张国荣是位说粤语的演员，“我怕我讲得打动不了他。”
对于张国荣是否适合扮演程蝶衣，陈凯歌开始甚至有些“排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演员，我的故事发生在国内，而他是个香港人，他能理解这样的角色吗？”当然，他也担心这个故事会被张国荣拒绝。
陈凯歌讲述之前，张国荣礼貌地问是否可以抽烟，得到同意后，张国荣一直在静静地听陈凯歌讲故事，默默地抽着烟，手指微微颤抖，“他一直没说话，一直静静地听着，有时候看看我，有时候不看，我就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当我全部讲完之后，我突然认定他就是程蝶衣，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坐在船头的人，这个故事之船动起来以后的湖光山色，时时在变化，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脸上有所反映，我不愿意说他是在演，他是紧追着程蝶衣，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达他，爱他。然后，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谢谢你为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张国荣的这句话让陈凯歌时隔二十多年仍清晰得如昨日发生，因为“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是我确定演员的漫长拍摄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一个演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用心地去体会一个人物的演员，他甚至还不知道这个角色最终是不是他，我挺感动，我的尴尬没了。”
之后，因为《末代皇帝》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尊龙也同意出演程蝶衣，相比之下，投资人显然更愿意选方便打开国际市场的尊龙，而非张国荣。但尊龙爱狗，要求带宠物狗来中国拍戏，结果办进关手续很麻烦，陈凯歌说：“这些问题让我有点不高兴了，可以说是发了脾气，其实我是真的希望这个谈判是谈不成的，我一直认为只有张国荣才能扮演这个角色。”
陈凯歌为此又去香港，跟张国荣说不要因为中间出现了波折而放弃这个角色，“他一口就答应了，说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北京学习，我说立即、马上，他在几天之后就来了北京。选定张国荣的过程就是这样，可以说出现了波折，但最后非常圆满。”
张国荣来北京时，剧组刚刚开始拍童年的戏，拍了6个月，张国荣就在北京呆了6个月，学京剧，也到片场看小演员们拍戏：“少年程蝶衣逃出戏班又返回来，听关师傅讲霸王别姬的故事，然后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这场戏，张国荣来片场了，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场景，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双臂抱着，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那场戏要狠打就只能打一次，所以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小演员叫尹治，打了自己十九个耳光之后牙床都已经出血了，可张国荣脸上纹丝不动，我一喊‘停’他掉头就走，一秒钟都没停。我本以为他会去安慰一下这个小演员，可是他没有。”
过了几天，陈凯歌看到张国荣把尹治叫过去说：“我和你拍张照片吧”，他搂着尹治坐在坐凳上拍了一张照片。“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拿尹治当他的前世看的。他就是要看到他自己在少年的时候遭了什么样的罪，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心人，这个场景真是让我挺难忘的。”
张国荣拍的第一天的戏是他和张丰毅在影楼里拍照片，“他还替丰毅抚平衣服，接着就是走到外面之后遇到学生抗日游行，学生们激情四溢地责骂了他们，他躲在了丰毅身后，我当时就感到真不像是第一天拍，他已经入戏很深。”
接着陈凯歌就发现，在拍戏过程中张国荣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说话。“有一次拍他在恭王府里头穿着一身洗旧了的中山服，戴着一副塑料边的眼镜，提着一个人造革的皮包，穿着一双凉鞋，他提出说要换一双白袜子。穿上开机以后他要走过一个地上全是煤渣的走廊，他停住，提起他的脚抖了抖。这个镜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泪目了，像他扮演的程蝶衣这样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不死才怪。人有洁癖世同嫌，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他，但他就用这样一个动作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么一个破旧的小院，铺满煤渣的走廊，怎么也掩不住这么一个演员的绝代风华。”
电影停机不久，杀青宴吃过，陈凯歌一天夜里突然梦见张国荣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走进来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从此告别了”。陈凯歌立刻惊醒，“不知何故就掉眼泪，后来回想，此时距离他离世还有十年，但似乎这个梦就预示了他最后的结局。我总觉得张国荣这个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程蝶衣，扮演程蝶衣就是他的宿命，他到底还是用人戏不分，自行了断的方式为程蝶衣画上了句号。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到底《霸王别姬》不是关于社会的，不是关于时代的，也不是关于集体的，而是关于一个人的。从我自己的体会讲，艺术永远是关于个人。”
张丰毅将段小楼演得丝丝入扣，陈凯歌对其同样大加赞赏，有一场被打的戏，饰演关师傅的吕齐老师下手挺重的，陈凯歌说想着丰毅这么大腕儿，要真打恐怕不合适，要不做个护具，“丰毅就过来了，他说：‘不仅要打，而且要真打，不仅要真打，还得露肉’。他自己往板凳上一趴，裤子一褪，连徐枫女士在旁边都看得不忍。戏拍完十年之后，有一次丰毅见到我就和我说，《霸王别姬》里面他和程蝶衣说改天去逛逛窑子的时候，有一个搓手的动作是我告诉他去做的，他说有人告诉他这个动作不好，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了。我并不在意这个动作是好还是不好，而是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琢磨着这件事儿，他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种人也是戏痴了。”
在陈凯歌看来，张丰毅是出名的硬汉，本身性格就是这样，拍摄时，张丰毅说他别的戏都行，就是哭费劲，到了菊仙流产要抓程蝶衣这场戏的时候，“我说你这时候不掉泪什么时候掉泪呢？他说你给我说点儿能让我掉泪的话行吗?我说行，于是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只剩下我们俩，当时他所站的位置就离要拍的机位一步之遥，我就说了一点儿关于我们父母的事儿，他听我说完掉头就站那儿，热泪盈眶。”
陈凯歌回忆说，当年他和张丰毅提的就是老辈儿的事，“提起我们四十多年前的不堪，说到丰毅父亲时，丰毅掉眼泪了。”
从《霸王别姬》开始拍，陈凯歌说自己就处于一种极度的惴惴不安之中，因为父亲陈怀皑在开机前一个月确诊是肺癌，“在这紧张拍摄的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都是我的制片主任白玉和我的妹妹陈凯燕去照应父亲，我内心当时是极度不安的状态。我父亲这辈人真是经历了大沧桑，但是他也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个人的悲情情愫可能也糅杂到了这个电影中间。”
拍摄时无法看望父亲，陈凯歌只能劝自己“素衣莫起轻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也许到了清明，父亲就能好了，“但最终他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两年以后还是走了，所以《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永远和我的亲情融合在了一起。我到戛纳得奖之后拿着奖杯回到家，那个时候距离他离开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拿着奖杯拍了张照片，拍的时候那笑容真像个小孩儿。”
因为拍摄《霸王别姬》，陈凯歌也有机会在北京城内四处乱走，“王府、故宫、公园、道观、寺庙，各种各样的地方。现在有一种很深的感叹，就是老北京已经消失了，而《霸王别姬》这样的故事，《霸王别姬》中间的人物都是依附于这座城市的，当这座城市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样的人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